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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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