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美国8大名案-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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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一边流眼泪，但她仍在电话上哽咽着言不由衷地对汤姆·费利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亲切最友好的信。我真的很感谢你。”这反倒让汤姆过意不去。那天晚上他请苏珊看了一场电影。就在那前后，苏珊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办公室告假。她感到孤独，沮丧，压抑，烦乱，不知所措，常常独自一人喝闷酒，和以前的苏珊判若两人。10月23日，星期天，苏珊开车到费利庄园找汤姆“谈谈”。作为挽回他们关系的最后尝试，苏珊对汤姆·费利讲了继父巴威利·卢索在她少女时代对她的性骚扰。与苏珊预期的相反，非但没有引起汤姆的同情或嫉妒，反倒让他感觉震惊和不快。1994年10月25日，星期二。
对苏珊而言，那天有一个和往日一样的平平常常的开端。苏珊起床后，给迈可和亚历克思穿好衣服，吃过早饭，开车送小哥儿俩上托儿所，再到康硕产业的总裁办公室上班。她是和好多同事们一道在巴菲罗一家“安第”餐馆吃的午饭，汤姆·费利也在其中。九个人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和以往一样，汤姆和苏珊的座位挨着。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唯有苏珊闷声不语。饭后苏珊用一张50美元的公司支票付账单，给了服务生8美元小费。下午2点半，苏珊打电话到汤姆·费利的办公室，约他到办公楼外面谈一谈。苏珊对汤姆说，她的丈夫戴维威胁她，要乘他们的离婚案庭审之际，将苏珊的一些丑事公诸于众。汤姆让她解释是什么样的丑事，苏珊说：“偷税漏税和与你父亲通奸。”汤姆·费利大吃一惊。等他终于缓过神来，汤姆对苏珊说，他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必须马上停止，而且永远停止。3点30分左右，苏珊问她的顶头上司，总裁办公室主任珊娣·威廉斯，她可否早点离开。珊娣·威廉斯见苏珊眼里含着泪，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苏珊说：“我爱上了一个人，但那人并不爱我。”珊娣问那个人是谁，苏珊说：“汤姆·费利。但如果我没有两个孩子，情形就会大不一样。”珊娣·威廉斯同意苏珊早点回家，但苏珊并没有走，仍继续留在了办公室。4点30分，苏珊再次到康硕产业的摄影棚找汤姆·费利，说要把她以前向汤姆借的白色“奥本”绒衫还给他。汤姆坚决不要。下班后，苏珊先上托儿所接迈可和亚历克思，然后带着小兄弟俩去了山核桃酒吧。他们在停车场泊车的时候看见淑·布朗。苏珊央求淑陪她回康硕产业，她说她想向汤姆·费利道歉，她不该对汤姆谎称她和他父亲睡过觉，她胡乱编出这个故事只是想试探一下汤姆的反应。5点30分左右，苏珊开车带着淑·布朗和两个孩子一起回到公司。苏珊让淑帮她看着迈可和亚历克思，自己进去找汤姆·费利。苏珊很快就出来了。她对淑说，汤姆好像很不高兴，苏珊刚进去没多久就要她离开办公室。苏珊说，她和汤姆谈过话后反而更不开心了，她想她“也许应该结束这一切”。正好这时珊娣·威廉斯下班离开康硕产业，在停车场看见苏珊和淑·布朗说话。珊娣当时心里老大不痛快，她以为苏珊又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天下午苏珊在办公室里一直说她非常不舒服，要提前回家。苏珊先把淑·布朗送回山核桃酒吧，再和两个孩子一起开车回家，那时大约是6点钟。后来晚些时候，淑·布朗正和康硕产业的同事们在山核桃酒吧吃晚饭，汤姆·费利也在那里，一位男招待给她送过来一只无线电话。那是苏珊打来的。她在电话上问淑，汤姆·费利有没有提起过她，淑说没有。到此为止，办案人员心里已有了六七分谱。如果苏珊确实和史密斯兄弟失踪的事件有关系，汤姆·费利的拒绝恐怕就是她的动机了。大卫·A·卡卓尔则更进一步，一天盘查下来，他已认定作案者是苏珊无疑。
他也想试试苏珊的反应。在谈到汤姆·费利和她的关系时，他问苏珊：“这件事与孩子们的失踪有任何关系吗？”苏珊答曰：“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伤害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的生命。”大卫·卡卓尔认为，苏珊的回答中所用的“伤害”和“生命”等字眼，意味着她知道两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当苏珊讲到迈可和亚历克思吵吵嚷嚷不要吃饭，把她弄得很烦时，卡卓尔主任冷不丁又问一句：“这就是你杀了他们的原因吗？”苏珊一反常态，勃然大怒，她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你个狗娘养……”“你居然敢那么想！”苏珊站起身来，推门冲到过道里大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认为是我干的！”说苏珊一反常态，是因为在与警方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向温顺，安静，略带神经质，总在不停地祈祷：“上帝呵，请您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顷刻之间变成一只母兽，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看来苏珊不只是一个心痛欲裂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难制服的对手，要她老老实实地讲出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大卫·卡卓尔注意到，苏珊在谈话过程中虽然经常抽泣，但有时候并没有眼泪。有类似观察的另一个人是给苏珊做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他在记录中写道：苏珊不时发出“假装的哭声，但眼里一滴泪也没有”。其实在他俩以前，第一个对苏珊产生怀疑的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人像绘画艺术家洛易·帕夏尔。当他为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找苏珊了解情况时，感觉苏珊对罪犯的描述非常模糊，似乎在她的心目中并没有此人的清晰明确的总体形象。但画像的初稿出来以后，苏珊却对不少细枝末节之处指指点点。
凭他多年的经验，洛易·帕夏尔认为苏珊十有八九是在编瞎话。调查越深入，围绕苏珊的疑问就越多。豪德·韦尔士警官和州警署参与本案的特派员毕特·罗根与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行为学专家们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谋杀亲生孩子的母亲的性格行为心理等特征。以下是专家们对这类罪犯共有特征的分析，不光指本案而言：20岁至30岁，自幼生活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曾遭受肉体虐待或性虐待，或二者兼具。不知道如何向社会有关组织或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患忧郁症，有自杀倾向。通常在犯罪或作案前夕曾遭到异性的拒绝，或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她们通常不清楚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界线，觉得孩子成了她们的障碍，从而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孩子的拖累，而不能面对自己的弱点，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孤独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类母亲一般都曾经非常想要孩子，对孩子特别溺爱，或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们大都饱尝过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使她们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但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关系又反过来加深了她们与外界社会的隔绝，进而加深了她们忧郁孤僻的性格弱点。在犯罪或作案的过程中，这类母亲通常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延伸或附加部分，而不是另一个独立的人。她们因此而认为或觉得，杀害孩子只不过是她们自杀行为中的一部分。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及其他办案人员认为，这一分析结果与苏珊的情况非常吻合，但这还不是苏珊性格的全部。根据大卫·A·卡卓尔的观察和汤姆·费利所反映的，当他明确告诉苏珊准备与她断绝来往后，苏珊对汤姆无休止的纠缠，可以看出，苏珊也是一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女人。大卫·A·卡卓尔认为，苏珊还是一位工于心计，能很好地伪装自己，从而颇具欺骗性的聪明人。10月28日，星期五，豪德·韦尔士警官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今天》，和中央新闻网络节目主持人拉瑞·肯的电视采访。他告诉媒体，警方的情报热线收到了上千个电话，但至今案情仍无突破性的进展。这天一大早，州与地区两级警署人员会同50多名自愿参加的消防队员搜查了约翰·D·隆湖附近49号高速公路南北两侧的大片区域，结果一无所获。同日下午，豪德·韦尔士警官答记者问说，他们目前还不能排除任何嫌疑人，包括苏珊和戴维。他还告诉记者，警方发现苏珊的证词中有几处与事实不符，但拒绝提供详情。
然而第二天，星期六的《联盟每日时报》在头版登出一篇文章，说苏珊的证词中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是，一、米奇·圣克勒说案发当晚他根本不知道苏珊要去他家；二、那天晚上沃玛特的顾客和员工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苏珊和她的两个孩子。文章还说，苏珊告诉警方，在被劫持之前她开车在大街上转了一两个小时。文章登出后，联盟镇的人们，特别是黑人社区的居民才说，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怀疑上了。试想，警方的搜寻如此严密，一个黑人带着两个白人孩子怎么可能蒙混过关？从此，苏珊开始远离媒体，她尽量避免记者的采访，特别是提问，也尽可能少地在任何形式的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她甚至不愿意与前来为他们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触。不知就里的戴维也和她一起退避三舍。10月31日，星期一，联盟地区警署接到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署的来电，称在他们的辖区里发现了一个生理特征与亚历克思相近的十四个月的男孩，孩子被人独自扔在西雅图郊区的一个汽车旅馆里。据旅馆工作人员讲，带孩子投宿的男人驾驶一辆有南卡罗来纳州牌照的车。这条消息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至少史密斯兄弟中的一个有下落了。联盟警署赶紧将有关材料发送到西雅图，不久，对方回电说，经查证，那个孩子不是亚历克思·史密斯。11月1日，星期二，迈可和亚历克思被劫持或失踪后一星期，豪德·韦尔士警官、大卫·A·卡卓尔主任、南卡罗来纳州警署署长罗泊特·斯杜尔，及几位参与本案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分别得出了各自独立的结论，并综合为他们的集体结论：苏珊·史密斯就其涉嫌史密斯兄弟失踪一案向执法机关提供了伪证。警方下一步的行动将是证明这一结论，分内外两个部分进行。外部行动简单地讲还是搜查，但范围将大大地缩小，强度则将增大。
第七部分 被亵渎的母爱第48节 被亵渎的母爱（5）
经过了一周大规模的搜寻，苏珊的那辆酒红色马自达轿车还是不见踪影。按说要藏个把人可能不难，但要藏起一辆车来却绝非易事。案发后苏珊徒步走到了麦克劳家，如果她是单独作案，那辆车也应该在可以步行到麦克劳家的范围以内。办案人员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见底的约翰·D·隆湖。然而，指导州警署潜水员搜查湖底的专家们在此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把车藏在湖里，作案人应该让车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驶，这样才可能使车尽量远离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模拟实验，并让潜水员们按照实验结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进行搜查。警方同时也加强了地面上的行动，区域为距约翰·D·隆湖和麦克劳家半径两英里的范围。
至于内部工作，还是找苏珊谈话，但是侧重点将放在如何诱导她坦白招供。办案人员们通宵达旦地研究对策，大卫·A·卡卓尔甚至逐条逐款地设计并写下了提问的台词。他们还反复讨论和排练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等等，连谈话者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都考虑到了。他们的目的，既要一层一层地攻破苏珊的心理防线，使她最终讲出事实的真相，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苏珊的情形十分不稳定，施加过多过重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她从此缄口不语，以沉默封闭自己，甚至自杀。大家一致认为，大卫·A·卡卓尔所扮演的“坏警察”的使命已经圆满结束，接下来应该由“好警察”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上场。毕特·罗根在司法界干了35年，其中有27年供职于联邦调查局。他与苏珊谈话，或“聊天”时，轻言细语，和风细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者。豪德·韦尔士则以兄长和朋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两位“好警察”逐渐“骗取”了苏珊的信任。他们还将谈话的地点移出警署，这样既能使苏珊“放松”，又可避开媒体的耳目。
11月3日，星期四，迈可和亚历克思失踪后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妇从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他们要接受全美三大电视台早间新闻的连轴采访。苏珊和戴维坐在卢索家客厅的沙发上，肩并着肩，手握着手，这正是广大电视观众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难之中相互支撑的夫妻形象。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今晨》节目中，记者问苏珊是否与她孩子们的失踪有什么关系，苏珊答曰：“我和我两个儿子被劫持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谁干下的这桩恶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经不正常。”虽然史密斯夫妇正在办理离婚，当记者问戴维是否相信苏珊的故事时，戴维说：“是的，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午饭后，12点30分，苏珊告诉戴维她出去寄几封信。戴维记得她临走时穿着带帽子的绒衫和牛仔裤。实际上，是办案人员再次找苏珊谈话。苏珊随身带去了一份警方文书根据她头天的谈话内容整理的证词，和往常一样，苏珊可以带回家来阅读修改，第二天再交还给警方。这一次，苏珊只改了一个词，将她等红灯遭劫持的地点由“莫那科磨坊”改为另一个通往黑人社区的十字路口“卡里梭”。毕特·罗根当着苏珊面念了一遍她带来的证词，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修改的地方，苏珊说没有。1点4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与苏珊一起来到和联盟地区法院大楼坐落于同一条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礼会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对面地坐下。韦尔士警官开始慢条斯理地说，他看了苏珊修改后的证词，苏珊把“莫那科磨坊”改为“卡里梭”是因为警方告诉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没有车，她不可能在那里等红灯。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苏珊自圆其说，因为10月25日前后，联盟地区警署为侦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个路口安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