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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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是一个扯白算数的书记吧？”　　　　
　　　　半个月后，段德昌通知游击队：“准备领枪。”按照他的安排，游击队员化装成渔民、商贩、叫花子夜里潜入县城，天亮后分头赶到县团防局操场。操场上，团防局士兵在教官的指挥下做早操。看到围观的人特别多，士兵们做得很认真。他们的枪械集中堆放在操场的一角，由两个士兵看护。　　　　
　　　　段德昌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近枪械堆放地点，突然发动袭击，挥拳打倒看护的士兵，高喊道：“抢枪！”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夺过枪支，将枪口瞄准乱作一团的团防士兵。　　　　
　　　　到了这个时候，游击队员才明白段德昌整天游逛原来动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主意。　　　　
　　　　解决县团防局后，段德昌指挥队伍乘势占领县城，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钱物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　　　　
　　　　兵不血刃的公安暴动打出了段德昌的声威，游击队员心悦诚服地说：“洪湖出了能人。”暴动胜利后，公安县游击大队成立了，段德昌兼任大队长。1928年春，段德昌率部挺进洪湖腹地，与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建洪湖游击队，后扩编为洪湖游击大队，创建了以瞿家湾、柳集为中心的小块割据区域。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1节　《红军纪律歌》

　　　　1929年3月，中共沔阳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段德昌奉调到沔阳担任县委书记。面对气焰张狂的地方保安团，他提出“硬碰硬”的策略，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实力最强的张泽厚身上。　　　　
　　　　张泽厚是沙口镇著名的豪绅，拥有良田千顷，他效仿曾国藩，从训练家丁入手，招集地痞、流氓和惯匪，组编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沔阳保安团，逐步控制了峰口、府场一带，成为沔阳实力最强的地主武装。张泽厚心狠手辣，凡是落入他手中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一律凌迟处死，他常用的刑法是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点天灯。当地人称他为“活阎王”，哪家小孩夜啼不止，只要有人在耳边轻声嘀咕一句“活阎王来了”，小孩吓得不敢再吱声。　　　　
　　　　“张泽厚号称打遍沔阳无敌手，我这次要他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战前，段德昌做政治动员。为了鼓舞士气，他教唱了一首歌曲：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　　　　
　　　　有人要捉我，除非是神仙。　　　　
　　　　枪口对枪口，刀尖对刀尖，　　　　
　　　　有我就没你，你死我见天。”　　　　
　　　　其实打张泽厚根本不用动员，游击队员对他恨之入骨，情愿与之俱亡。但是，张泽厚老谋深算，兵强马壮，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能战胜他吗？游击队员普遍感到担心。　　　　
　　　　段德昌说到做到。他先是派出小分队突袭沙口镇，活捉张泽厚的父亲，批斗、游街，斩首、示众，再把他的大管家一顿大棍，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开释。大管家跑到峰口哭诉，张泽厚气急败坏，连夜带着保安团直扑沙口，一头撞进段德昌预设的伏击圈，被打得七零八落，张泽厚只身逃往峰口。　　　　
　　　　接着，段德昌兵指峰口镇。由于沔阳保安团被歼，国民党紧急调派正规部队一个营进驻防守。该营在镇外抢挖了一道深达数米的水壕，又在水壕与城防工事之间铺设了铁丝网、梅花桩和鹿寨。敌营长忙活一阵后，自信万无一失，遂把兵力集中在进出峰口的要道、路口。张泽厚刚吃过段德昌的亏，一再劝说营长加强纵深防备：“营座，段德昌奸猾过人，尤其善用奇谋，经常兵走偏锋，出人意料。只注意镇口恐怕还不够。”　　　　
　　　　“瞧你一副熊包样！你几时见过游击队敢强攻成营的正规军？借段德昌一个胆，他也不敢！你不懂游击队的策略，他们从来不打攻坚战。”敌营长训斥道。　　　　
　　　　也是这个营长晦气，偏偏段德昌不按常理用兵。他绕过敌人重兵设防的镇口工事，把突破口选在镇外背面。半夜时分，他亲率三百余名游击队员，用梯子和木板搭桥，爬过水壕，剪破铁丝网，绕过梅花桩，搬开鹿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敌营，向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敌营长、张泽厚等少数顽抗者被打死，大部分士兵束手就擒。峰口之役，消灭敌军一个整营，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数百支以及其他物资，游击队声威大振。　　　　
　　　　在此前后，段德昌还率队向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出击，十七天，二十一仗，全部获得胜利。1929年春，原鄂西特委军委书记邹资生在战斗中牺牲，段德昌接任军委书记一职，协助周逸群统筹全区军事工作。　　　　
　　　　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监利、沔阳游击大队和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兼任大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他接任大队长一职。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他与周逸群一起，创造和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挥”；“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　　　　
　　　　他们在战略原则上也有重大建树。鄂西特委在《鄂西农村工作》中提出进退两种策略，即当敌人合力进攻赤区时，我军应取“保存实力的原则，埋伏于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后方，使其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当敌军内部发生冲突时，我军则应主动出击，傍着苏区向外扩张。鄂西特委这里所说的两种策略，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　　　　
　　　　鄂西特委在报告中还写道：“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拥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动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也不易包围。”　这里所提到的在没有高山掩护的交通便利地区利用群众组织保护和发展武装力量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总结为“人山”的思想。　　　　
　　　　为了把这支主要由农民、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游击队训练成为正规的人民军队，段德昌十分注重军纪训练。他编写《红军战士纪律歌》，亲自到连队教唱。歌词写道：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放后头。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损半毫分。　　　　　
　　　　通俗的语言，亲切的教诲，简明的节奏，优美的韵律，《红军纪律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这首歌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纪律意识，而且还让苏区人民认识到了红军才是自己的部队。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2节　攻打长沙

　　　　在段德昌的指挥下，鄂西游击大队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1929年秋，组建不久的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拥有一千余人枪；1929年12月，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中央独立师），部队增到四、五千人；193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共计七千余人。随着部队的飞速发展，段德昌的军事职务也出现“三级跳”，由大队长、总队长晋升为红六军副军长。　　　　
　　　　1930年春，段德昌奉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与各苏区军事负责人广泛交流，比较得出了红六军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长于夜行军。　　　　　
　　　　返回洪湖苏区后，段德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致力于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并利用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之机，指挥红六军大举向外扩张，迅速将江陵、石首、沔阳、监利、潜江以及华容等县红色区域联成一片，最终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纵横数百里的根据地。　　　　
　　　　对于周逸群、段德昌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从湘鄂边区东下，7月初在公安与前来迎接的段德昌等人会师。一见面，贺龙就兴奋地擂了段德昌一拳，说：“行啊，德昌，你与逸群白手起家，不到三年也拉起了六七千人的部队。”　　　　
　　　　段德昌说：“胡子，洪湖是块宝地，这次来了就不要走了。”　　　　
　　　　“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组建军团，把湘鄂边和洪湖连接起来，创建版图更大的湘鄂西根据地。”贺龙点头道。　　　　
　　　　红二、六军会师后，合组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红六军第十七师师长。　　　　
　　　　两军会师为根据地，也为段德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当时，处在昂奋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一片灿烂的前途会像昙花一样，刚露出笑靥，便逝如轻烟。　　　　
　　　　面对邓中夏的强迫命令，段德昌负气立下军令状：“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你负责。”他说到做到，以地方武装与伤病员为骨干，重建新六军，取得了洪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而拒绝他建议的邓中夏却在南征中损兵折将，使红二军团锐减一半。　　　　
　　　　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段德昌反对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强攻大中城市，反对脱离根据地的攻城掠地。他形象地把前者称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必输无疑”，把后者称为“猴子搬包谷——掰一个丢一个。”　　　　
　　　　他曾经为南征问题与邓中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被削职为兵，赶出红二军团。　　　　
　　　　1930年夏，红二军团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选择。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要求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蓝图虽然宏伟，可惜做不到。”段德昌把制订计划的人叫做“图上作业家”，认为以红二军团的实力连沙市都没有把握攻克，根本谈不上会师武汉。他主张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四出，歼灭反动的白极会，拔去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使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　　　　
　　　　对于攻打沙市，贺龙顾虑重重：“二、六军会师，虽然力量有所加强，可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贸然强攻沙市这样的重镇，恐怕会力不从心。”　　　　
　　　　周逸群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拔除洪湖苏区的白色据点，计划由贺龙率领二军向荆门、钟祥、潜江、天门出击；周逸群、段德昌率六军先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然后与红二军会师潜江，经荆（门）当（阳）远（安）向襄河以北地区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进退自如的发展战略。如果红二军团全力实行这个计划，不仅可以将洪湖苏区与湘鄂边、荆当远、巴（东）兴（归）（姊）归等红色区域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还可以形成一个横跨长江、汉水的战略根据地。可惜，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遭到湖北省委的严厉指责：　　　　
　　　　现在的前委本身很右倾，当二、六军团会师时，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尤其是沙市市面恐慌已极，而当时敌驻军也仅一师，且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情绪异常高涨。此时红军应当立即攻占沙市，而你们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攻监利，监利不克，又提出拔除数县内的“白点儿”，游击于潜（江）、天（门）一带。攻下潜江、岳口后，又经江陵返洪湖。省委两次督促你们进攻荆、沙，均不见回音，中央的方针是集中进攻，而你们是只集中不进攻。　　　　　
　　　　随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赶至军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要求红二军团立即从沔阳西返，准备攻打沙市。　　　　
　　　　贺龙委婉地说：“中央提出要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气魄很大。我对于全局不太了解，但对于红二军团的实力却很清楚。二、六军加在一起也不过万余人，远不如我北伐时期的二十军，而且缺少重武器，硬打一定会吃亏。”　　　　
　　　　段德昌介绍沙市守敌的情况后，强调：“扼守沙市之敌为李虎臣师。李虎城野战不济，可他是守城专家。他当年曾与杨虎城一起创造困守孤城八个月的奇迹，人称他俩为西北军中的‘两城’。”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里。”周小康板着脸，批评道：“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把自己力量估计过低，彼长此消，就失去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勇气。”　　　　
　　　　9月4日，红二军团强攻沙市，激战一昼夜，受挫于坚城之下。红二军四师十团团长张一鸣等干部牺牲，伤亡达一千余人。军团被迫撤回潜江一带。　　　　
　　　　这时，邓中夏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洪湖，当即飞调红二军团集中于洪湖西岸待命。　　　　
　　　　邓中夏在党内地位极高。他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