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作者:伊文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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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江青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