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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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新闻热点与轰动效应的，他要向全国的重要报刊披露。
文章是够尖锐的了，他发出去足足20份，其中有《南方周末》、《新民晚报》、《今晚报》等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从他将文章寄出去的那天起，他就开始等着回音，我也与他一样等待着媒体的反应。但是，曲颉没有等来任何回音，我倒是等来了几个电话。在曲颉文章寄出去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柴达木书记的电话。他说张建伟给他打电话了，听说我要追究这件事情。他说张建伟让他给我说说情，别让我追究这件事。我对书记说，他这是抄袭呀。抄袭是违法的呀！书记说，张建伟到柴达木来，是我接待的呀，他是受中央某部委派来专门写秦文贵的。是为宣传我们柴达木宣传秦文贵来的，再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们两个闹起来。书记苦口婆心劝了我一番，中心意思，就是劝我不要追究了。我问书记他张建伟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抄袭行为？书记的话里话外，并没有说张建伟有任何向我表示歉意或赔礼道歉的意思。我对书记说，你的好意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让张建伟抄袭了吗？你肯定不会让他去抄袭我的书的！他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应该重视起来。如果他张建伟能够认识到错误，想找我赔礼道歉，我随时会欢迎的。
这以后，不断又有电话打来，有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新闻界的人士，这些人既与张建伟认识，也与我认识。他们打这些电话的目的，似乎是受了某种委托，要探知一下我的下一步举动。
我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并不想与张建伟过不去，我可以给他充分的时间去权衡，从他的书出版到我们同台领奖，到我确凿认定了他抄袭的行为，甚至到了曲颉的文章邮寄出去，已经一年多了。这么长时间他如果有一点忏悔意识，他是有足够机会诚恳地坐下来，当面赔个不是，不就了结了？甚至他可以找我们共同的熟人或朋友进行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在书记的电话之后，我还抱着等他张建伟给我打个电话的准备。
然而，我的一切善意均遭到嘲弄。
我始终不明白，赔个不是，承认错误对他就这样难？
3“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曲颉的文章石沉大海。曲颉与相关媒体联系了，对方认为不好发。北京的报纸不好发，外地的报纸也不好发，就连网络也认为不好发。网络上有规定，一般不能发原稿，他们通常的方式只能是在一家报纸上发了之后，才能够给予转载。可是，哪一家报纸能够率先刊发呢？我感觉有一层很厚的冰层，在捂着盖着这件事情，要想一下子捅开，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设法去撬。而撬是需要有缝隙的，我苦于连缝隙都找不到。
我非常感谢北京一家不大的网站——益博华图书网。这家网站有位年轻记者，他充满正义感地在北京各大媒体间奔波，他呼吁披露这个令人震惊的抄袭事件：
打官司的滋味儿（5）
而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通过电话、传真、伊妹儿多种方式向媒体报料，希望媒体采访报道，却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记者》一文中这样描述记者：一家以揭露黑幕著称的媒体的记者懒洋洋地说：“为什么让我们去？你自己不可以来吗？”另一家媒体的主编大人跟着是一气炮轰：“你有证据吗？有审判结果了吗？你学没学过新闻？”而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记者刚接通电话就说：“我们现在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来处理，你先发一个传真吧，如果有价值我们再联系。”总算有一家报纸的总编感兴趣，可当听说作假者是张建伟时态度立刻来了个大转弯：“张建伟是我的朋友，恐怕这件事情难办……”——电话遭遇记者之外，数十家媒体没有一家对传真和伊妹儿作出反应，甚至连一个答复也没有。
这是千龙网的阿良先生在2001年1月9日千龙视野刊发的文章《张建伟亵渎柴达木 刘元举让他吃官司》中的一段文字，阿良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呐喊着发出这样的诘问：“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当厚厚冰层压得我一筹莫展时，有天晚上，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区号，但号码却是陌生的。我不禁在心下里合计：这是谁呢？
当时，千龙网叫千龙新闻网，可我对于这家北京市官方搞的网站闻所未闻。电话是阿良打来的，他说他正在路上，问我的座机电话，并说半小时后，打到我的座机上。
于是，半小时后，阿良通过电话首次采访了我。这便是千龙网上第一次将这件事情披露出来，题为《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时间为（20010104 01∶56∶18）。阿良认为：“这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第一件剽窃案。”
可以说阿良的文章有石破天惊的效果。文章刊出之后，我注意到网友们的反响极其强烈，尽管用词有的激烈；有的欠妥，但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这起事件的态度，现选几条实录如下：网友 洱海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22∶42听到这个消息，我不惊讶！张建伟是在我上大学时就已知道的人物，当时他曾被老师作为知名记者来讲课，但大邱庄的报道足可以见其为人如何了，有才未必有德。现在的新闻记者又有几人深夜扪心自问呢？
网友 老涂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21∶38
1听说，张建伟采访都不记笔记，随手划拉几个自己认为重要的数据就行了。
2张落到这一步，我为一向喜欢的编辑李大同感到难受——好人哪，说了张那么多好话……（以下的话太难听，故删去）
网友 有一个很久都想问的疑问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21∶28
为什么北京的媒体都不报“二张”事件？难道就仅仅因为他们背后是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才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
网友 爆震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19∶47
我就是记者，我不同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记者，任何行业都有败类。
当然，我对张建伟这样的败类除了愤恨，更多的是鄙视。
网友 反盗版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18∶27
我与张共事多年，张是一个功利心极强的人。
这样的人是新闻界的耻辱，《中国青年报》和有关部门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网友 QWE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9∶54
张建伟本来就是靠和圈内人相互吹捧成名的。如此大段落大段落的抄袭，说明
张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获得那么高的奖项。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们当中有记者，也有张建伟身边的熟人。但记
者与记者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张建伟看到这些网友的文字会作何反应。
第二天，我接到了书记的电话。他说张建伟又给他打电话了。从书记的口气，我感觉到了张建伟已经看到了网上的文章了。他可能也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而且已经开始燃烧起来了。问题是，他所采取的态度。他怕火烧起来，他想扑灭火，但是，怎么扑？他采取的方式令我无法接受，甚至越来越令我不能容忍！许多朋友事后都替他惋惜，说他应该主动找我赔礼道歉。而且，说这些话的朋友都深知我的为人，他们知道我是个经不住别人两句好话的人，何况，都是吃写作这碗饭的。其实，当初我们一同登台领奖时，我就在期待着张建伟能够回过头来，能够走到我的身边，跟我说道说道。假如他当时能够有点真诚的话，我肯定不会再追究这起抄袭事件了。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厚道的人也不可能不给人家以承认错误的机会。事实上，后来即便走上了法庭，我也三番五次地给予了张建伟这样的机会。
书记当时是用一种惋惜的口气说：呀，网上像着了火一样，张建伟不希望这样。我说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我得知道他想怎么办。书记说，他想要你的电话，我可以告诉他吗？
我说当然可以。书记又息事宁人地劝了一番，当然，他也认为我的想法有道理。因为毕竟张建伟对于他的错误没有承认，也没有说要找我和解。
书记将我的电话给了张建伟。我想，可能他会给我打电话的。如果他打来了，那就好说了。这之后，我接过几个电话，有北京方面打来的，是我的熟人，也是张建伟的熟人。我感觉这样的电话意义更多的是在试探我，或者说，对方很想知道下一步我会采取什么措施。我等待着张建伟的电话，我也希望他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错误。用书记的话，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你们两人成为仇敌。我赞同书记的说法，也并不希望与张建伟为敌，我愿意给他机会，我始终在等待，我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6）
既然已经在网上把冰层烧开了个窟窿，那就应该将所有的冰层烤化燃沸。我以为媒体会因此而形成一股热潮，会唤起人们对于这起抄袭侵权事件的关注，从而给张建伟形成更大的压力，使他受到教育，承认错误，挽回影响。
但是，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我对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估计太不足了！
阿良的文章似乎仅限于网络，还没有在平面媒体构成多少冲击。除了被《羊城晚报》等极少数的媒体转载之外，更多的还是沉默与木然。
为了让北京的主流媒体了解这起侵权事件，也是为了维护我的著作权益，我到北京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要向与会的有关记者公布，我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说我当初只是想通过媒体将侵权者不那么光彩的行为予以披露，使得更多人知道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媒体的沉默终于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是不诉诸法律，你就永远讨不回公道。而诉诸法律，也只能是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因为报纸有规定：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他们就不能刊发此类文章，就是说，只有法院受理了这个侵权官司，报纸才肯披露。
于是，我请了律师，并且与我的律师赵星奇一道在北京一个叫做五福的饭店里搞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那一天是2001年1月8日，到场的十几位记者大都来自北京的媒体方面。也有我们当地来的记者，她是《辽宁法制报》主编专门派来的。
《辽宁法制报》是第一家刊出张建伟《蝉蜕的翅膀》抄袭《西部生命》这一消息的，是记者王海宏写的，她先写了一条短消息，到北京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又写了大半版做以翔实报道。家乡的报纸关键时刻给予我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动。
所谓发布会，也无非是将十几个记者召集来，说明一下情况，没有任何红包之类的酬谢。到会的记者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他们感觉很惊讶，因为抄袭者确实是有影响的名人，而这样有名的人物还抄袭，确实不可思议。他们当场问了我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其中有的记者给张建伟打电话，想在电话中采访他。但是，他们说，张建伟说他现在不说话。
现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不说，而是没有到说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是他该说话的时候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买报纸。我们当时住在西单附近的京海宾馆。走了几个报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来署名为张瑞玲的记者写的消息，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到了中午时，有的记者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发不出去，而发不出去的原因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文字。上边一个电话，还没有留姓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管理方式在我听起来真新鲜。我几乎以为这是说话者的杜撰。但，据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也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这位主任问：是什么人打来的？为什么只是一个不留名的电话而不是文件？主编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内容地一笑。
同样的消息，我分别从不同的报社听到了。据说这种打电话通知的方式，是一种很严肃的管理方式。那么，上边究竟什么人在打这样的电话？为什么这样具有神威？为什么还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究竟是张建伟的神通还是支持他的复杂背景？
看来，我所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事情了。至于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没有数。
4 走向遥远而神圣的法庭
或许因为这种封杀，反倒激起了我的维护权益的勇气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经加入了世贸的中国，会有人真的能够公开支持一个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即使真的支持，那么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过法律弄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许多打过官司的人都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余悸横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里去说理呢？你想说的话可人家一个电话通知，就让你无法说出来。让你只能憋着忍着，好像你没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单位中国××报社的地址海运仓，其所辖地是在北京市东城区，因而我们就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昨晚的发布会上，我们也向记者们披露要到东城区人民法院递诉状。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报报道的，也是我们要去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们上午九时许，打车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条小巷内，巷口处有标示。这种灰色调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进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檐挂着一长溜冰溜子。曲颉是个摄影爱好者，他在这个巷子的冰溜子下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