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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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
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于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卢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地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贴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问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
“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