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自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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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自觉
第137期
李锐简历
李锐，1950年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随后，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赶赴山西农村插队落户，做了六年农民，后来又做了钢铁工人。1977年李锐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做编辑工作，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现已调入山西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
1974年迄今，李锐已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万余字，并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中，系列短篇小说集《厚土》，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也曾获“赵树理文学奖”。
李锐的作品题材广泛、多样，风格力求简洁凝炼，刻画人物鲜明生动，有评论者称他的作品“有笔记体”之风，并且创立了一种以方言口语为主的新文学语言，对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一大贡献。
李锐：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到电影学院来，和同学们一起谈谈我自己思考的一些文学问题。我想从我自己的这种创作经历，从我的考虑，这么多年的这种写作的经验出发，我来讲讲我的一些体会。我为什么反复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反复的在想到语言的自觉，反复地在想到建立现代汉语写作的自信心。我还提出一个说法叫应该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语言问题，所以说我想分两个主要的方面来讲。
一个就是说，面对着现在这样一种强势的文化主导之下的全球化，面对着通用英语的网络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用方块字写作？第二，我就想讲讲，所谓的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它是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文化原教旨主义？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讲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这个经历看起来好像不是直接的谈语言问题的，但是它和我的写作很相像，就是和我遭遇的写作的焦虑，或者我写作的这种处境有一个共通之处。
2001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百周年庆典，我就接到瑞典学院，就是大家所说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诺贝尔基金会的邀请，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庆典活动。在我接到这个邀请书的同时，它就附带了一个说明，就是关于服装问题的说明。
他告诉我说，我们付给你所有的费用里，也包括了置装费，我们希望你所在的城市能不能为你定制一身燕尾服，就是正式的晚礼服，燕尾服。如果你的城市不能给你定做，不能做燕尾服，希望你最好把你的身高、肩宽、腰围、臀围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儿为你租一身。我就有点儿犹豫，其实我有点儿不愿意。因为我想这个问题我遭遇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以前有过几次出国的机会，一开始我也倒无所谓，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我就觉得，一个中国人参加别人的正式的这些活动，一定要打领带穿西装，非常地难受。我老觉得，可是你不打领带，不穿西装，别人都很正式，你怎么办？你不能穿T恤去，或者说你显得好像很不尊重别人。因为人家很尊重你，人家希望你也有一个很正式的服装。可是对于我来说，不穿西装穿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马悦然先生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直跟我联系，我就问他，我说我可以不可以不穿燕尾服？他说可以，但是你要穿一个很正式的衣服，我说我有一个我自己想出来的比较正式的衣服，可以不可以？他说，那好吧，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穿吧，我说我主要是想穿一个比较有一点儿中国特点的这样一件衣服，他说好，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穿中国的衣服。于是我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就穿了一身，中山装稍微改造了一点儿的那种衣服，那个领子不要翻下来，也很正式，立领的。我来到了燕尾服的海洋之中，穿不同的衣服的人非常的少，有一位非洲作家，还有我看到了有几位日本女士穿着和服，然后剩下的所有的人都是燕尾服。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衣服，其实是人的行为语言的一部分。一个中国作家，我刚才说了，我的第一个话题，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你还坚持方块字写作，其实就有点儿像你在那个盛大的宴会上，没有穿燕尾服。那你就应该有你不穿燕尾服的理由，你不用通用的英语写作，你坚持用方块字写作，那就有你坚持用方块字写作的理由。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太阳每天会从东边升起来，鱼在大海里游泳，就不用考虑为什么大海存在？你就用方块字写就对了，你就很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所考虑过的这个问题，当年白话文运动最开始的时候，胡适先生、鲁迅先生、钱玄同、刘半农、他们这些人，早早地，他们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甚至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大家都知道，在网上通用的语言是英语，我就在想，一个中国作家，你要坚持用你的语言来写作，首先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语言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这个问题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困扰着我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服装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你不穿那个服装，你坚持要穿一种你自己认为能够代表你自己的那个服装，你这样做的理由，我为什么说它，其实也就是我用方块字写作的理由。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用英语、用法语、用西班牙语，写了很好的文学。我们用方块字再去把别人写过的文学，重复过的话，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就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这种作品只能叫学习、叫模仿。
我们山西有一个作家叫成一，他对这个现象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中国的小说里老有一种副本效应，叫副本文学，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作家。他写小说，就是国际上有一种什么小说翻译到中国来了，很快，中国就在流行这种腔调，流行这类的小说，很多人就会照这个样子再写一个，那这样的小说其实就是一种副本小说，它本身没有意义。
刚才我讲到所谓的用汉语写作。比方说，那汉语的小说有没有普适的价值？比方说我们讲到西方文学的时候，我们讲到西方作家的那些杰出作品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说，它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深刻地展示了人性，展示了人类的本性等等，就这样一些评价经常会出现在西方的那些大师的作品之中，评论它的时候，人们都会这样去评价它，就是说它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东西。那么中国的文学是不是也应该表达这样普遍的东西，中国的作家应该不应该表达这种普遍的东西？那我们都知道，因为新文化运动，从它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提出来要全盘西化，要全面反传统，要废除汉字。当新文化运动把白话文变成国语，完全了这个历史使命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汉语、中国当代历史一个激烈的全盘西化的过程，历史当它完成了一个任务的同时，它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憾。实际上这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有两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左右着中国的历史社会。
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所谓全盘西化，西方的就是好的，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我们都要直接地向他们学习，甚至于到了一种崇拜、迷恋，自我取消，不用考虑，只要是从那边来的，都是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这样一个近代的历史，它所导致的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现状，它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文学艺术变成了彻底的政治工具，而这种东西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那对于这两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直处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有话语权利，这样一个主流的东西，它一直在左右着现代汉语的写作，而能够突破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作家和写作，才是那个有意义的，而且也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杰出的文学作品。
你比方说，如果讲到新时期文学，大家都知道，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然后后边有一个寻根文学。所谓寻根这个思潮的口号的提出，这个思潮的出现，它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就是中国的作家们，当时以韩少功、阿成为首的几个作家，就提出来这个口号，它是中国的当代文学第一次，既摆脱所谓的政治的束缚，那个政治的枷锁，又企图摆脱一个世纪以来的，这样一种简单的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自觉，这种突破本身才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次，就是文化意义上和文学意义上的第一次这样一种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品质，从那儿以后，我觉得中国文化革命以后的文学，实际上是从那儿以后才开始有的，才开始真正的有了一种独立的品质。才开始出现了后来一系列的许多作家比较好的作品，比较杰出的作品。
李锐：刚才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服装的问题，我说中国人穿什么衣服，它给我带来的一些想法。我还可以再讲到一个问题，也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它本身也是对汉语写作的一次检验。那是2000年我去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也是他们《星洲日报》搞一个文学评奖，他们请我去做评委，然后他们也做了好多这样的文学讲座，让我们到各地去讲座。在这次会上，我就讲到了莎士比亚和曹雪芹。
我认为莎士比亚他的伟大，他的作品的出现，他是在一个很长时段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之上，他这样的一个创作成果是和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联系的，当然莎士比亚是伟大的，他的文学作品无疑是伟大的。那么中国的作家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要晚一点，晚一百多年，但是曹雪芹写出来了《红楼梦》，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的“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这样一个彻底的悲剧，他是不是也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那我认为曹雪芹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我认为曹雪芹他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在曹雪芹之前并没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一场文化解放运动，来带给曹雪芹，就是说它可以使他能够比较方便的，站在别人努力的台阶上再往前走，但是曹雪芹作为一个孤独的探索者，他作为一个作家，他却做到了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才能，他做到了，他写出来了这样一种深刻的人的悲剧。
那么我讲这个之后，当地的一个报纸很快就转载这个：昨天晚上，中国大陆来的作家，李锐先生讲了什么、什么话。其中，我的这个演讲就变成了李锐先生说，认为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所以就变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当然他们就觉得好像很解气，这样说就很自豪，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这个背后，我并不是说他缩减了我的内容，我觉得这样说莎士比亚伟大或曹雪芹伟大，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不可以这样简化双方，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曹雪芹也是伟大的。当然有人说，按照萨伊德先生的东方学的观点，后殖民主义来分析，所谓西方文化在殖民了全世界的过程之中，他们也把他们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英语之所以成为通用的语言，是因为日不落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殖民的过程的一个结果。如果按照这样一些理论来讲，或者说按照福柯先生的后现代主义“知识即是权利”，这样的一些理论，这样的一些观点来讲，那么莎士比亚很可能就会被说成是一个简单的，西方中心论的这样一个西方权力话语的代表作品。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全人类的普遍的尺度？为什么英国的一个作家写了几本书就可以作为全世界人类普遍遵循的尺度？有人可能会这样来问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这个问题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化，我不这样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想在有资本主义，在有殖民主义之前，人类早已经有非常伟大的文学了，荷马史诗，古希腊的那些戏剧，我们中国的《诗经》，那是2500多年前的，那时候不光没有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的“妈”都没有。如果说我们想一想艺术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把一切的，把西方的所有的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把它简化成为，说是，你那是殖民主义话语，那我们就不能谈论艺术了，相反，反过来也一样的。
所以我所说的语言的自觉，并不是要把汉语的写作，放在一个方块字的万里长城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我们那个砖砌的万里长城倒塌了，我们没有了，不可能把它再建起来了。我们于是就退缩到方块字的万里长城，把自己再一次的封闭起来了，那肯定还是没有出息的，这不叫一种主体性，这样的文字注定了是要丧失了它的生命力的。
那么当我在想讲到建立汉语的主体性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陷入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我把它叫做双向的煎熬，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当中，对自己的传统一直采取一个批判、扬弃不要，那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个态度；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认为，西方的，国外来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可以作为我们新的理想。但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非常残酷地打破了中国人的这个理想。
那么当这场浩劫结束以后，中国人终于从浩劫当中，噩梦当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再向外看的时候，再一次向外边学习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西方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已经开始对西方的、许多的、基本的观念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加缪的《局外人》，乔易斯的《尤利西斯》，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后边的像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罗兰·巴特的《情爱絮语》，看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西方的作家，他们在从一种道德的、社会的批判，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