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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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两地书》，1925年4月10日致鲁迅。。显然，许广平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没有“寄意寒星荃不察”做基础，比较幼稚单纯。鲁迅则不然，他欲做刺客的潜意识中，含有对“寄意寒星荃不察”的“绝望”的态度。他回答许广平说：　“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两地书》1925年4月14日致许广平）自从那次因问孝而使得刺杀计划流产以后，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致性，鲁迅就公开表示反对牺牲，而主张“深沉韧性的战斗”了。在这之前，他的革命情绪是血气喷薄的，对当场怀疑他“我以我血荐轩辕”勇气的人，耿耿于怀。不过，鲁迅的内心深处永远是主张“火与剑”或“血与火”的战斗的。《随感录五十九》说：　西方“有主义的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顿了刀锋，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再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在走投无路之际就投笔从戎了。鲁迅承认魏连殳就是自己。到底是韧的战斗好还是火与剑的战斗好呢？这里也有中庸之道。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2）

　　　　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对许广平说：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需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变了，但还是多所顾虑”《两地书》，1926年11月28日致许广平。此处的“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即是“灵台无力逃神矢”一事，然而又不接受朱安。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已经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打算。临行又不愿“一切听人安排”了，放弃了刺杀任务就“仍需生活下去”，“再后来，思想变了”，这既是针对“灵台无力逃神矢”，也针对“我以我血荐轩辕”。1928年，鲁迅与某些“英雄”们论战，说：　“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了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为什么不直接说身体有残疾？残疾可以是天生的，而要特别提出“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这与论战毫无关系，这话明显有潜意识。鲁迅认识到自己由“我以我血荐轩辕”到“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再到“思想变了”，这之间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生活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作诗或做文章的逻辑。“我一生的失计”在本质上是一个逻辑问题，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逻辑的“失计”实在是一个软硬兼备的致命伤痛。读外国书，以潜意识理论解释“灵台无力逃神矢”与“我以我血荐轩辕”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鲁迅是把对母亲的不满深深潜藏在革命事业的勇气中，在革命行动之前又强调对母亲的爱，其背后又隐藏了对革命领导者的不满。据说鲁迅曾说过，有一次，在东京某处看到某位革命领袖与人谈笑风生，而他的部下正在国内起义，出生入死。鲁迅对此人，不由得“惊佩之至”。又据说，鲁迅曾说过，如果陶焕卿做了皇帝，恐怕我们都没有好下场。　　　　
　　　　中国传统纯文化，倡导人心须常常处在安定之中。一个常常处在斗争之中的人，无论是身体还是语言（或思维）都是那样的不自由。　　　　
　　　　断发一事也是如此。从《自题小象》一诗看，断发明明是革命的标志，有“预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决心。但是，“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需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接受包办婚姻与断发都有前后不一致之处，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致性，鲁迅在几十年后仍然在作“思想变了”的平衡工作。晚年，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说：　“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王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　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囱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这话说起来似乎很轻松，其实痛心得狠。鲁迅毕竟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发表《解辫发》，明确声明自己是越人，剪辫就是表示反清革命之意。许多《鲁迅传》说起鲁迅的断发，无不是冠之以“毅然”二字，称之为反清革命的举动，大加赞扬。然而鲁迅回国后又曾装过假辫子，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说：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　一个人做人要真实。……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　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　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　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和木刻的阿Q像，这才算遇到了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贤人”特别深恶痛的原因之一正是钱玄同所说的“迁怒”。乡下人对留学生剪辫的反感，大约是因为乡下人中了古圣先贤的毒太深的原故吧。有人对于鲁迅的既剪辫又装假辫，专门著文辩护，说只是形式问题。有清一代，中国人为了头发的问题死人无数，血流成河，都轻如鸿毛，视剪辫子为反满革命的象征，这正是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满清、汉民、太平军、章太炎都犯了这一毛病，鲁迅独不然，思想深刻得太狠了。这种辩护，真是妙得很，但措词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四个字在这里——“中庸之道”。无奈，凡是厌恶中国国民性的人都是反“中庸之道”的，所以阿Q的辫子就“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了。有人把阿Q的辫子这一形式视为中国国民性象征，当然不是犯了注重形式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的老毛病，应另当别论的。鲁迅由断发以示“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决心，到回国又装假发，再到反对学生们剪发，再到晚年的为之解嘲，都是“中庸之道”的表现。正如鲁迅由“预计”“我以我血荐轩辕”，到“预计并不确中”，要“陪着做一世牺牲”，再到“思想变了”“我可以爱”了，“由她去罢”一样，也都是“中庸之道”的表现。鲁迅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而孔子则是理想主义的中庸之道。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不自由的。两者的区别在此。此事不可深论，点到为止。总之，思想家要想保持思想的一致性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3）

　　　　用外国书萨特的观念分析，可以这样说：　鲁迅接受包办婚姻虽然是“听人安排”，但也有自己的选择。首先，放弃了婚姻，选择了牺牲；进一步放弃了牺牲，选择了韧的战斗；再进一步，放弃了医学，选择了文学；再进一步，放弃了“陪着做一世牺牲”，选择了“我可以爱”。鲁迅的自由选择日愈发达，同时，这些选择也有道德与逻辑上的困难，鲁迅的自我剖析和反省或忏悔是感人至深的。遗憾的是鲁迅只用曲笔做这些事情，伟大也是无人懂。由于为尊者讳文化的发扬光大，你懂便是你错，谁还敢懂呢？　　　　
　　　　且说鲁迅在日本读苦西医，以便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在“故园”的母亲不断来信催促他回家完婚，拖他的后腿。当时，鲁迅的母亲在绍兴听到谣传，说鲁迅在日本东京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了，有人看到他们领着孩子在街上散步。她大为震惊，“一天连写两封信给鲁迅，催促鲁迅赶快回国完婚，这时鲁迅被逼得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使他经常失眠，直到患了神经衰弱症。鲁迅的母亲接二连三的来信未能把鲁迅催回，最后无法，只得拍了一个‘母病速回’的电报。鲁迅得了这个电报，信以为真，火速返回绍兴。”萧文邦著《鲁迅新传》：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5页。鲁迅回到“故园”，看到婚礼百事俱备只待新郎的情况也无可奈何了。鲁迅和朱安是1906年7月26日在绍兴举行的婚礼。鲁迅在结婚的那天一切顺从母亲的安排。他在晚年回忆说：　“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转引自《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42页。那一天，两人一副古装打扮，鲁迅头戴结婚礼帽，帽下拖出一条假辫子，身穿袍套，脚穿靴子；朱安头戴凤冠，身披红纱，下着黑绸百褶裙，在周家新台门拜堂。在亲戚和邻居的簇拥下，进了洞房。据周建人回忆说：　　　　　
　　　　没有人正式告诉我，不过我隐约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结婚了。母亲什么时候为大哥定的亲，我根本不知道，当事人大哥也不知道，因为婚姻要由父母包办，是不能过问的。后来大哥知道以后，只是要求女方放大脚，要识字而已，因为除了这以外，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大哥到日本去读书，女家来催促，母亲一推再推，推不下去了，我母亲决定为大哥成婚。确实，大哥虚岁二十六，女方已二十八了，一般人看来，已经晚了六至八年哩！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约六月初，我大哥从日本回来了，可能事先母亲没有向他说清楚，是要他回来结婚，只看见母亲和他单独谈了很久。当时家乡风俗，结婚一般在冷天，很少在热天，因为凑大哥的暑假，所以就在夏天结婚了。　　　　
　　　　婚礼照例是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的，二哥说要回来，但还没有回来，除了三个台门里的本家，很少有什么客人来，也不演戏，一点也不热闹。也许由于我大哥的意见，我母亲一切从简，只是在仪式上，还是照旧，由老台门熊三公公来祝寿，还是拜堂，我大哥装了假辫子，真是活受罪。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灼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这也难怪，俗话说：　生意做勿着，一遭，老婆讨不着，一世。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呢，当然，老公嫁不着，也是一世不着，是一样的，也许更痛苦。　　　　
　　　　看了我大哥这副失望的样子，我想起我的表姊们来了，风俗是同姓不婚，同姓即使房份很远，甚至并不同族，也是不能结婚的；姓不同，即使是姨表姑表，血统很近，倒是可以结婚的，还叫做亲上加亲。我小舅父四个女儿，个个汉文很好，大女儿琴姑尤其好，能看极深奥的医书，当大哥在南京读书时，也曾经提起过，是否两家结个亲，可是那时听得长妈妈叽叽喳喳地说什么“犯冲的呢”，后来也就不提了，我大哥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而琴表姊却是知道的，当时没听她说什么（当然她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小舅父把她许配给别人了，不久病逝。她在临终时对服侍她的贴心妈妈说：　“我有一桩心事，在我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件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　　　　
　　　　后来这位妈妈把琴表姊临终的话讲给我母亲听，我母亲听了，低下头来，半天没有作声。　　　　
　　　　琴表姊的事，已铸成大错，无法挽回，那么，我小舅父的次女意姑，也是很好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和意表姊结亲。意表姊后来嫁了她母亲的内侄，是患精神病的，所以意表姊很痛苦。如果我母亲不找小舅父家的女儿，那么，也可以找我哪家姨父女儿永平呀，可是，她只把平姊认作女儿，而不是作为媳妇。平姊嫁给车耕南以后，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到我母亲这里来诉说她的不幸。　　　　
　　　　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感情都很好，也很喜爱她的侄女、甥女们，她们对她也是既亲热又孝敬，但是，竟没有一个选作长媳，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又为什么要使我的表姊，特别是琴表姊，如此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相信谦婶的话，认为朱安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