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事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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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昭和天皇随即批准了内阁的决定。同日下午１８时２４分，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七七事变，声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向华北开进。近卫首相并连夜召开国会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全国舆论。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军令部、海军省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规定：“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并具体规定：平津地方作战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以海军为主，担任警戒。根据情况发展，“限定在青岛、上海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担当之”。日本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规定华北作战中航空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３个师团（最少３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１１日，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７月１２日，香月抵达天津后，立即下令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２０日前完成战役部署。７月１３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当晚把这个方针电告“中国驻屯军”，１４日参谋总长又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到天津当面向“中国驻屯军”传达了这个方针。７月１５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１８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７月１５日至１７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７月１７日，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对中国方面的四点要求：（一）宋哲元正式道歉；（二）处罚责任者，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四）在７月１１日所提条件上由宋哲元签字。并规定，如在１９日前中国方面不予履行，即对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同时下令动员国内部队，立即派往华北。在期限满后，即便第二十九军愿意履行所提条件，也要使该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并向南京政府提出：中央军恢复旧态势，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得妨碍日军与第二十九军就地解决。当天，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陆军中央部的提案。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第二次动员的准备》计划，提出了战争扩大后的处理方针，准备在两个月内消灭或击溃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订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接着，
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日本大规模的侵略已经如上弦之箭，弯弓待发了。
但是，日本政府的所有这些战争准备，却是在“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的烟幕下进行的。日本政府在它的官方文书上，在对外声明中，不厌其烦地奢谈“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其目的一是欺骗世界舆论，用以掩饰其侵华的罪恶阴谋；二是麻痹中国方面，使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疏于防备；三是为日本调遣军队，扩大战争争取时间。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5）
平津沦陷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出于强烈的保存地盘的心理，也担心蒋介石利用事变而搞掉他，因此，宋哲元意在通过谈判求得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此，他没有立即返回北平，而是在７月１１日到达天津谋求与日本方面的和解。根据宋哲元的主张，当晚，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松井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随后将二十九军俘虏的２００多名日军释放。１２日，宋哲元对外发表乞求和平的谈话。
蒋介石闻知后，第二天即给宋哲元发电，提醒他：“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央决定宣战”，并劝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未把蒋介石的劝告放在心上，派张自忠、秦德纯等人继续与日军交涉，并瞒着南京政府向日方做出若干让步，其中包括向日方道歉。
７月１８日下午，宋哲元赴天津海光寺参加原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葬礼，与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见面。虽然宋哲元未表示道歉，但吊唁田代与问候香月，已被日方看作是道歉的姿态。宋哲元归来后天真地对人说：“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１９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为表示和平诚意，他返平后立即下令将城内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完全开启；对全国各界慰劳二十九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
但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无论宋哲元怎样妥协让步和表达和平诚意，都不可能真正地阻止局势的恶化。日军的军事部署一刻也没有停止，并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造成二十九军重大伤亡。至２５日，日军已有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５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
日军按计划在平津地区集结兵力后，就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首先，日军相继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７月２５日，从朝鲜调来的日军第二十师团的一个中队约１００余人，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１６时３０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但日军坚持不退，双方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２６日凌晨向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只有平时的警戒线，并无战时防御设施。日空军向中国军队营地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官兵死伤惨重，虽顽强抵抗，最终被迫退向通州地区。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２６日，日本中国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一个大队以保护侨民为名，分乘２６辆卡车由广安门强行进入北京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２２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在广安门事件发生的当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２７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并陆续撤往保定方面。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香月清司在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向日军下达了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攻占平津的命令。当晚，日军在其航空兵的支援下，对二十九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２７日上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日军精锐的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
２７日晚，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２８日，按照预定计划，日军对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由于冀察当局７月１１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官兵们仅凭营地围墙拼死抵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向中国驻军狂轰滥炸，敌步兵向没有展开队形的中国部队发起波浪式冲锋。
在５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２０００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殉难前线，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也壮烈殉国。
南苑遂告失守。
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第十一旅团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节节抵抗。第三十七师（尤其是何基沣旅和吉星文团）和第三十八师一部（董升堂指挥）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三十九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司。局部的胜利虽不能挽回平津危局，但却为二十九军的撤退争取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卢沟桥—八宝山一线阵地的保存，为全军西撤留住了退路。２８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自己于当夜２３时偕秦德纯、冯治安等退往保定。第三十七师等部亦奉命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北平就这样沦陷于敌手了。
在天津，三十八师主力在李文田副师长的指挥下，于２９日凌晨向驻津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一度攻占天津总站、东站、北宁铁路局、日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和东局子机场，烧毁日军飞机１０余架，并缴获日本陆空军现用电报密码本。攻打日军兵营海光寺的战斗尤为激烈。经一夜鏖战，虽未能攻克，但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随即出动重兵对三十八师进行反扑，三十八师奋勇迎敌，并攻入日租界，但终因孤军无援，被迫南撤静海。３０日，天津沦陷。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6）
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措辞激昂的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文一连使用了十几个惊叹号，可谓掷地有声，闻之感奋。
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接连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抗战。电文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祖国之目的。”“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二十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与日寇决一死战！”
８月２２日至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战主张，不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对国民党产生了积极影响。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开始比较犹豫：一方面希望通过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为此，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我国政府极愿尽各种方法维持东亚之和平。故凡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对于处理国际纷争所公认之任何和平方法，如两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并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但均遭拒绝。国民政府又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英、美、法、德等国驻华使节，要求其政府出面调停中日冲突，结果没有得到响应；另一方面也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奋起自卫，抵抗侵略。７月９日，蒋介石密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的两个师由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的一个师和第八十四师庞炳勋部向石家庄集中，令宋哲元前往保定指挥，“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蒋介石连电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诈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要求宋哲元“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
在和平解决无望和日本国内动员、日军源源不断开进华北的情况下，蒋介石在７月１７日发表庐山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中日和战的最后关头，“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并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原则：“（１）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之完整；（２）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３）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４）第二十九军现在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个谈话说明，南京政府已不愿再向日本让步，如果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就要发动抗战。对此，与蒋介石打了１０年内战的毛泽东以少有的口吻称赞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说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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