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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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第八章 总理梦化为泡影
与邓小平对着干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张春桥思想”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