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自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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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爷让我再活五年十年，我能保证拿出五六十件好作品来吗？我是个要强的人，为筹备这次画展，思前想后，惦量过自己多少回，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于老着脸皮把一生的货色全端出来，若还不绝后，那就太不自量了。
现在风气，凡开画展，都要有个前言，一般都请别人写，我觉得最了解我的莫如自己，还是自己动手吧。
自序
从1927年第一幅漫画投稿算起，我的创作生活已有55年了。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画的主要是漫画，老一辈人大概还能记得“王先生”和“小陈”这两个丑角的故事。
1933年起，开始带着小本本画速写，既丰富创作素材，又锻炼造型能力。
1937年到1945年这八年抗日战争，当过漫画宣传兵，在敌人的疲劳轰炸下，产生过《战时重庆》组画一百余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身陷敌后，将此经历画成《逃出香港》20余幅。
在大后方的日子里，为贵州苗族和西康藏族的风土人物所吸引，意识到要用另一种笔墨才能画得称心如意，于是拿起羊毫狼毫、花青朱砂，学画中国画。
抗日战争结束，把访问康定的一段生活写成《打箭炉日记》。1948年的《天堂记》是这类体裁的另一形式。
形势的发展，使我这个从未受过正规美术教育的人，1947年闯进北平艺专，当了教师。由于不习惯当老师的生活，总想逃跑。
30年的磨炼，终于体会到创作和教学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也认识到学生的督促是推动老师上进的动力，才安下心来甘为人师。
50年代，报刊经常发表我的舞台人物速写，琉璃厂画店挂起了我的舞蹈人物画；有人为我担心，提醒我不要陷得太深，也有人鼓励我陷进去，以满足他们的审美情趣。
十年动荡，画笔被冻结，交了白卷。
1976年到1979年害了两场大病，在治病间隙中试画山水，完成了《富春山居新图》长卷，报答故乡和祖国大地对我的哺育之恩。
我曾多次访问西安，速写本里留下不少长安古都的美好形象。直到去年，才酝酿成熟《长安怀古》四幅创作构思，试图表达我对历史的感情。站在马嵬坡，想起“婉转娥眉马前死”这句诗，却不敢像白居易用直笔写这幕历史悲剧。我画的杨贵妃是倒在地下的一个美丽的“唐俑”。
年轻时没有机会进美术学校，我的造型能力全是各种职业实践培养起来的。我画过商业广告、舞台布景、教科书插图、花布图样，特别是漫画创作和长期画速写，得益最大。
我的艺术实践，基本上是按照社会的需要安排的。在55年中，我做了应该做的，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在受委屈的日子里，也不抱怨什么。我对生活的态度是“知足长乐”四个字，对艺术的信念是“自强不息”四个字。
师道与世道综观我的创作活动（3）
叶浅予1982年6月12日
“自序”提到“十年动荡，画笔被冻结，交了白卷”，是指那次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其中经历，详记在《十年荒唐梦》那一章里。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来，在美院监督劳动改造，好心的朋友怕叶浅予这个知名的画坛草寇在画坛消失，特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丹心谱》一剧录相时，为我穿插几个画速写的镜头，和电视观众见面，表示我还活在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上。1979年，我的政治冤案正式平反之后，美院附中的丁井文校长又为我组织了一次小型“叶浅予速写画展”。这个速写画展，是1982年在中国美术馆大型回顾展的前奏，为我填补了十年动荡的大空白，我心情舒畅，才恢复了心理的平衡。非常感激朋友和读者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我借这次速写展的机会，在“前言”里发表了我对速写这门造型基本功的观点：
1935年起，我带着小本子在生活中画速写，为漫画创作记录人物形象。1942年后，我从事国画创作，依靠速写作为人物形象的仓库。速写除了为创作服务，已逐渐发展为表现生活的新创作体裁。
快速和简练是速写的特性，因此，对生活形象的敏感并能概括而准确地表现它，便成为我们画速写的人所必须努力追求的本领，但不能单纯追求快速，而不顾形象的准确。凡是画都要求形神兼备，有人认为“得意”可以“忘形”，就是说传神可以遗形，这是不妥当的。神依附于形，形不准，神也就失其真，所以我们常说“以形写神”。
要画好运动中的形象，必须发挥记忆形象的能力。说实话，任你眼快手快，绝对赶不上
演员的动作快，所以要靠脑子记，要记住运动中的规律和特征，以便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想像和推测。想像和推测是记忆的发展，是造型创作的重要思维活动。画速写是锻炼这种思维活动的好方法。
“速写展”的全部作品，事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印了一本小画册《叶浅予速写集》；“回顾展”的作品经过筛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为大画册《叶浅予画集》。
“回顾展”的冲击波，当年就冲到了我的故乡浙江省，由浙江美协主办，11月间在杭州展出；再一浪冲到了山东，1983年3月在济南展出。此后，1985年先后在南京、苏州、武汉三地展出。这股冲击波的另一层回浪，冲到了长沙的美术出版社，他们为我出版了《富春山居新画》长卷，接着是五本速写集：《印度风情》、《在大后方》、《冀晋秦蜀》、《甘肃采风》和《两访新疆》。原计划再出五本，合成十本一套，但1986年，出版界闹退潮，打乱了书刊市场，长沙出版社临时毁约，只得把已经编好的另五本速写集暂时封存，等待时来运转，看出版界是否能重新涨潮。这五本已经编好的速写集是：《舞蹈形象》、《戏剧人物》、《动物世界》、《北京漫笔》和《江南风光》。
师道与世道探索艺术规律（1）
反右以后；陈沛的独立思考；坚定了我自1956年以来探索中国画艺术规律的信心；从而认识到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发展民族绘画的障碍。反右斗争克服了来自学院领导的虚无主义，但是全国解放以来在美术教育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一次政治斗争可以肃清的。存在于青年学生中的反传统思想；要做艰苦的学术思想工作；才能逐渐克服。为了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我在反右以后的几年里；鼓起勇气；抓紧时间；钻了一阵历代画史、画论与画迹；并试图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分几个专题在国画系试讲艺术理论课；打破过去中国画教
学只讲“法”，不讲“理”，只讲“史”，不讲“论”的习惯。
我以1956年在《新观察》发表《中国画的艺术技巧》为开端，在天津作了一次《关于线描》的专题讲课；1959年在北京画院讲了《中国画的构图》；1960年在美院国画系讲了《中国画的色彩》，在北京国画院讲了《中国画的透视》。这些文章和讲课，都是在短时期内现抄现卖仓促上阵的，既粗糙又肤浅，某些内容还可能似是而非。为了在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路来，我尝到了“打鸭子上架”的苦涩，也舔到了艰苦奋斗的甜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国画家专攻一门的问题。1961年为《人民日报》写了《掌握全面和专攻一门》的关系；1962年总结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把“八写、八练、四临、四通”定为“中国人物画的基本功”，前后在中央美院国画系、民族学院艺术系、沈阳鲁迅美院作了专题讲课。1983年在山东艺术学院讲了《对中国画教学的设想》；1981年为《中国画研究》写了《师古人之心》，探讨“以形写神”、“不似之似”、“迁想妙得”、“以大观小”诸传统美学问题；1978年写了《基本功、赶浪头、抄近路》一文，评论当时中国画创作中存在的不良风气。1980年向《美术》编者谈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问题，总结我的学习和创作的历程，分四个题目：“从漫画到中国画”、“用画家的眼睛看生活”、“中国画发展的几个问题”、“关于我画的舞蹈”，表达我对美术创作的基本观点。
除了通过理论研究、画法分析和个人创作探讨中国画艺术问题，还通过对当代和近代画家的分析评论，发表我对中国画创作的观点。例如，1963年我写过一篇《钱慧安与清末人物画》，着重谈人物画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1958年写过一篇《齐白石艺术的人民性》；1982年写过一篇《齐白石衰年变法》，研究齐白石的艺术成就；1980年写过一篇《关于张大千》，1983年再写《张大千的艺术道路》，介绍张大千的艺术风格；1980年写了《读听天阁画谈笔记》，评潘天寿的艺术思想；1981年为“赵望云遗作展”写了一篇《中国画闯将赵望云》，介绍赵望云以传统笔墨写农村生活的创举。
自从投身到中国画创作以来，我对漫画仍有兴趣。全国解放初期，画过不少政治讽刺画，笔锋专指美帝与日寇，有时也触及没落的蒋家王朝。1956年笔锋曾碰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角，在《漫画》月刊发表了《大同行》组画，“文革”期间被诬为反社会主义黑画，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虽经平反，但历史还在，也许要到盖棺才能论定。就这一段历史，证明我仍然是一个漫画家，并未脱离漫画阵容。1981年画的《长安怀古》四幅中国画，把杨贵妃画成一个“唐俑”，足以证明我的漫画细胞又在复活。对漫画界老战友的丰功伟绩，我一直引以为荣。我写过一篇《冰兄其人》，称颂他的《猫国春秋》；写过一篇《张仃的漫画》，为他的漫画集作序。
“文革”十年，创作空白，教学无门，科研也成空白。1975年我从监狱解放出来，在原单位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我的政治问题公开平反，恢复我的系主任工作之后，社会上对我的教学成果才逐渐予以追认，于是我又开始我的教育活动。
1980年广州美院邀我讲学，对国画系师生作了一次画舞蹈人物示范表演，讲了有关中国画学习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涉及国画系教学当时存在的问题；对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外语考试不及格不能毕业，有不同看法，介绍了我在中央美院对此政策的相应对策，说：“外语教师评分不及格，学院不给毕业，系给毕业。”我这条土对策一说出来，马上有人向教育部告状，并且对广州美院国画系外语不及格的学生，施以留级处分。该系主任杨之光向我反映并讨救兵。我说，作为系主任，应同情这类学生，可以向外语教师提建议，给学生补课，由系主任安排补课时间与条件，保证他们补到及格为止。杨说，学生不好好学，怎么能保证呢？我说，这是给外语教师下台阶，留面子。老实说，学中国画一定要学好外语，这政策本身就脱离实际。我以为即使学油画，也不一定要学好外语，倒是应该学好中国语文和中国画论。
1978年我在文联扩大会议美术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要求美术界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第一要为齐白石平反。“文化大革命”，批齐白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他的墓碑也被人砸碎，据说是江青在幕后指挥的。反齐批齐，并没提出什么罪状，至多是说他是所谓“封建余孽”。当时齐已死去十年，鞭挞死人，目的在打击关心过齐白石的周恩来。第二要恢复漫画的战斗作用。漫画不仅对敌人要用，对人民内部也仍有必要。现在报上有些短文，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态，十分辛辣，还有的三言两语，揭露风派、溜派、抗派的形象，为什么不敢用漫画这个武器呢？第三，要为“黑画”平反。1964年江青发动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中央美院为试点，找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黑画，内部展览；1966年那次，也由中央美院发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役，公开展览，并揪出作者在画前批斗，我还挨了皮带抽打。1973年那次是以“黑画”反周总理，政治陷害更凶。这三次“批黑画”运动都是政治野心家江青造的孽，必须为有关画家平反不白之冤。
师道与世道探索艺术规律（2）
文联扩大会议之后，乘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东风，我的论画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定为禁区的“形式”问题。那时我还在北京西北郊三Ｏ九医院治病，治病之余，读点书，写点笔记，脑子的活动量相当大，想钻一钻绘画的形式问题。当时拟定了十个问题，预备写一篇大文章，闯一闯别人不敢闯的禁区，可是始终不敢动笔，后来写这个题目的文章多起来，我也就把它搁下了。1982年和1983年之间，在中国画研究院的人物画研究班和中央美院国画系教师学习小组上抛出过论形式的十个问题，并对每个问题作了简单的介绍。不久，形式问题已不成为
禁区，我的十大命题用不着再做文章。
这十个问题是：
（一）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
（二）没有形式，就没有艺术
（三）生活的形式
（四）艺术的形式
（五）形式的依附性、独立性、继承性
（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
（七）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八）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九）形式的魅力
（十）形式的命运
在论形式的命题时，我举了一些例，如：“内容决定形式”是指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而言，不能否认艺术的独立性和形式的独立性。
“突出政治”可泛指艺术的思想内容，非指特定的具体政治内容。
“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使经济崩溃，也使政治崩溃。
“算政治账；不算艺术账”；标语口号概念公式横行；形式消灭；艺术死亡。
强调“政治第一”是政治的普遍性，但不能忘记艺术的特殊性和个性。四人帮的“政治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