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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庀陆谥平糠菜氖咄蛉耍酱摇３醪灰庖晕笈辶矫丁癡”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袁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
——“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 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 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
——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
——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毕生；武科毕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枪杆与政权，智慧和机运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
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 coup d‘etat） ，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
——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圃父，有此wisdom 而无此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声“ 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 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略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论chance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就。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
——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wisdom 呢？
不才之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 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 这几十个大博士、“全A 生”，来联合造反呢？！
——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间，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 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 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团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 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
——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 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下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