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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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苏维埃政权”时代,毛泽东的“枪杆出政权”的法则, 在其著作中也讲明“蒋介石是我们的老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蒋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师孙文“以俄为师”教训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蒋就不再以俄为师了;最后弄出个“独裁无当,民主无量”的失败结果。千秋大业,及身而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寻中山“以俄为师”和什么“三大政策”的本末。从公开史料到中俄秘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考据,都无关宏旨。
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 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
“以俄为师”只是个阶段
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
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
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
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
现阶段也应有个主题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
注释
①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
②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零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
③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
④笔者遍翻《国父全集》、《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
⑤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
⑥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零三、一四零;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
⑦《团结报》(北京政协发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
⑧见注④。
⑨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
⑩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
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
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
孙文提出这口号足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
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零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车。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
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 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众国为说英语的多民族国家。 十九世纪末时,诸欧洲民族国家之成长与争雄,实促成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 的滥觞时代,尤其是德、意两国之统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马志尼、加富尔等之传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民族主义小说均脍炙人口,俨然时代精神也。
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
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下鲜。黄巾、白蓬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
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例,他的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 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由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零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零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忆三零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义(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
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
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一九零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零。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
“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 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零),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
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我的回忆》,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
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夥,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