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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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为段德昌与邓中夏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段德昌忠实地执行湘鄂西省委决议，开辟襄北新区，拯救面临解体的红三军，犒赏他的竟是“违犯纪律”的罪名和撤职、警告的处分。江南失守，责任在谁？根据地领导层强烈批评夏曦争功诿过。贺龙指着夏曦的鼻子问：“你到根据地来，哪一件事对得起人？”　　　　
　　　　许多湘鄂西老红军都把夏曦看作“灾星”，认为他是造成根据地最终丧失的“罪魁祸首”。但是，在一开始，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多数干部都以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中央代表”。　　　　
　　　　夏曦，字蔓白，湖南益阳人氏，在党内也算资格较老的早期活动家。早年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王明等人为推行“左”倾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夏曦奉命来到洪湖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到洪湖后，所有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惟有一件事始终令他愁眉紧锁，这就是红三军拒绝分局指令，坚决不返回洪湖苏区。　　　　
　　　　1931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封指示信，宣布：“兹遵照中央决定，撤销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同志去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彻底改变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政治路线”　。指示信还要求红三军迅速从五峰、鹤峰东下洪湖。　　　　
　　　　5月，夏曦连续几次派人赶往军中，责令邓中夏立即班师，如果违犯命令，将开除其党籍。　　　　
　　　　6月，夏曦专门致信贺龙，把督令主力回师的希望寄托在老朋友身上：　　　　
　　　　云卿：　　　　
　　　　上海一别。又有两年。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每每闻之兴奋。在3月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替中夏同志职务。哪知到了洪湖，离你的部队有千里之远，本想前来，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整顿妥当。前次派人到你那里来，尚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遗憾。现在军阀战争爆发，革命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按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坚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　　　　　
　　　　从3月到7月，送出的信，派出去的人，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绝望之中，夏曦想到派一位能力强、威望高、对红三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干部前往执行“劝驾”的任务。放眼苏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惟有段德昌一人而已。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5节　忠而被谤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二三十个团对洪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适于此时，长江发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整个苏区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苏区群众有近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红军给养十分困难。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两个方案。　　　　
　　　　段德昌主张北上，他的理由是：红九师南下过江，必须攻克并巩固调关和焦山河两个渡江据点，否则遇到敌军压迫，就无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红三军的老路，向湘鄂边转移，苏区将再次出现兵力空虚的现象。如果红九师向北挺进，攻打荆门沙洋之敌，渡襄河占天门，一则可以开辟襄北苏区，解决给养问题，二则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拢，争取将红三军接回洪湖。　　　　
　　　　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　　　　
　　　　经过短暂休整，8月10日，段德昌、万涛带领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协助红二十五团占领潜江，然后趁夜袭击沙洋镇，消灭敌新编第三旅第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敌旅长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担任襄北“剿匪”任务的国民党新三旅全部被歼。　　　　
　　　　沙洋战斗后，段德昌用缴获的精良装备组建了第二十七团。接着，向荆门挺进。同时派出多股侦察分队，远伸至鄂西北一带，希望能够传递接应信息。　　　　
　　　　他的苦心终于被贺龙获悉。　　　　
　　　　9月中旬，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三军将领听说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来接应他们，高兴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会师。　　　　
　　　　邓中夏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问：“如果红九师接不到，新开辟的均（县）房（县）苏区又失陷了，怎么办？谁负这个责？”　　　　
　　　　“我负这个责。”贺龙对邓中夏顶着中央的命令不办早就有意见，说话也硬：“坚决去碰红九师，在刘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均房苏区又失陷了，我们再恢复也不迟。”　　　　
　　　　在贺龙与邓中夏争论时，战士们按捺不住，动手在墙上写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我们跟短胡子走。”　　　　
　　　　邓中夏、贺龙都留胡须。邓中夏一髯长须，垂至胸部；贺龙短须浓密，煞是漂亮。邓中夏走出指挥部，看到标语，知道军心所向，不再说什么。　　　　
　　　　9月2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与红九师会合于荆门刘猴集（现属宜城）。次日，部队召开团长以上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在会上，邓中夏对段德昌说：“洪湖苏区被摧残，红二军团被削弱，都应由我负责。”他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满怀愧疚地写道：“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能接受。”　不久，邓中夏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两年后被国民党逮捕，遇害于南京雨花台，终年三十九岁。　　　　
　　　　对于邓中夏，贺龙作过一段客观的评价：“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会师后，红九师归还三军建制。10月上旬，红三军返回潜江。　　　　
　　　　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段德昌、万涛顺利完成了开辟新区和接应主力两大任务，迎接他们的应当是鲜花和笑容。但是，他们得到的犒赏却是处分。　　　　
　　　　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敌强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况下，本来是难于避免的，即使红九师不出鄂北，甚至红三军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夏曦在8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九师原来渡江右，因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可是，当中央严厉追问“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时，他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勇气承担责任，说明真相，而是诿过于段德昌、万涛。　　　　
　　　　他亲自起草报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红九师，并且还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红三军也捎带了一笔：　　　　
　　　　中央：　　　　
　　　　江南苏区的丢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将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巩固苏维埃政权，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　　　　
　　　　10月8日，湘鄂西省军委会发出对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等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了次要任务，决定：“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处分”，同时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　　　　
　　　　信而遭屈，忠而被谤，有功不赏，反遇横祸。夏曦的行为引起全军将士的不满。　　　　
　　　　中共湘鄂西省委连续召开两次谈话，试图平息愤怒。10月11日，万涛对夏曦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军有解体的危险。你们怎么能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呢？”　　　　
　　　　10月19日，在第二次谈话会，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夏曦不做声。　　　　
　　　　段德昌又问：“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一共三百华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顺河而下，朝发夕至，同时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吗？能调你不调，怎么反而怪我们？”　　　　
　　　　夏曦脸色发红，紧闭嘴唇。　　　　
　　　　段德昌眼睛直冒火，拿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伸到夏曦面前，说：“这个决议恐怕你不会忘记吧？让九师出襄北接三军，是你当面向我交待的任务，有省军委的决议为证，你怎么能叫你老婆（谭国甫负责电台）向中央发假报告！”　　　　
　　　　夏曦索性闭上眼睛。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6节　无段不胜

　　　　几天后，夏曦又来一招，并且把火直接点在了贺龙屁股底下。他指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取消师级建制，将全军分为五个团，大团七千余人，小团五千余人，由以他为主席的省军委直接指挥。这样重大的决定，他事前既不征求贺龙等军队干部的意见，也不给他们打招呼。取消师部后，段德昌等一批师长、师政委被变相罢官，贺龙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贺龙气极了，骂上门去：“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决议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用省委的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请你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都赞成你的主张，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一时语塞。　　　　
　　　　“我们认识八年多，也算是老朋友了，我说几句心里话。”贺龙放缓语调，好心地劝道：“派九师出去，是你亲自交付的任务，怎么又反过头来怪九师？你组织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这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吗？你处分了段德昌，又不敢通知他，纸能包得住火吗？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事是站得住脚的？你来洪湖才几天，对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　　　　　
　　　　由于夏曦拒绝接受不同意见，万涛两次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以段德昌为首的前方将领写信，反对夏曦担任军政委，对省军委提出六条改进工作的意见，即军委会要充实军事、政治人才，军委会决定大的行动原则和作战方针，不能代替军部的具体指挥，军委会发出训令要审慎，等等；以苏区“四大文豪”（江陵县委书记侯文尉、监利县委书记孙之楚、沔阳县委书记栩栩、石首县委书记许斌）为首的地方干部对夏曦执行的“左”倾干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调和矛盾，只好决定派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尉士钧到中央反映分歧意见，请中央裁决。　　　　
　　　　如果讲政治智慧，段德昌、万涛和“四大文豪”都不是夏曦的对手。反对派把宝押在中央秉公裁决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反对派所指斥的错误政策其根源都来源于“左”倾中央，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夏曦洞若观火，静如老僧。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洪湖瞿家湾召开，贺龙、段德昌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夏曦首先作政治报告，说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会上有七十多位代表发言，反对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异口同声批评夏曦执行过火政策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恶果。段德昌还与众多的代表一起签名，要求撤换夏曦的领导职务。夏曦的处境空前孤立。　　　　
　　　　可是到了第四天，中央派关向应随尉士钧来到洪湖，宣布夏曦代表的是“正确路线”，万涛等人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中央进行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尉士钧在会上作了揭发：“我去中央是万涛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暗嘱我务必告倒夏曦。我把万涛的话告诉了中央，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　　　　
　　　　会议以夏曦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会后，段德昌痛苦地问贺龙：“党内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段德昌是韩信式的军事家，将兵宜多，布阵尚奇，作战飘忽，常有惊人之举。他曾经创造三个月歼敌三个旅的辉煌战绩，把湘鄂西根据地推向鼎盛。但是，在夏曦“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指导下，贺龙、段德昌苦心积攒的家当被丢失得干干净净，红军由大胜转入大败。　　　　
　　　　“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这是湘鄂西的一句民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