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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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一下，即让那些是被美国大学派行榜排到第四级国家级大学的美国高校，实际上也都是排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的前10％的好大学，也就不难想象，考进这些一级和明星级的大学有多么难得了。由此，也可以推测出圣安德鲁的教学质量。
师资：圣安德鲁的根基
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我在听到别人介绍圣安德鲁学校老师的阵容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在看大学老师名单的感觉。
我原来以为，一所美国中学，哪怕是一所名牌中学，学校老师有大学本科学历也就够了。
但是圣安德鲁学校（以及其他很多美国中学）却是“杀鸡用牛刀”，老师当中实在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用中国标准来看，他们不仅有资格教中学，还有资格教大学，甚至于可以去当导师带研究生了。
中国国家教委规定，需要具有硕士研究生结业的资格，才能登上大学讲台。但是在圣安德鲁学校的教师名单中，我十分惊讶地发现，那位教英语的莱诺尔·阿伯拉罕老师，竟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PhD（物理学博士）。
阿伯拉罕老师先是在美国东部著名的斯瓦茨摩尔学院读了本科。毕业出来以后，又到乔治敦大学读了硕士。我在一本美国大学指南上看到，该校被排入明星级大学的行列，由于它校址在华盛顿特区，不少美国政要和外国使节都把他们的儿女送入这所大学，它的外交事务学院在美国尤为有名。可是阿伯拉罕老师仍不满足，紧跟着又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了又一个硕士学位。双硕士还嫌不过瘾，他马不停蹄地又考进哈佛，拿下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对这样一位挂满了“金字招牌”的博士，圣安德鲁并没有拿他当菩萨供起来，他在这所学校仅仅是一个英语老师，当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英语老师。
从阿伯拉罕老师开始，我对圣安德鲁学校老师们的学历产生了兴趣。为了有资格在这所名牌中学教书，他们自己喝过多少“墨水”？学了哪些专业？他们是从名牌大学出来的吗？他们都安心于在这所中学教书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问了周围的美国老师和同学，问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表演艺术部的负责人兼音乐老师罗伊·巴勃，是莱斯利学院毕业的教育学硕士，在此之前，他还在波士顿学院读了硕士，拥有双学位。学校的艺术教学，在他的指挥棒下确实开展很有声有色，堪称专业水准。看来他的这两次研究生没白读。
数学老师戴维·布朗，同时也是学生活动协调员、十年级的教学负责人。他是马里兰大学毕业的教育学硕士。马里兰大学离圣安德鲁学校不远，以首屈一指的公共关系学享誉全美国，是一所很好的大学。
教生命科学的达特·布朗老师，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的MBA（工商管理硕士）。
英语老师麦克尔·戴维勒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完本科的。该校招生，一向只收尖子。他毕业之后又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完了科学硕士。这所大学在美国也是一所明星级大学，是美国学生趋之若骛的地方。
教法语的霍克斯·汉诺威尔，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教育学硕士，教法语对他而言，只能算雕虫小技。
健康教育和体育课在中国通常是不大受重视的科目，但是圣安德鲁的体育活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该校的体育部主任兼健康课老师蒂姆·罗斯却是东斯特劳斯堡大学毕业的教育学硕士。他对圣安德鲁的体育功不可没。每次校际比赛获得好名次之后，他总是乐得合不拢嘴。我的好朋友莉莎就是他特别器重的一名女篮校队主力队员。
我初略算了一下，圣安德鲁的50多位老师当中，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占了大约一半，其中有不少人都拥有双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也有好几个。剩下的老师，全部都有学士学位。
美国的大学，实行的是“易进难出”的政策。高学历本身，就说明了这些老师的专业素养。而很多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更说明了他们自身的竞争实力。
当然，要领导一群这样的部下，学校校长也不会差。圣安德鲁的校长詹姆斯·坎特威尔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精通本专业的教育学博士，而且治校有方。
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有实力的教师队伍，圣安德鲁学校恐怕不容易成为一流中学吧！
功能强大的图书馆
在我的印象里，中学的图书馆总是一间窄小拥挤的房间，靠墙放着几个书架，几堆杂志，几架报纸，再加上一位快到退休年龄的图书管理员，一边打毛线，一边慢条斯理的为学生找书。可是你想借的书，一般都会借不到。
马修老师的图书馆，纠正了我这个成见。
圣安德鲁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宽敞明亮。在明亮的大厅里，有很多供学生阅览的座位。所有的图书都是开架的，谁想看什么就自己去取，如果需要，登记之后，还可以带回家去达几个星期之久。
这里不仅有图书，还有大量的电子读物：录音磁带、光盘、录像带。。。。。一个热爱知识的人，在这里就像是“耗子掉到米缸里”。
图书馆的老师，同时也是学生做研究的的指导者。你需要哪门功课的资料，准备些什么样的Paper（论文），图书馆的老师都能给你提出有用的建议，去帮你迅速找到所需要的各种资料、除非你实在是懒得不可救药，否则靠这些扎扎实实的资料，一般都能让你的PaPer成绩不至于太难看。
由于这里的工作，比任何一门具体科目的老师面临的问题都复杂，所以，这里的老师大都有多学科的丰富知识。不是通才，就应付不下来。
美国的中学生完成作业方式跟中国学生很不一样。中国学生一般是完成老师指定的练习题，题目就在课本上，一般都有标准答案，掌握在老师手里。美国学生的很多作业却经常没有标准答案，老师仅仅是出一个题目，或者指定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剩下的事就该由学生自己去发挥了。学生不得不独立地查阅文献，搜集资料，研究问题，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再由老师来打分。
有时，学生的结论跟老师不一样，但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到高分。老师并不因为跟自己的观点不同，就排斥学生的结论。因此，美国学生独立搜集资料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一般都比较强。
这种训练方式，使美国的一些优秀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发现，抓住问题的要害，刨根问底，往往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创见来。在这里之所以把范围限定为“优秀学生”，是因为美国跟中国一样，也有不少只爱玩乐不爱学习的懒学生。
关于美国优秀学生的独立研究精神，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表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学生，因为他发现了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宗错案，并促住这宗错案得到纠正。这名小学生就是在学历史课做家庭作业，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在此之前，历史资料一直认为，大战期间有一艘美国战舰的沉没，应该由该战舰的指挥官承担责任。为此，那位指挥官不仅受到了审判，而且被判有罪。但是这位小学生查阅资料却发现了疑点，他决定要把事实查清，于是花了大量的课余时间，契而不舍地广泛收集证据，还亲自找了许多见证人做调查，终于获得了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那位指挥官的无辜，当时的判决是一起冤案。美国国会经过调查，认可了这个小学生的结论，终于使那位蒙冤半个世纪，早已不在人世的指挥官恢复了名誉。
这个案例说明了，通过这样的培养方式，确实使一些美国学生具备了较强的研究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
正因为美国学生做作业时对资料的要求既多又广，负责提供资料的图书馆也就工作特别忙。马修老师的图书馆成了圣安德鲁学校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她充分利用学校丰富的藏书，为学生们提供了不少方便。
如果说仅仅到此为止，那马修老师也许只能算一个踩着别人脚印走路的人，虽然勤勤恳恳，但却建树不多。可是，她没有满足于现状，除了把现有的各种图书资料充分利用起来之外，还建立了一个看得见、摸不着、内容丰富的“网络图书馆”。因特网不是她的发明，网上查阅资料也早已经是美国学生的家常便饭。但是圣安德鲁学校的网上图书馆，却链接了大量对全校师生有用的互联网站点，用起来非常方便。
我测览了一下圣安德鲁的网上图书馆链接的各种资料，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它的内容丰富多彩，真令人眼花缭乱。
你想看最新的畅销书吗？鼠标轻轻一点，电脑屏幕上就能看到美国畅销书的本周最新排行榜、名家点评和每本书的内容。如果你想看报纸，从《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只要是你说的出名字的报纸都随你选，不仅能看当天的，还能看你说得出日期的任何一天的内容。读完之后，如果你需要把文章拿回家去参考，点击一下打印命令，打印机马上就可以把你所需要的文章“唰唰唰。。。”地吐出来，让你带走。你想考虑升大学的事吗？各种权威机构对大学最新的排行榜评定，和各大学的详细资料，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大学排行榜，形形色色提供奖学金的基金会，都尽在眼前。不少人明年读大学的学费，就要指望这些基金会帮忙呢！
在这里，可以查到任何一门功课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即便哪位老师想研究高深复杂的课题，也不必担心资料不足，因为屏幕上有一个按钮，链接着美国最大的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直接查阅国会图书馆的无比丰富的馆藏资料。如果学习学得困倦了，马修老师也有办法为你换换脑筋。找到《幽默故事》的按钮，就有一大堆笑话在等着你，保你捧着肚子笑个够。
甚至你老爸纳税时遇到了问题，这里也能找到答案。
纳税，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联邦政府和各州都为此制定了严密的法律，以保障自己的财政收支不出现危机。交少了违法，会受到严惩，查封住宅，没收汽车，税务官员的铁面无情是出了名的。各种税法条款庞杂，名目繁多，让人大伤脑筋。如果家里有一个懂得纳税技巧的人，是很实惠的。在马修老师的网络图书馆上，有一个专门的按钮，就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一般人纳税时容易犯的各种错误。好好看看，没准还能为老爸交税帮上点忙呢。
她的图书馆有时还能代替老师，教给你不少有用的东西、写论文是很多同学最重要的作业种类，写得吃力的人很多。网络图书馆为学生提供了论文写作指导，而且还是由名家指点迷津。
我在圣安德鲁学校，曾经见过一位美国学生为“妇女权益”一课讨论所准备的提纲。看上去，就像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好文章，搜集的资料非常广泛，在层次分明的论点下逐次列出论据，其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课本的局限，读起来简直像大学生做出来的东西。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学生主动搜集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看出英特网（INTERNET）的广泛应用，对学生拓展思维空间所起的良好推动作用。
我在圣安德鲁学陶艺
到了上艺术课的时候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实践课里，我应该选哪门课呢？
因为油画我毫无基础，雕塑我也一窍不通，想了想，看来我只有选最容易的艺术品种——玩泥巴来实践一下了。我想，做坛坛罐罐我也许还行。于是，我有幸去尝试了一下在圣安德鲁上陶艺课的滋味，感到趣味浓浓。
一团软软的粘土上了我的陶轮，它却根本不像在老练的美国同学的手里那么听话。它不肯变成我所希望的杯子、花瓶和我记忆中儿童连环画上的细颈阿拉伯水罐，而是像一条狡猾的软蛇，不停地扭来扭去，然后就瘫了下去，死了似的。看来不下点真工夫是休想驾驭它们的。好在我的目的只是在玩，积极性也就没有受太大的打击。
我发觉最听话的是我自己的手，于是我取了一团软泥，先用于捏成一个巴掌大的泥片，又取了一团泥搓成泥条，压成一条薄片，再粘到泥片的边沿上，成了一个像杯子一样、粗糙得近乎原始的器皿。我的第一件陶艺作品就这样有了雏形。我一点也没有亏待它，按部就班地给它上釉，送它进了窑炉。到出炉的时候，我忐忑不安地伸长了脖子盯着看——一哈，它居然满身披上了蓝中透黄的半透明彩釉，看起来已经有点像一回事了。不幸的是，我的粘接技术不过关，杯底被高温烧掉了。
第二次，我比较有经验了。我放弃了搞“立体艺术”的奢望，把我的艺术想象力集中于“平面艺术”上。我又捏了一块泥饼，把轮廓作成两颗心重迭在一起的样子，在大的一颗心上写上Mum（妈妈〕，又在小的那颗心上写上Me（我），这是我准备带给爸爸妈妈的礼物。
回国后，爸爸妈妈很喜欢我做的几件陶艺小“作品”，珍爱地用它们布置了一个充满情趣的窗台。
在短暂的陶艺术课上，我享受到了一种完全自由发挥的乐趣，没有任何压力的学习过程。
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很不错的美术老师教过我们画国画。他循循善诱，一堂课的时间，就让我们学会了画牦牛。一笔泼墨下去，就有了牦牛毛茸茸的躯干，再蘸一点墨，又一笔下去，就有了牦牛弯弯的角。。。。一堂课下来，我变成了狂热的国画迷。回家后，意犹未尽，还兴致勃勃地为爸爸妈妈表演我刚刚热炒到手的画技，边画边解释：看，这是牛角，像不像？这是牛腿，这是。。。，爸爸妈妈边看边点头：“不错，不错，挺像那么回事的。”爸爸还特地请了一位重庆美术学院国画专业的毕业生，来看过我的“作品”。
可惜的是，当我对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的时候，学习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了。每天晚上家庭作业通常都要做到10点多，将近11点。于是，我不得不忍痛割舍了我心爱的“画家”梦。我一直坚信，如果有机会让我跟着一位好老师学画画，我一定不是一个太蹩脚的学生。虽然最终我不会放弃今天所选择的方向，但是我同时也有机会成为一个过得去的业余“画家”，闲暇时用画笔绘出我对人生的感受。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羡慕国内那些现在小学、中学的学生们，在素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