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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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三联书店，1980年
《宋子文传》，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武汉出版社，1993年
《顾维钧回忆录（5）》，中华书局，1987年
《抓住龙尾》，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斯诺文集（2）》，新华出版社，1984年
《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1955年
《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石源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大块文章
王 蒙
一 慎重的快乐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人帮”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己方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开始重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忿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
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首先是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
郝关中老夫子几次对我说：“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常识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与形状行状都定成了右派，什么创世功业，什么威猛泰山，什么辉煌旭日、雄辩江海、千钧霹雳、万里东风、玉宇澄清、乾坤扭转、新纪元新篇章新发明，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霄汉、上九天、反潮流、光芒万丈、光焰无际……不是早晚会稀里哗啦，踢里突鲁的吗？
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犟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
而春风在悄悄地吹着，回到常识的过程日进百米。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指名道姓地歌颂当时的领导人华与叶，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甚至于我认为“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我赞美诗与数理化都是智慧的硕果，文化的奇葩。远在八十年代福建学者林兴宅提出最高的诗是数学之前。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此前或此后，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领导研究了，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话，说是：
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
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他的那根尾巴，那根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
《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种了许多南瓜，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方式。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地可叹啊。
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帜。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 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组织的果实，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家个人，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艺术服务政治，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仔。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的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当。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为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绝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难不住咱们！”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
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的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
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暗呜，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划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雨，瑞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飞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稭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