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藉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村”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村”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了“磨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
“狄克”发怒了。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
一封告状信，送到了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那笔迹，跟当年“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一模一样。
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信任邓拓，使“狄克”告状失败。
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革”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义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直去……
晋察冀之恋
一九四三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二十六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于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北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嗯。”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的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巾帼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钟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守矩的女孩子。
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十七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投奔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
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痴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十月一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
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沓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