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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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一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例如在天子直属区“五百里甸服”的范围内就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纳贡标准：一百里内割下来的作物连穗带秆起交，二百里内只交谷穗，三百里内交谷子，四百里内交粗米，五百里内交精米。实际实行的制度虽不可能如此刻板，但运输能力显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并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所以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只能胎死腹中。
大九州说
正因为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另外几种九州的方案，如《周礼》（也是托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
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学说，大意是这样的（今译）：
儒家所谓的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内部有九个州，就是大禹划定的，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共有九个，这才是九州。在九州的周围有大海包围，人类和动物都无法来往。这样的九州合起来又是一个州，像这样的单位也有九个，在它们的周围有更大的海洋包围着，这就到了天地的边缘。
这种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来往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具备这样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不到的。而在战国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应纳贡赋的等级和物产等；都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镂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中。
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国变得越国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向秦国，并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茫茫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在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二 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了。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止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级政区）和一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蓝图早已成为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８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议，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乾隆“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国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篇奇文在今天看来固然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乾隆帝引为自豪的纪录：“英夷”不远万里来效忠，遣使纳贡；尽管不识大体提出不合常规的要求，但经过“严加驳斥”，便恭顺遵奉了。因此不仅由史官载入国史，还命边臣将这道敕谕抄录，以便遵照妥办。所幸乾隆早死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以后英国国王用枪炮表示的“恭顺”和爱新觉罗子孙用国土和主权所作的一次次“赏赐”。
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上面这道敕谕和《清实录》、《东华录》等大清官方记载，考订出１８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一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寻求清朝的庇护，才不远万里来归顺输诚。
这固然是近于儿戏的假设，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外国传以及本纪、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学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
长城的价值
传统的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在这种矛盾认识的支配和影响下，对仅仅作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边防的长城就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大概绝少，但真正了解长城的却并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古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加到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上赞叹这“二千年的奇迹”。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就连长城的影子都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的南郊，像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