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男孩:塑造下一代男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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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我们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因此，我们惟一的选择是下车。走下火车，让生活的节奏慢一些，这是非常困难的。旧的生活模式真的很难消除。
上一次你的朋友不期而至来拜访你，是在什么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太久远以前的事情了。曾几何时，一家人有一个定期的习惯：大家挤入一辆车，开车去某个朋友的家，整整一个下午，大家随便聊聊，享用着香蕉乳酪馅饼。这曾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份小小的独特闲趣。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还是一个小孩时，听见敲门声就急匆匆跑去看是谁来了的那些时光。纱窗会裂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房间里来：〃有人在家吗？〃妈妈会风风火火地倒上一壶咖啡，接着在下午的时光里我们会坐下来，和朋友东拉西扯言之无物但又无所不谈。最后，朋友离别的时间到了，我们相互拥抱着说再见，请他们下一回有时间再来玩。可悲的是，那样一种自然真挚的友情在今天这样快节奏的世界里很难再见到了。生活的繁忙和压力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前家庭和朋友之间很常见的群体意识。我们很少如果曾有过的话不预先通知就去顺便走访朋友。而即使我们去了，他们也可能会为了陪我们而不得不取消一大堆约会。于是，我们便这样度过自己的每一天：生活如轮船疾驶而过，匆忙地瞥一眼戴着的手表，却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亲密的友情了。
雪莉和我前几年曾有幸和一位名叫珍妮的80岁的老太太为邻，我们真的喜欢上她了。她看着我们来来往往，知道我们面临许多压力。珍妮一次次告诉雪莉说：〃宝贝儿，别忘了给朋友和家庭留点时间。你知道，一个人不要忙得顾不上别人了，这是很重要的。〃她很孤独，她说出的正是她自己的需要。我们偶尔也会和她闲聊几句，并且一起共进晚餐。有一天下午，雪莉同她一起喝了茶，而且谈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但是，要满足她的需要是困难的。我们正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飞驰着，而珍妮呢，她正沿着一条乡间小道在她的生活舞台上漫步。
珍妮现在已经过世了，但是她的话依然在我们的脑海中回荡。这些年，我们的日常活动真的比花点时间去爱一位特别的老太太、真的比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交流来往更重要吗？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真想断开脱离，从所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繁忙事务中抽身退出。我愿意献出一切回到25年前，和降临我家的两个小家伙呆上一整天。当然，如果以较慢一些的步伐前行的话，其代价是很高的。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建立起一个名为〃爱家〃的组织来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召唤，我也不会写出几本印有我的名字的书来。我们将上帝给予我们的都给出去了，在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了解孩子们的世界这两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我回想往事时，我不禁要问：〃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允许雪莉和我做得更好一些的折衷方法呢？〃我不知道。
我们不是提出这一问题的惟一一个家庭，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在他的重要著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会的崩溃与复苏》中谈到美国社会不断上升的趋势，即过劳和孤独。他在过去25年中采访了将近50万人，得出了这一结论，即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疏远。我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已是一落千丈，这使得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变得贫瘠不堪。我们往往对自己的邻居越来越不了解，和朋友的交往日渐稀疏，甚至与家人之间的距离都拉大了。我们经常参加聚会的组织越来越少，像青年商会（Jaycees）、施里纳俱乐部（Shriner）、驼鹿俱乐部（Elks）以及其他服务性的俱乐部人数寥寥，惟有通讯地址簿上的单子越变越长。现在打保龄球的人和过去一样多（因此帕特南的著作以此为标题），不过他们中更多的人是独自玩。自1980年以来，参加保龄球协会的人数已下降了40％。在政治上，我们仍然是对公共事务相当熟悉的观众，但是我们中越来越少的人在真正参与这一游戏。（用关于美国及其未来那样引人注目的不同观点来让总统候选人进行竞选的2000年全国大选期间，在亚利桑那州只有31％的合法选民费心参加了选举投票，在加利福尼亚是39％，在夏威夷是40％。）在宗教生活方面，〃美国人现在去教堂的次数往往比60年或者80年前要少多了，我们所去的教会与外面社区的接触也大大减少了。〃
帕特南说，在日益增长的孤独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双职工家庭数目的增加，由此而使得男人和女人与她们传统的社会网络关系疏远了。瞧！除了工作和维持家庭生活之外，简直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电视、互联网以及其他电子通讯形式也削弱了各代人之间的联系，妨碍了家庭传统的承继。把这一切统合起来考虑的话，可以说它们带走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意义和快乐。简而言之，帕特南指出，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收缩，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分裂和相互信任的普遍崩溃。
其他研究证实了相同的趋势和结论。过劳承受和孤独是全国普遍的现象，纽约、新泽西州以及康涅狄格州的〃牛津健康计划〃发现，在美国的每6个职工中，就有1个工作过度，他/她因工作需要甚至无法按正常的休假时间休假。民意测验专家说：〃与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的25个或者更多的休假日相比，美国人已经是工业世界中休假最少的人了，平均每年只有13天假期。〃研究表明，那些被调查的人当中，有32％说他们工作和吃午餐是同时进行的，而另外32％的人说，他们一旦到达了工作单位就再也不能离开办公楼。大约有34％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在工作中没有休息或歇一下的时间。19％的人说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感觉自己比实际要老一些，而17％的人说工作使得他们晚上失眠。17％的人说，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很难抽出时间或离开工作岗位，而8％的人说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生一场大病的话，他们将被解雇或降职。我们在让自己拼命工作。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帕特南和其他人的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体现了大多数西方人正在过的折磨人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了广泛的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孤立，而且它还是家庭崩溃瓦解的罪魁祸首。丈夫和妻子没有时间在一起，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们被无穷无尽的任务单压得没有时间与亲戚、朋友或者邻居见面聊聊。我写此书花的时间比我以前写的其他各本书的时间都长，在为此书写作所做的调查研究中，我一再面对这不断出现的同一令人伤心的现象：父母由于过度心烦意乱、精疲力竭而无法保护关心自己的孩子。
民意测验专家乔治。巴纳也发现了这一趋势的迹象，他写道：〃现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专门花时间和家庭成员进行交流变得不那么常见了。他们和家里人在一起的大多数时间或许可称之为'家庭和时间'：即家庭和电视，家庭和晚餐，家庭和作业，等等。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常常被安排得如此紧张，因此要在一起举行一些专门活动的话如谈谈生活、参观什么地方、玩游戏，以及进行精神探索等不得不事先约定时间。这样的活动已很少了。〃
我发现，今天的孩子和年轻人缺少过去那样的家庭生活现在几乎完全不同了。我的亲家乔和阿尔玛。库比施塔年纪分别为89和90岁，而我女儿和她的朋友们至今还喜欢去他们家里。为什么？因为那儿的一切都非常有趣。她们有时间玩桌上游戏，一起欢笑，敞开肚皮吃东西，谈论年轻人感兴趣的一切。没有人步履匆忙。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们总有时间和人家聊聊。她们的常客之一是一个喜爱库比施塔夫妇的名叫查理的单身汉，当他不得不搬走的时候，他开了60英里的车，把一支他种在后院的蔷薇送到他们家。他只是想让乔和阿尔玛别忘了他。这两位我也深爱的老头老太为我们年纪小一些的人提供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已经找不到了。这是多么悲哀呵。
几年前我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演讲，与会的另一位演讲者是来自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阿曼德。尼科里博士。和我一样，他那天的主题也是关于美国家庭的状况。尼科里博士解释了一种把我们隔离开来的疲惫生活是如何产生与离婚几乎相当的影响的。美国的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父母少。其结果是：没有人在家里满足孤独的学龄前儿童和挂钥匙儿童的需要。尼科里博士强调指出，父母和孩子关系的中断与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精神病问题的增加之间有不可否认的关系。〃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他说，〃严重的民族健康问题将不可避免。〃如果离婚、虐待儿童、猥亵儿童以及忽视儿童等现象继续上升的话，美国所有医院床位的95％将为精神病患者所占据。
当然，家长的繁忙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孤立不是新问题。自二战以来，作父母的一直在作出努力以调节生活的压力，但是他们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大多数50来岁和60出头的母亲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家庭放在首位。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中有那么多人宁愿呆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们还是家里的〃管理者〃，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然而，随着性解放的到来，拥有更自由观点的母亲开始重新考虑她们的选择。
在1981年5月出版的一期《时尚》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革命性想法。它被德博拉。梅森称为《新的健全心态母亲的解放》。根据梅森的说法，80年代的母亲不再觉得需要去实现对母亲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她们成为废除〃超级母亲〃〃是自己孩子的全部，并且她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全部的圣人/暴君〃思想的第一代人。在该文中，梅森采访了菲利斯。切斯勒博士，后者鼓励母亲通过变得和孩子们更〃分开〃一些来追寻和保护自己的个性。切斯勒相信〃无处不在的母亲〃的观念是一种〃现代的愚顽〃观念，并极力主张母亲应同其他人一起分担父母责任，这些其他人包括（外）祖父母、姨妈婶婶、兄弟姐妹以及邻里等。〃我的儿子阿里尔常常有四五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成年人，〃她说，〃在2年的时间里，＇我的助手＇就像是他的第二母亲〃。
与当时盛行的思想一致，该文力劝母亲们在感情和性问题上对自己的孩子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原来一直流行的观点是，当了母亲后你就应该放弃性生活：你不应该在孩子面前做这样的事；你不应该为了它而不去陪你的孩子，〃她写道，〃有这样一种思想，你当了母亲之后，性生活就可以变得轻佻、放纵，甚至有那么点儿颓废。但是女性在学习。。。。。。例如，已婚母亲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父母卧室星期六早上10点之前禁止入内。单身母亲允许自己有邀请男士共度良宵的自由。〃
对这篇文章所说的为母之道的几乎所有的内容我都不敢苟同。从孩子身上解放出来并不那么容易或者可取，切斯勒博士的意见对解放了的母亲来说尤其有一种悲哀的味道。至于那位成为阿里尔〃第二母亲〃的助手，我们只能猜测，这位孩子所隶属的女人继续她的新生活，这个小男孩跟着他那转嫁的母亲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星期六早上10点以前不准进入父母的房间，我不知道由谁来为孩子们准备早点，他在看什么电视节目，当母亲和一个也许是男友的人在睡觉时，谁来防止孩子作出危险的举动？简而言之，该文揭示了80年代开始所出现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合逻辑的结论。有的女士自认为她们的孩子不需要太多的关注也能过得很好，认为母亲进一步放手时，孩子们实际上会做得更好。愤怒的母亲当时告诉我，她们讨厌抚养孩子的责任，并且不希望小家伙在自己的脚前脚后转来转去。
请理解，我并不是不同情引起这类反应的挫折和压力。事实上，她们是被我上面描述过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给拖跨了。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现在许多女性出于经济的或情感的原因必须出门工作，但是，我在这里要用最强烈的语言表示，母亲依然和过去一样，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孩子们是无法抚养自己长大的。在整个童年期，他们需要母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任何从孩子身边〃解放〃自己的做法都将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的。
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母亲们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让她们和丈夫更忙碌、更多消费的假设提出了疑问。2000年6月出版的另一家女性杂志《环球人》中的一篇文章对旧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依我看来，从历史的角度它是赞成极端自由主义观点的。
根据纽约的一家市场研究和趋势调查公司对〃青少年智商〃进行的最近一次调查，3000名已婚和单身妇女中有68％的人说，如果她们有条件的话，她们会愿意辞去手头的工作。而一次对800名妇女的民意测验显示出同样让人吃惊的统计数字：2/3的回答者宁愿变卖房屋也不愿意攀爬企业职位的阶梯。〃并不是什么一时的幻想这些女士真诚渴望家庭生活，而且许多人会坚持下去一直到底的。〃《少年智商》的主席简。白金汉说。
在此文中，我们发现《环球人》杂志的编辑发现的情况与切斯勒博士所赞同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20年产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1981年切斯勒博士不喜欢做母亲，2000年《环球人》杂志希望母亲留在家里，它们之间的对照使我思绪万千。如她们所说，一个女人的天花板是另一个女人的地板。诚然，《环球人》上的文章主要是关于过上轻松的生活，而不是对孩子和丈夫许下无私的承诺。但是全职母亲的想法贯穿文章的始终。长期担任《少年智商》杂志编辑、女权运动先锋海伦。格莉。布朗在1982年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拥有一切》，和她大多数其他乖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