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三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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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之时，刘敬
却不失时宜地献上了“和亲”之策。
刘敬作为刘邦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的对比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汉初天下初定，士卒疲惫不堪，而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不可以用武力征服；冒顿杀父自立，崇尚威力，又不可以用“仁义”说服。安抚匈奴最好的方法只能是“和亲”。刘敬或许是从陈平在平城之战时所献的“美人计”中获得某些灵感，建议刘邦将嫡长公主嫁与冒顿单于，再奉送丰厚的嫁妆，匈奴仰慕汉公主尊贵的身分，又贪图汉廷的财富，必然立公主为阏氏，生子必定为太子。这样，冒顿活着是陛下的子婿；死后，陛下的外孙继立为单于，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外孙敢与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他还特意告诫刘邦，如果不以嫡长公主和亲，而以宗室女冒充公主出嫁，一旦被匈奴得知真情，必定有害无益。刘敬这时大概又忘记了冒顿是如何残忍地射杀亲生父亲而登上单于宝座的，备受宠爱的阏氏又是如何被转送给东胡王的事实，怎么可能被婚姻的纽带束缚住手脚，俯首帖耳地向汉帝称臣呢！这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张，刘邦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也只能全盘采纳，准备遣鲁元公主出塞，与匈奴和亲。
不料，吕后可舍不得将唯一的亲生女儿送至“蛮夷”之地，投入冒顿的虎口，因此哭泣不止，刘邦不得已，只好另找一位宗室姑娘冒充公主，命刘敬出使匈奴和亲。
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刘敬奉命出使，与匈奴正式缔结和亲之约。除了以“公主”嫁与单于，厚赠奁资外，主要的条款有三项：一是每年都要奉送一定数量的金、絮、缯、酒、米、食物等物品；二是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三是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发动对匈奴战争时止，和亲是汉廷对匈奴的最基本的一项政策，一直实行六十多年的时间。
显然，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是在汉朝中央政‘府与匈奴地方政‘府在双方力量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委曲求全，以女子金帛来换取边境暂时安宁的政策。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汉廷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年都要向匈奴奉送大量的财物。虽然美其名曰“和亲”，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贡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的物品已经不能满足匈奴贵族愈加贪婪的欲望，不仅贡纳的品种不断地增加，金帛絮丝等贵重物品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在汉初经济还十分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当然，和亲的作用并不完全都是消极的，对于汉匈双方也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关市的开通，匈奴用畜产品与汉民族地区交换农产品与手工制品，特别是金属器具，对于改变匈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以及对汉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民间的往来都有一定益处。汉匈双方结为兄弟，以长城为界，彼此自守，互不侵犯，这也是一项有利于两族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的明智措施。如果汉匈双方、尤其是匈奴当时能切实地遵守这些约定，对于消弭边境的紧张局势，使汉匈人民和平相处都是大有益处的。
然而，对于汉朝君臣来说，此时的“和亲”是在平城之战惨败阴影的笼罩之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不仅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在历来恪守华夷之辨的汉人心理上也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汉文帝时，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上疏陈述政事时说：汉天子为天下之首，而匈奴不过是天下之足，如今堂堂的中原大国竟然受制于人口不及汉地一大县的区区匈奴，这种本末倒置、足居首上的怪异现象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可为流涕叹息。这种深深潜伏在许多汉人中间对所谓“蛮夷”轻蔑的心理，连汉匈和亲时结为兄弟的约定从内心深处都不愿意接受，更何况汉廷每年还要向匈奴贡纳大量的财富，卑躬屈膝地乞求与匈奴和好呢！而在匈奴一方，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已经形成一种崇尚武力，恃强陵弱，以攻侵掳掠为荣耀的民族性格。失败者本来就应该匍匐在胜利者的足下，贡献女子财富，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冒顿单于时击败东胡，老上单于时征服西域诸国，都是如此办理的。文帝六年（前174年），曾是汉朝宦官的中行说因为不满朝廷强迫其奉送宗室女至匈奴与老上单于和亲，到大漠后就归降匈奴，成为老上单于的亲信谋臣。他在反驳汉使对匈奴习俗的责难时说：匈奴从来都是以攻战为事业，本来就不需讲求什么礼义。汉廷每年须将向匈奴输送的缯、絮、米、蘖（音聂，酿酒用的酒曲）准备好，数量要充足，质量应完好，何必喋喋不休地指责匈奴的习俗。否则，等到秋高气爽、牛肥马壮之时，匈奴的战马就要驰骋在中原，践踏汉人的庄稼了！言语虽然简略，意思却非常明确，表明所谓的“和亲”对匈奴也不存在着多少约束力。据史料记载，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时，汉朝多次以宗室女嫁与匈奴冒顿、老上、军臣单于为阏氏，这些肩负“和亲”重任的汉族姑娘至匈奴后的命运如何，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名字也无人知晓，仅此一端，就不难判断汉初和亲的效果如何了。
事实也是如此，就在刘敬赴匈奴约定和亲的同时，在北部边境上仍旧是狼烟滚滚，鼙鼓声声，韩王信与其部将赵利、王黄和匈奴联兵，屡次侵扰代、雁门、云中等边郡。高祖十年（前197年），被刘邦视为心腹将领、负责赵、代二地边防事宜的代相陈稀反叛，与王黄等联合匈奴攻掠边郡，迫使刘邦不得不拖着重病之身，再次亲赴北境讨伐陈希十二年，韩王信、陈稀之乱刚刚平定，燕王卢绾又因受到朝廷猜疑，率其家属、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又与匈奴联兵侵掠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以东地区。匈奴与汉朝叛臣相互勾结，侵扰气焰更加炽盛。直至汉高祖刘邦去世，北部边境从东到西，战事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惠帝即位后，冒顿单于对于汉朝君臣似乎更不放在眼中。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单于致书实际主持汉廷朝政的吕后，自诩为“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的“孤偾之君”，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露骨地对汉廷进行威胁，并以极其侮慢的语言戏弄吕后。这样的一封“国书”，对于汉廷无疑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挑衅。吕后得书后异常震怒，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吕后的妹夫、勇将樊哙慷慨陈辞，愿率十万大军奋击匈奴；群臣为了阿谀吕后，也都随声附和。唯独中郎将季布痛斥樊哙说：“当年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在于平城时，樊哙也在军中，却无任何作为，而今怎么可能仅率十万大军就横行于匈奴呢？如今天下初定，百姓疮痍未平，樊哙又欲妄动兵革，扰乱天下，罪不可赦！”在季布的全力规谏之下，吕后冷静下来，自觉并无把握战胜匈奴，于是令人回写一封措辞谦卑的信件作为答复，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
顿单于，继续与匈奴和亲。在吕后统治时期，朝廷再也不复议出击匈奴之事。
文帝、景帝时期，尽管继续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每年都要忍受巨大的财政损失，把大量的财富通过和亲的方式转输到匈奴权贵的庭帐之中，但是仍然不能保障北方地区的安宁及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制作精美的缯絮等物品进入匈奴，反而在一定程度刺激了匈奴权贵们的贪欲。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位于北境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代郡、上谷、辽东等郡，经常受到匈奴军队的侵掠，铁骑所到之处，蹂躏庄稼，洗劫财产，杀戮吏民，抄掠人口，十分残暴。这种情况，正如文帝六年（前174年）答复冒顿单于书中所说：汉与匈奴结为兄弟，馈赠单于财物甚为丰厚；而不守盟约、间离兄弟之情的责任常常在匈奴一方。虽然如此，汉中央政‘府在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姓诸侯王被铲除，同姓诸侯王又取而代之，成为一股新的割据势力之后，所面临的是如何“削藩”与子定诸侯王武装反叛、巩固中央集权的问题，而应付匈奴的侵扰只能被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完全是采取一种消极防御的姿态。这就是文景时期在屡次遭受匈奴侵掠欺辱之后，却始终委屈求全，坚持与匈奴和亲的关键所在。
在汉初实施和亲政策的六十多年中，汉匈关系始终就处于既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边境冲突却又连绵不断；和亲约定不断被撕毁，又不断得以恢复的状态之中。这种欲战不能，欲和不亲的现象，从汉匈战争的全过程观察，表明此时汉匈双方正处于战略上的对峙阶段。随着汉朝国力的全面恢复，英姿勃发的汉武帝即位后，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延续下去了，报平城惨败之仇，雪吕后受辱之耻，汉匈之间的战略决战也就势不可免了。
300年汉匈战争（2）
三、连绵不断的边境冲突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月，刘邦最后一次率兵出征，在击败举兵反叛的淮南王英布后，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此时刘邦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体衰多病，虽然是衣锦还乡，心情却无法平静。围绕着太子的废立问题，吕后、群臣反复谏诤与宠姬戚夫人的软缠硬磨，已经搅得刘邦心烦意乱；匈奴在北境大规模侵扰，更使得刘邦忧心重重。在沛县的行宫中，刘邦置酒召聚父老乡亲会饮，命一百二十名少年歌舞助兴。一阵酒意袭来，几行老泪盈眶而出，刘邦慷慨起舞，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豪迈又带有几分悲怆的歌声，正是刘邦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是的，曾追随刘邦逐鹿中原的“猛士”们，此时或以谋反罪被诛杀，或是功成名就，不愿意再冒风险驰骋于疆常帝业虽成，但四海未靖，特别是北境匈奴虎视眈眈，多么需要新的“猛士”来守卫大汉帝国的疆土啊！几个月后，这位西汉开国皇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阖目长逝。然而，刘邦的愿望并没有落空。在汉初六十多年连绵不断的汉匈边境冲突中，不知有多少猛士浴血奋战在荒漠凄凉的边塞之上，在汉匈战争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段悲壮而又残酷的一页。
刘邦自平城之战失利后，一方面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试图以此缓解北部边境上汉匈紧张对峙的局面；另一方面重新布署北部边防，命令大将樊哙、周勃、柴武等率兵追击韩王信、陈稀等叛将，防止他们与匈奴相互勾结，为害北边。同时，刘邦又根据刘敬的建议，迁徙六国旧贵族及豪杰大族十余万人至长安附近，充实关中人口，防备匈奴突袭京畿地区。这一系列措施，标志着汉军在对匈奴的初期战争中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刘邦这些举措是明智的，并且很快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到了高祖末年及惠帝初年，韩王信、陈稀在汉军的追击之下先后败亡，燕王卢绾归降匈奴后不久病死，使匈奴失去了南下侵扰的内应，嚣张的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匈奴正在全力夺取河西地区，进而试图控制西域，南侵并不是匈奴用兵的主要目的。虽然在惠帝、吕后时期，匈奴依旧侵扰中原，但无论是入侵
的次数还是规模上，较之高祖时期均有所减缓。
公元前179年，文帝刘恒即位，继续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完全阻止匈奴的入侵。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攻侵上郡，杀掠吏民，这是匈奴对文帝所表达的和亲愿望的第一次“答复”。一番良苦的用心竟得如此回报，性格稳重的文帝也控制不住激愤的情绪，一面命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人前往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迎击匈奴；一面亲赴太原郡，宣称要亲自征讨匈奴。恰好此时，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建有功勋的济北王刘兴居因不满封国狭小，趁机举兵反叛。北境之上尚未平静，肘腋之下又生变乱，文帝急忙调遣十万大军前往讨伐。济北王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匈奴右贤王在上郡大肆杀掠一番之后也满载而归，文帝“御驾亲征”，大军千里迎击，尚未来得及与匈奴交锋，一切就结束了。
匈奴右贤王这次入侵并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失，冒顿单于也不愿意在没有夺取河西地之前再与汉军发生大规模冲突，所以当文帝派遣使者至匈奴谴责这次入侵时，冒顿一面为右贤王的入侵行为进行狡辩，一面将右贤王派往河西地区，率兵进攻月氏，作为对右贤王的所谓“惩罚”。约在文帝六年（前174年），月氏第二次被匈奴击败，被迫放弃河西地区向西迁徙，楼兰（位于今新疆罗布泊及孔雀河下游至阿尔金山北麓）、乌孙（当时在今甘肃祁连、敦煌一带）、呼揭（约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西南一带）及其旁二十六国纷纷归附，西域的广大区域都被纳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帝国空前强盛。就在同一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老上单于接过他手中的战鞭继续挥舞，一埸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中原地区。
老上单于比他的父亲冒顿更为狂傲，他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对文帝则直呼为“汉皇帝”，答复文帝的书牍及印封在尺寸上都要大于文帝的来书。这种狂傲的性格，再加上匈奴空前强盛的国力，老上单于比他的父亲更为好战。当时，从河西直至辽东，在漫长的北部边境上烽火连绵不断，胡笳互动，战骑嘶鸣，骚扰、掠夺与死亡无时不在威胁着沿边的百姓，戍边的士卒浴血奋战，试图将匈奴
铁骑阻挡在长城之外。此时北境的局势相当严峻，正如晁错所说：“匈奴大举进攻就能获得大利，小规模入侵也能牟取小利。”因此，他针对匈奴漂浮不定作战方式，向文帝建议召募百姓充实边境地区，赐予田宅器具，使百姓安居边境，为保卫自家财产性命的安全，必定要拼死抗御匈奴的侵扰。晁错的建议被文帝采纳后，对于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