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2期-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因此在《回家》中也有那类人物。
品特：对。（他笑了出来。）
问：你喜欢描绘那些人物的什么呢？
品特：我想了解他们的真实，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试图去谴责他们，当然也不为他们辩解——只是去描述他们。而我也认识到他们最终还是软弱无能的。
顺便提一句，明年7月在美国林肯中心将会有我的一场戏剧节，我要扮演《出路》中的尼古拉这个角色。我喜欢当演员，尽管我憎恶这个形象，他可是个凶手。但我会尽全力诠释他独特的丰富内涵。
问：你曾记述过作为一个作家和你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冲突，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品特：我是说，如果我试图去阻止人物形象的活动，他们会反抗的。人物形象也有它们自己的生命，这并不奇怪。
问：你是否尝试过不去按照人物形象的意愿来写作呢？
品特：没有，我不会。作为作者，你的手里还是有条皮带的。就像你牵着一条狗，你可以让狗四处跑动，但你最终能用手中的皮带把它拉回来。我是能控制住它们的。但最令人兴奋的是，如果你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看看它到底会发生什么？狗会四处跑动，遇见人会咬，会爬树，会掉进湖里，湿淋淋的，你就让一切自然地发生。那也是写剧本让人兴奋的地方——就让事情自由地发展，但手里最后仍要抓着皮带。
问：在你网址上有“1958年，我写了下面的话：‘实与虚之间并无明确的分别，真与假也是如此。一事未必非真即假；它可能亦真亦假’。”接着你又做了解释，“我相信这些观点在运用到探究艺术的真实性时仍是讲得通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支持这种看法，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不赞同。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要问：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和体验对你来说矛盾吗？
品特：我认为并不矛盾。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你写一部虚构性的作品时，你是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很不一样。它是想像的世界。在我们不确切地称为艺术的作品中，对于真实和虚假，你不能做出明确的界定。你只要让笔下的世界自己展现，自己表述就可以了。而在我看来，在现实的、具体的世界中，要区分真实和虚假还是很容易的。我们被告知的许多言论都是虚假的。总的看来，真实被遮蔽了，我们不得不处处进行开掘、展现和反抗。
我认为，即使到现在我所说的还是不容变通的。当然，在艺术和生活之间还是有着相应的一致。这是必然的。否则，艺术表现什么呢？但它确实是复杂的，我们想像的世界和人类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在我看来，政治问题根本就不复杂。
问：“我们被告知的许多言论都是虚假的”是指什么呢？
品特：这个是说，把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称为民主政体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指“民主政体”这个词语。
问：它所展示的内涵也是无意义的？
品特：是的。
问：因此，作为一种思想也没什么……
品特：不，不。（他笑了笑。）它是令人尊重的很好的思想。但我们被告知的不是谎言，就是一堆废话。我们的民主政体宣传机构明显是虚伪的。他们欺骗谁呢？问题就在于，他们想方设法去欺骗绝大多数的民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亲爱的父亲，他是在九十六岁时去世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精力充沛的人。我记得他常说，“但是报纸上是这样说的。我是说因为报纸上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政府、商业和媒体之间确实是同谋关系，虽然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接受的。我认为权力机构实质上是轻视民众的，因为这是它们得以幸存的方式。但他们说的则相反，他们说，“我们爱护你们”，还有奥威尔式的说法：“我们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甚至当他们虐待民众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我们爱护你们。请信赖我们。”让我吃惊的话还有，“我们通过虐待你们来顾及你们的最大利益。”
你知道，T。S。艾略特说过，“不要期望老人会平静。”因此，你也不会在我这儿看到平静，因为我越来越对那种谎言感到厌恶。
问：你所说的是什么样的虐待呢？
品特：各种各样的虐待行为，包括你和我所写的关于在美国监狱的虐待囚犯行为。我不是说美国会声称他们正在顾及监狱中两百万人的最大利益。但他们会说，他们正在顾及社会的最大利益。其实他们不是，很久以来就不是。他们做的是相反的事情。他们总是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过错而压制民众团体。如美国2000年的总统选举，在佛罗里达州一定数量的黑人选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剥夺了选举权，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问：是的。我认为像你这样的英国作家在《新国际主义者》中谈论美国监狱的问题或许会让美国的读者感到吃惊。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涉入虐待囚犯这一问题的。
品特：我是在做调查的时候逐渐了解的。我在美国有一两个朋友，他们能让我得到最新的消息和报道，但他们在美国则被左右围攻。
问：你指他们是左翼人士？
品特：是的。他们受到围困，被孤立，但他们仍在那里，所以我能有新的消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我读了许多关于美国监狱的资料。当然，两年前我也读过特赦国际组织关于防暴皮带和电椅的报道。接着，我在英国做了许多这方面的演讲。因为我认为它不仅是美国国内的事件，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既然美国对这个世界发表了那么多的声明，我认为我有权利对在美国发生的事实做出声明。
问：发表这些关于美国的言论，你没有什么顾虑吗？
品特：我没有什么不安的。人们并不喜欢——这儿的人们不喜欢这个。
问：真的吗？
品特：是这样。我在这儿都声名狼藉了，这点我并没有夸大。事实上，我很不受欢迎，因为你不得不考虑到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美国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但我不那么认为。
我认为海湾战争是个耻辱。北约各国联合轰炸南斯拉夫是另一个耻辱，这还是说得婉转了些。
在轰炸南斯拉夫期间，荣格精神分析研究所请我去做演讲。我对那个请我的组织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想让我去做演讲呢？”他知道我的立场。他说，“我认为，他们会感兴趣。”
总之，我写了篇演讲稿。依照我的观点，交待了轰炸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它意味着什么，还特别提到了“人道主义干涉”、“人道主义价值”、“文明价值”这些术语。接着，我对美国的刑法系统做了一篇很长的演讲。那次演讲有二百五十人挤在那里听，没人说，“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许多问题上都被人攻击，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事实。
很显然，美国政府打着“人道主义干涉” 的旗号将两百万人关进他们的监狱，并且无视他们的尊严。而同一个政府却在宣扬，“我们正按照人道主义的观念来行事。”我认为这些言语是十足的废话。
因此，我经常寻找在语言和事实之间的差距。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也是我对政治既好奇又反感的根源所在。
问：那么，现在谈谈你的国家，你觉得工党背叛了它基本的允诺了吗？
品特：是的，绝对。我能很强烈地体会到。我是说这个国家正在被出卖，这和它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相距甚远。
问：你是指什么？
品特：这个国家的私有化，让人很难忍受。我们的铁路现在私有化了。自从它们私有化以来，在十八个月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两起撞车事故。这让人简直无法相信。两起撞车事故导致了大约六十人死亡。这和列车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有关，私营者说他们买不起安全设施。在安全方面没什么利润。在工厂也一样，没有实行安全措施，因为那是要厂主花钱的。谁来关心这个问题呢？铁路正处在危机的状态，这完全是国家的一个丑闻。
这儿的自来水也私有化了。特别是在干旱的地区，人们要付高价的水费，但水仍然紧缺。在水的分配问题上也没有合理的临时措施。而这些公司的董事则从中赚了几百万英镑。铁路也是如此，董事们玩忽职守地赚了两千七百万英镑。然后，他们去打高尔夫。
这就是继撒切尔时期以来政府的发展状况。因为这个政府只对大生意感兴趣。他们围绕着把钱花在这儿、那儿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而争吵不休。所有的公用事业都是一片混乱。因此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已经虚有其表很多年了。
问：在你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品特：我不知道，真的。我说不出有什么改变或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疯狂地陷入了一场恋爱之中。我很早熟，爱上了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女孩。虽然不是她的错，但我很不开心。我是说，我们从小就有固定的交往，但事实上，她心里有了别人，再也不属于我了……
我写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诗。你知道，我父亲是个裁缝。他经常很早就起床工作了。一天，他下楼发现了我。大概是在早晨的六点半。我正坐在餐桌旁写诗，都快流出眼泪了。他很粗暴地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爸爸。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拿起我写的东西看了看，然后把它还给我，只是拍了拍我的头，就去工作了。他再也没提过这件事。他没说，“把那垃圾扔了吧！”或诸如此类的话。他知道我正在经受爱情的痛苦。为此我一直很爱戴他。
问：你有崇拜的人物吗？他们是谁？
品特：（笑了笑。）詹姆斯·乔伊斯。我喜欢他的《尤利西斯》。还有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有其他的一两个人。
问：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吗？
品特：是的。还有他们的独立精神。很少有人了解巴赫，他只做自己的音乐。这点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胡明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邮政编码273165）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委内瑞拉］阿马多·杜兰 访 尹承东 译
你为什么写作？
我开始写作纯属偶然，只是为了向一个朋友表明，我这一代人是可以出作家的。
以后呢？
以后就陷入了为兴趣而继续写作的圈套，再后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写作更让我喜欢的事情了；现在我面临一个比一切圈套都更危险的圈套，这就是要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买了我的小说的10万个陌生人表明，这本书（指《百年孤独》——译者）并非像一位评论家说得那样是出于我的突发奇想，而是，简单说来，是我用了许多年的时间学着写出来的，而且，我还有“油”写其他的故事。
很多人都陷入这个最危险的圈套了。
但是我不会。我既不为评论家的称赞而写作，也不为读者的贪婪而写作；其证明是我在15年内出版了4本书总共才卖了5000册左右。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写下去。实际上，我之所以写作，简单说来就是我喜欢把事情讲给我的朋友们听。
现在你已经证明了你那一代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那么你怎么看你作为作家的自己？
我看还是死了的好。对一个没有才华写出成功文学作品的人来说，最糟糕的就是在一个不习惯出有成就作家的大陆上出版一部像香肠一样出售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我的情况。我拒绝把自己变成一个节目；我讨厌电视，讨厌作家代表大会，讨厌报告会和演讲，讨厌知识分子生活。我想把自己关在屋里，离开我的读者一万公里。即便这样，我的私生活还是很少。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家总是像一个公共市场。这是我最近半个月内第四次接受采访了。
既然你不愿意，为什么还接受这次采访？
首先，因为我自己也作了多年的记者，如果我拒绝一位新闻记者采访，会觉得自己不忠于自己的职业。第二，这是一次为委内瑞拉的采访，我在那儿呆过，对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那儿有着愉快和伤心的回忆，尽管我觉得加拉加斯是一座恐怖的、非真实的、非人性的城市。1958年我第一次到那儿，迎接我的是一场空袭；去年我第二次到那儿，迎接我的是一场地震。第三，为了结束这种无意义的洪水般的采访，我决定尽量多地接受采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它可以最后使所有的人都讨厌我，让我跟采访的题目一样贫乏无味。
影响问题
新闻和电影是与叙事文学关系密切的两种表现形式，你在这两个领域都有体验。我认为新闻是把一种必然贫乏的语言强加给作家，而电影工作承担的义务是如此之多，最终要破坏作家的创作才能。自然，新闻和电影也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观察我们周围的现实，但是它们仍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这两种职业我都从事过，不是我抛弃了它们，而是它们抛弃了我。我很喜欢当记者，这是讲述最新发生的事情的最佳岗位。但是，由于我成绩十分突出，报纸的领导者们把我提升为出版者或编辑部主任，以便给我增加工资。可我讨厌坐在写字台后面。不像你刚才说得那样，新闻把一种必然贫乏的语言强加给作家。问题是报社的领导人把记者放到学徒的等级上，而一旦记者们真的把本领学到手，其语言也就不再贫乏。那时，他们就被安置在一张写字台后面处理世界事务。在那个位置上，他们成为一个议员要比成为一个作家更容易。
相反，电影是个集体创作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部电影，在制片人的办公桌上念了10次，也不得不彻底改了10次。到最后，我原来的故事惟一留下的就是一个持枪强盗织袜子的两分钟的场景了。幸好，电影还不错，但是它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