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精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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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侨鲜豆啦砍じ谴牡娜说�3倍。伊拉克战争占据媒体报道头版头条的位置已经好几年了，只有半数美国人知道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是宗教暴力，不到1/3的人知道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发生冲突的主要派别。不到1/3的美国人知道俄罗斯总统的名字。根据《经济学家》上刊载的一项加拿大政府的调查显示，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拥有护照，这说明他们缺乏“监督”全球时代强权的准备。只有微薄的知识基础，或无知的选民要么是更容易被人操纵，要么就选择放弃投票，从而让总统的权力毫无障碍。
选民对大多数国际问题没有兴趣，给了华盛顿的决策人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只要在一个小小的专家团的范围里就能进行他们的国际决策。这相当于废除选民的作用。大约有1/3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大约2/3的议员助手没有护照。这说明甚至决策集团里的全职工作人员似乎已经选择放弃全力塑造美国的国际角色，或者说他们持有错误的观念，认为他们不用离开美国就能够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建设性的判断。在1976年至2006年之间，当选的5位美国总统中有4位没有制定和执行重要国际政策的经验。至于他们对重大国际行动的后果的反思不够充分，或者没有从这些行动中吸取历史教训或者缺少对地区事务的了解，是否也不足为奇了呢？正如一位著名的政治顾问曾对我说的那样：“美国人倾向于根据他们相信的而不是知道的情况做出行动，他们喜欢冲动的领导人。”
第18节：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2）
进入因国会无作为产生的真空的是那些能影响这些问题的人。显然，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拥有全球利益的人以及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集团。
这个集团——我上一本书《管理世界》的主题——就是华盛顿的国际政策集团。这是一个小而紧密的，由有影响的人组成的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互相了解，并且大多数人曾经共事过。服务于高级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集团和集团中间影响最大的人不超过几百个。这些人大部分在几所知名学府就读或执教（举几个例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弗兰克？卡路西在普林斯顿大学是室友；亨利？基辛格和杰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哈佛大学是竞争对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曾给康多莉扎？赖斯讲授国际事务课）。这个集团的成员通常都属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其他能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集团，他们常常在好几届政府中合作。此外，由于他们占据了美国的高级决策职位，他们是极少数几个能和各国的外交精英建立最大联系的人，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他们在华盛顿的地位。
竞选总统候选人需要有高级顾问团队，顾问团队不仅能提供建议，而且能作为显示候选人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的“证明人”。显然，最佳的证明人是那些曾经重权在握的人。那些人最有可能重操旧业。如《管理世界》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进入那些集团的最佳方法是成为集团内的一名成员。因而产生了一个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决策人集团，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这种权力超出了行政部门。我们也看到了像高盛那样的企业在美国政府高层中的影响，但是旋转门现象值得再次强调，即允许决策人离开大型企业去政府工作，公职卸任后又回到那些公司工作。这就是金融界保持其影响的一个方法。美国近年来的每个财长先后都在金融界担任高级职位也就一点都不奇怪：约翰？斯诺担任塞尔贝卢斯对冲基金主席；保罗？奥尼尔担任黑石公司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在D。E。Shaw基金集团担任高层职位；罗伯特？鲁宾在花旗集团任职；尼古拉斯？布雷迪在自己创办的公司达弼海外投资集团任职。事实上，政府高层职位是谋求华尔街、国防工业或企业界等其他领域高薪酬的职位的便捷途径。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实属平常，这些人离开政府以后必须在某个地方工作，但这也无法抹去一个重要的事实：拥有大批前任官员的华尔街大机构和公司对政府的决策工作具有不相称的影响。
第19节：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3）
我们只需看几个例子就能感觉到不同权力集团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高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高盛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小布什政府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范妮梅金融公司前任负责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高级顾问詹姆斯？约翰逊。在高盛公司内部，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前任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前副国务卿鲍勃？霍尔马特、前财政部副部长约翰？罗格斯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行长杰拉德？科里根。
其他的大公司也一样。摩根士丹利的董事会有白宫办公厅前主任厄斯金？鲍尔斯，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唐纳德？尼古拉森。花旗银行的董事会有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道奇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雷曼兄弟的董事会有进出口银行前行长约翰？美康伯和前海军少将马沙？约翰逊？伊万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聘用前政府官员最多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前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前任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迈克尔？萨顿，和前“能源沙皇”弗兰克？扎布。
当然，名单不限于美国，和重要金融机构有联系的国际领导人的名单也很长。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离开首相府以后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秘鲁前总理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2006年，我在达沃斯主持一个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的小组会，他在绿厅和我们闲谈时提到了他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他进入政坛有很大帮助。
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即使他们为避免利益冲突尽了最大努力，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两个联合体的世界观正在相互融合。美国决策机构的上层是一个小集团，该集团的许多成员在政府任职前后都会在国际化和高薪酬的商业组织里工作。所以，少数几个全球大公司的议事日程能和美国政府高层的政见产生共鸣。这也填补了由于美国公众和一些当选议员的无知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导致的结果是立法过于偏向金融机构。在本书写作时，有项政策争议很大，私募股权公司设法说服了国会把公司的“附带收益”看作“资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巨额的税收减免（从45％直降到15％）。许多人，就连沃伦？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领袖，都把这看成极大的不公平，反对派已经发起攻击。
第20节：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4）
由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力都很大，因此美国金融界的旋转门现象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个集团广泛地进行政策安排，如开放边界，放松管制，降低税收。该集团还赞成债务重整，对坏债进行紧急援助，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美国实施的“布雷迪计划”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②期间，美国进行干预以避免墨西哥发生金融灾难。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是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因为只有一个集团，它的某个成员从这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这个集团的成员熟悉全球局势，受过良好的教育，消息灵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们提倡的许多东西是好的，值得贯彻。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里？许多人会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如纳税人必须为一些紧急援助买单，填补因私募股权公司里的富有投资商减免税款造成的财政窟窿，民主的监督又在哪里？难以想象，由一个既不懂金融业也不懂全球局势的国会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会是怎样的情形。显然，依赖这个由金融精英集团提供大部分高级决策人员的行政部门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离白宫仅两个街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现在，议员同商界人士、技术人员对全球经济管理的认识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样大。换句话说，你见过几个议员对世界运作的了解能比得上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全球经济运作如此复杂，政府如何管理这些你不懂的东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这是否就是原本所设想的，是否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第21节：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1）
第六章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
绿色不只是军衣的颜色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期结束以后，吉姆？琼斯将军常常直言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些政策，并拒绝了担任副国务卿和其他司令部职务的邀请。相反，他进了私营部门，被美国商会请去领导一个重要能源政策项目，还加入了做医疗产品的英维康公司的董事会。在这方面，他和许多军界同行有同有异。很多人退役后会继续担任企业高管。的确，许多人踏进了旋转门，进入国防工业。尽管许多人断言，由于制定了规范潜在利益冲突的立法，旋转门的现象已经比过去减少了。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哪个公司会不愿聘请最熟悉这个领域并且经验丰富的人呢？美国第十三大国防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一位高管说：“有谁能比托尼？兹尼更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并为我们出谋划策呢？”另一位高级国防承包商说：“人们经常谈起影子政府，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是真的。在每一个领域，我们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极为深厚。”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军事领导人离开部队以后，需要挣钱维持生活。他们不应该因选择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服务而受到惩罚——他们的国家也不应该浪费国家在他们身上投资并培养的专业知识或经验。既然如此，军事领导人的人际关系网轻易就能转到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自利交易中，这种交易——在过去，在世界各国——已经导致开支过度、时间拖延、系统缺失和明目张胆的腐败。类似情况出现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对在外交政策里起重要作用的军火销售产生影响，导致某些象征性的交易受到格外的重视，有时候这些交易对相关国家也许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却能满足国防工业部门的利益。例如，2007年美国开始和沙特阿拉伯商谈一笔200亿美元、长达10年的军火交易，作为制衡伊朗在波斯湾势力的一种手段。虽然这项计划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在国会审核阶段，但是在这笔交易中，沙特想买，美国军火制造商想卖，但是以色列等其他国家却对交易中的精备武器提出异议，因为以色列人把它看成是美国给沙特人一种新的威胁性的作战能力。
在军方、企业和政府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中有一项核心制度，这项制度在前面已经提到，长期以来，该制度混淆了国防工业中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拿太平洋司令部的5任司令官来说，现任司令的前任托马斯？法戈海军上将是一位精悍的潜艇军官（法戈是位标准的潜艇军官，斯科特？格伦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中扮演的巴特？曼库索上尉就是以当时的潜艇司令法戈作为角色的原型）。当法戈从海军退役时，他成为特雷克斯公司的总裁，洛埃艾公司和赛格系统公司的董事长，还加入了夏威夷控股公司和夏威夷电器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夏威夷瓦胡岛上。
第22节：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2）
法戈的前任丹尼斯？布莱尔退役后加入颇有影响力的国防分析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还加入了两家国防承包公司——扩展数据输出（首席执行官）公司和泰科国际公司董事会。然而不幸的是，有人发现该所撰写了关于F22“猛禽”喷气式战斗机工程的发展前景的政府报告，而且首席执行官公司恰好是为F22制造零部件的承包商，有人因此指责布莱尔没有做好利益回避。其实在品行上，布莱尔一直洁身自好，了解内情的观察家认为布莱尔的问题出在对各方形势缺少足够的认识，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正说明了军方和企业的某些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关的问题的许多方面。
布莱尔的前任约瑟夫？普理赫海军上将，目前是美林、福陆工程公司、艾默生电气、沃尼克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和国防承包商戴恩国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司令部另一位总司令查尔斯？拉尔森是世界上第三大国防承包商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董事会成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事人受益无穷。这种现象原本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它有助于维护上层人的权力，不管他们是在军界、政界还是在企业界。
上层国防承包商的董事会里存在类似的关系联结。以“三巨头”为例：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诺思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是一家巨型公司，仅2006年就获得360亿美元收入。在该公司的董事会里，你会发现国防部前任次长“皮特”？奥尔德里奇、战略司令部前司令詹姆斯？埃利斯海军上将、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兼海岸警卫队司令詹姆斯？洛伊海军上将和驻欧洲最高联合司令部前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瑟夫？罗尔斯顿。国防承包商中排第二位的是波音公司，它的国防销售额为300亿美元，和商业销售额几乎一样。虽然，它的董事会没有那么多军界和国防部的前任官员，但也包括了琼斯将军、一位白宫办公厅前主任、一位商业部前任部长和一名前任助理国务卿。第三位是诺思罗普？格鲁曼，它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拉尔森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前众议员维克？法齐奥（他曾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兼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
第23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