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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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婴先生要我为这个版本写个前言什么的，不敢，谨以此作为“读后记”吧。谢谢海婴先生。谢谢读者朋友。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二
第四章校后记
一九三二年，鲁迅和许广平将他们两人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到七月二十九，或三十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在厦门——广州；和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一日在北平——上海三个时空的通信，略照年月，编辑起来，交青光书局，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初版，公开发行。书名呢，题曰《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署名呢，不是鲁迅一个人，而是“鲁迅，景宋”，也就是版权页上的“著作者”。
先前，在很长久的一段日子里，人们读《两地书》，以为这也就是鲁迅与景宋通信的原信，只不过像鲁迅在“序言”所说，“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尤其是北京部分的通信，多有“（其间当有缺失，约二三封）”，“（前缺）”，“（此间缺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一类的说明，更增加《两地书》就是原信原貌的感觉。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表示“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并建议“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作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争取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能把上述几种书（即全集注释本、年谱、传记）以及全部鲁迅手稿影印本出齐”。十一月一日，毛主席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鲁迅研究室立即成立起来了。当鲁迅手稿小组编辑鲁迅书信手稿的时候，才知道鲁迅与景宋的通信完好地保存着。一校读，才发现鲁迅与景宋在编辑《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作了大量的，重要的增，删，修改，远不像“序言”所说的“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从这一意义来说，是有相当重要的重新创作的成分在内的。因此，在研究室荡漾着最初的惊喜交加的气氛。
当时还知道鲁迅用工笔楷书在规整的宣纸上手写了一部《两地书》。那郑重的纪念意义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没有列入影印出版的规划，又是一级文物，据见过的顾问说，与《两地书》一样，只少许字略有差异，没有人仔细校读。
一九九六年，周海婴根据母亲生前的谈话，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鲁迅手书《两地书》和父母通信的原信，题为《两地书真迹》。在编辑的过程中才发现鲁迅手书《两地书》，与铅印出版的《两地书》竟又有不小的差异。
第一，手书本的人名，一如原信，一个也没有“改掉”，顾颉刚就是顾颉刚，并不改作“朱山根”。“黄坚（江西人）”，也不删改作“白果”，这样不顾“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可见是作为传家的藏本，并不像铅印本那样作公开发行用的。
有一个人名，由手书本可以推断排印本初版以及此后各版一个误植，即第一百十二信中的衣萍，排印本前文作“亥”倩，后文作“玄”倩，似乎是两个人，其实不是，这显然是“亥”“玄”字形相似而误植了。
第二，初版本大量删除了景宋原信中叙述广州国民党敌视共产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以及学生内部派系斗争的语词和段落，手书本都有所保留，自然，文字也还是作了一些修饰。如第七十二信第三段叙学校风潮，手书本有“因为中大停办改组后，树的派的大本营已被铲除，所以我校中把持学生会的这派分子，也有孤城落日（原信是“实在命在垂危，无多大力量”）之势”的话，又如第九十七信第二段叙学校的“事”，手书本明白写出是“学生会改选，结果还是旧派学生占多数，则学校前途，可想而知。”（原信作“学校学生会改选，那革新学生的会也同时取消，选举结果，仍然是反动派占多数，将来还是把持学生会，向学校对抗”。）
第三，手书本对孙伏园无论鲁迅的信还是景宋的信，都直呼其名，和原信一样，而初版本中，景宋的信在伏园名下大都加“先生”或“老”字，以示尊敬，这也可见鲁迅与景宋细心的地方。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景宋也是鲁迅的学生，在私信中景宋不妨只写名字；公开发表，毕竟自己年纪小一些，孙走上社会工作早，地位也比自己高，用尊称更显人情，更有礼貌。
第四，最多的，是标点符号不尽相同。
由此可见，手书本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版本：在增，删，修改方面，它接近于初版本，反映出鲁迅与景宋在公开两人通信时的种种考虑；在“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方面，却又接近于原信，比初版本有更多更深的实情。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鲁迅手书本作底本而校以初版本的《两地书》，实在是两全其美了。
王得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