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自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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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打之后第二天，照常到牛棚报到，到大礼堂看大字报，碰到几个小将，看来是昨天打过我的那几位，拦住了我，问我服不服？我说：“服！服！服！”他们看我表情不对，有抵触情绪，立刻叫我跪下，一齐解下腰间的皮带，向我背上再来几下，然后扬长而去。这不是惩罚，而是侮辱！
十年荒唐梦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牛棚（3）
有天晚上，牛棚开生活会，那个专打小报告的“红色牛鬼”，检举叶浅予挨打之后，第二天还穿着那件血衣，不是有意叫人看吗？另一个牛鬼检举我在宿舍里让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我解释说天热出汗，背上红药水从纱布里渗出来，自己擦不着，只好请人帮忙。这时牛棚里议论开了，说，明明亮伤疤给人看，还解释什么！生活会的作用是“狗咬狗”，抓住效果追动机，追得你承认动机不良，才能算完。为了表达我的豁达大度，这天的改造日记就这么写着：
关于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记得还有一次是李苦禅，一次是艾中信，都是因为汗出得多，自己擦不着，叫他们帮我擦。当时曾考虑该不该这样做？自己的回答是：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挨过打，背上贴了好几块纱布，几天没擦汗，请人帮忙擦一擦，一次这样做了，二次、三次也就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今天经人一检举，才认识到影响极坏，的确像故意拿伤疤给人看。别人对我的怀疑是出于革命的警惕性，对我这样一个严重的牛鬼蛇神，应该如此，我愿意接受大家的监督。
今晚又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现在记下一段话，提醒自己要这样看问题：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关于劳动，牛鬼们分组分工包干全院的环境卫生工作。国画系四个老头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郭味蕖为一组，四人中我的体力较强，其余三人较弱，干活我总是抢在前头。劳动中间谈体会，三人有怨言，怪我干得太多，抢了他们的劳动份额。这叫吃力不讨好，我心里也有怨气。
有一晚牛棚里作思想汇报，各人谈的都是些拥护运动愿意改造的表面话。国画系派了造反派听我们小组汇报，他用两句话揭穿了我们四个人这星期以来的基本态度。他说：“四人观点一致，你们团结得很好。”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把真实的思想摆出来，灵魂深处的东西不愿意和革命群众见面，我们之间只有包庇，没有斗争，谁也不斗谁，没有真正站到革命这边来。
以后在劳动中留点时间，交换意见，谈谈体会。谈来谈去，还只那一套，怪我干得太多，故意不让他们干，意思是我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权利，按革命派的观点说，就是阻碍了他们的思想改造。到了思想汇报会上，大家还是说门面话。造反派怀疑我们之间有攻守同盟，天晓得，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谁敢有胆量订什么攻守同盟！说老实话，我们各人肚里只有一本账：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早点争取宽大，摘掉强戴在头上的帽子。除此之外，我们思想上立场上的一个共同点，可能是反革命阶级友爱，有这友爱，用不着什么攻守同盟，我们的行动就会一致，达到团结，互相包庇。管牛棚的造反派，用尽各种手段，或硬或软，要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结果收效甚微。
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四人开了半小时会，首先谈谈对劳动的态度，彼此展开了一点批评，李苦禅批评我打扫厕所时把主要的活都占了，一味照顾他，他认为是缺点。经他一提，我立刻认识到，这是我参加劳动以来很不对头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对各人的劳动应该互相严格监督，不能有一点点温情，我对李苦禅的照顾，不是真正帮助他，而是在他改造道路上设置障碍。
从这段日记看来，我的自白是和革命立场一致的。这说明“狗咬狗”的策略，在我们之间起了一点微妙作用。
在牛棚里制造“狗咬狗”的另一个策略是动员牛鬼蛇神写大字报。
我在牛棚里前后贴出11张大字报，其中一张揭露那位专打小报告整人的红色牛鬼，写得比较真实生动，可惜造词用语，学造反派的口气，近乎矫揉造作，不合我的身份。除此而外，其具体内容都符合其人其事。现在抄在这里，算是改造中的一点贡献。这是一篇正面文章，是黑牛造红牛的反。
伪君子××
（一）对群众是党，对党是专家。
××是个一本正经、道貌岸然、高人一等的人物。在国画系里，既是青年教师的班头，也是老年教师敬而远之的权威。他认为自己“自来红”，天生革命，别人都是他改造的对象。他常常捧着一本线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装出一副毛主席信徒的神气。他的马列主义用来唬人整人，用来保护自己，其实是个伪君子。他有一股非常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只要别人有不同意见，非得把人说服，才肯罢休。在群众面前他是党，在党面前他是专家。他是陈沛的六大台柱之一，是陈沛反党的重要参谋人员。他要陈沛咬咬牙，维持学院派，错就错到底。做党的工作，他认为妨碍当画家，又说“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做一个党员画家很舒服，有名有利之外，还有权”。这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权。
（二）一个可怕的聪敏人。
××是个可怕的聪敏人，很会利用机会，利用人，打击人，给自己制造特权。他以一种特别的嗅觉，去发现别人的缺点和毛病，加以夸大，给人戴帽子。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有位教师××交出他过去对党不满的一些言论，他马上抓住辫子，给××戴上反党帽子，整了他，使××长期抬不起头来。后来党发现整错了，向××道了歉。1958年他当支部书记时
，故意在群众中抬高叶浅予的威信，说什么业务上应该听叶的。其实那个时期，系的一切工作，事先都在他的宿舍里开了会，听他的指示，然后交叶去布置，让叶做他的驯服工具，他站在后台发号施令。
自从黄铸夫来系当副主任以后，××就利用机会，专心致志搞业务，故意拿不懂传统、不懂基本练习作借口，推脱教学任务，但不放弃高年级创作课，可也常常借口有病不到班上课。这个时期，××好像一个玩票的票友，爱唱不唱，谁也管不着他。
（三）宁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该犯生活错误。
××在假整风时说，宁可如钟涵、艾中信犯方针路线错误，不应犯个人生活的错误。个人生活的错误最糟！在××的心眼里，不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犯大罪，只有个人犯了生活上的错误，即他那次被人揭发出来的流氓行为才是最糟的。他为什么这么羡慕钟涵、艾中信？原来黑帮工作组已经对美院的假整风定了调子：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当做执行方针路线的错误，只要检查，不加处分，一切由工作组包着，而××的流氓行为则早在党内受到处分。××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犯罪问题上，也搞个人突出，真是反动透顶了。
十年荒唐梦游斗示众内调外调（1）
8月27日起，全院牛鬼蛇神集中到学院牛棚居住，总共30余人，生活纪律和劳动强度比分散时严格得多。白天学习、劳动、写交待，晚上开生活会亮思想，老头子们被整得精疲力尽。我这时候只有一个想法，一切听天由命，由人摆布，把这条老命豁出去了。自从“黑画”展览开始，我吃了造反少年的皮鞭后，这种消极思想更为强烈。革命司令部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可不听那一套，手痒了，不打人不好受，我们随时准备挨打，皮肉之痛倒可以减少一点精神创伤。然而革命风暴有时也会变调，变得阴森而低沉，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这大概是革命派内部发生什么摩擦，从牧牛郎的精神状态可以觉察出来，这种时候，他们表现得色厉内荏，心不在焉，可见革命派也是不好当的。
美院的大规模“黑画”公开展览后，革命群众如同潮水一般奔腾而来，抓机会开眼界找刺激。我的“黑画”占了一个教室，成了革命群众嘻笑怒骂的重要对象，我随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斗争。这一拨散了，另一拨补进来，围着高台轮番臭骂。有些人故意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逼得你哑口无言。例如，问你为什么要丑化革命领袖？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如果为了满足这些人的愿望，直截了当说我恨革命，恨社会主义，那就得挨皮鞭，逼得你非拐弯抹角在动机和效果上兜圈子不可。我心里明白，群众的愿望，不过像看猴子耍把戏，借机取乐而已。不过到了晚上开生活会，便会有人咬你一口，挨骂挨斗，习以为常。
前面说过，红卫兵把我从文化部集训班揪回来，打得头破血流，我已经把老命豁出去了，无论怎么斗怎么打，不过是一堆臭狗屎，打得瘪了气也无所谓。问题是站在高台上，当着一群看把戏的年轻人，这幅老面皮实在扯不下来。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总想到自己还是人，不是猴子。古人说士可杀而不可辱，造反派不打你，而笑话你，比挨打还难受。难怪老舍在一次斗争会上丢尽脸皮之后，走到太平湖里去自沉。在这个关口，我幸而有一股豁达自负的气度，有一个漫画的心态，没有走到绝路上去。几次辱骂之后，脸皮厚了，嘴也滑了，笑骂由人笑骂，坏人我自为之。“黑画”展览期间，揪斗频繁，对群众是一幅面孔，对红卫兵监督又是一幅面孔，总算勉强熬过来了。以后造反派全国串连期间，美院住满外地串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偶然也有揪牛鬼蛇神寻开心的，这叫“示众”，我的示众次数也不少，比之“黑画”期间却少多了。
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变，学院的“革联”、“红旗”、“井冈山”等不同派别的革命组织，忽然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1967年1月26日下午，突然宣布开大会，把30多个牛鬼蛇神揪出来，一个个宣布罪状，把其中的十来个戴上高帽子，分乘两辆大卡车，上街游斗，一路敲锣打鼓，吸引路人。这十余人是几个大号反动派，其中当然有我。出王府井南口，东出建国门，转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再转到朝阳门里的文化部大门口。车上革命师生员工喊口号，车下行人被吸引过来，口号锣鼓一阵吹打，果然引来了不少人。有人大概认识我，指着我喊：“那是叶浅予！叶浅予！”车上便喊：“打倒叶浅予！砸烂叶浅予的狗头！”我那个被高帽子压着的脑袋瓜，哪敢抬头，眼睛闭着，耳朵听着，心里盘算着，希望快快结束这场搅人灵魂的把戏。口号喊完，车往西开，我以为还要到美术馆去演出一场，可车在东四往南一拐，开回美院。在东郊那段路上，车开得很快，路旁群众连喊：“开慢点！开慢点！看不清哪！”有群众指着我们骂：“混蛋混蛋！”我始终低着头，不是不想把脸给人看，脸皮早已丢尽了，还怕什么？所以低着头，是动脑筋想问题：今天为什么要游斗？是不是从30多个牛鬼中挑出我们十来个，游斗一番，算是定了罪，定了案？其次是想，今天怎么游法？怎么斗法？游到什么地方？游到什么时候？心里不免嘀咕。可是又一想，既然上了车，无非再当一次反面教员。但愿时间快些飞过，早点回牛棚休息。心定之后，便思考如何度过这段示众的时间，于是心生一计，这几天正在读“老三篇”，背“老三篇”，何不利用这大好时间，闭着眼睛乘小袄先保坑捎诒场袄先保窆嶙⒃凇袄先钡闹鹱种鹁洌岩磺性幽疃即蛲肆耍渌淙惶揭恍┙泻吧⒅渎钌簿筒煌睦锶チ恕？/p》
大约是1968年年初，具体日期记不清，老天下了一场小雪，路相当滑。这天上午我被通知准备一星期粮票，带点零钱，下午上路。我问去哪里，造反派说甭问，到时自然知道。心里实在纳闷。下午准时在校门口集合，一辆大型吉普车停着。造反派四人，其中一人我认得是国画系毕业，分在天津艺术学院工作，心里便有数了。牛鬼之外，还有一个蒋兆和，大型吉普前后三排座位，前座是司机和天津那个学生，中座是我和蒋兆和，后座是美院造反派，是押差。这一车人，很像《水浒传》里充军路上解差押犯人的情景。车出建国门，向通县方向走，看来今晚要赶到天津。去天津干什么？是充军改造吗？蒋兆和是个病号，没蹲过牛棚，怎么经得起折腾？临行指定带一星期粮票，不像长期充军。正在胡思乱想，车已过通县，往廊房方向奔。1966年以来，除了住文化部集训班，关牛棚，一年多不见郊区农田了，眼睛一亮，观赏起自然景色来了。一路车辆不多，但时有会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吉普车头和前面一辆大卡车车尾相撞，吉普左轮盖板撞坏，车头引擎受震，开不动了。造反派下车办交涉，那份造反威风镇住了卡车司机，那卡车是通县一个修车厂的，交涉结果，吉普由卡车拖着，到通县去修。到了通县，天已大黑，我们两个被押罪犯成了旁观者，看卡车司机满头大汗，给吉普治病。大约费了一小时，吉普能发动，押差宣布今晚开回北京，明天上午换车再开天津。此时人人肚子里在唱空城计，解差发令在东单转角一家饭馆停车，解差和司机占一桌，犯人占一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