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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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二节 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2）
全会明确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强调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求全国宣传媒体多宣传、歌颂工农兵群众以及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全会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同时，还坚持实事求实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并且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说自己“是人不是神”的评价。全会郑重宣布：“中共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这次全会虽然仍选举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为以后的反腐败工作和党的廉政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大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那个“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年代，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迅速地点燃了亿万中国人用劳动创造富裕生活的积极性。
总之，这次全会为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并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堪称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党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虽已扭转，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为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
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坚决纠正过去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指出，经济建设必然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究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勇敢地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针对经济调整工作，邓小平强调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当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事业。如何正确实行改革开放？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巩固与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一课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探索过程，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些曲折，甚至发生某种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找到了突破口和实验场。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三节 万里与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1）
《诗经？齐风？甫田》描述了公田的荒草。在荒草丛中，能寻到庶人阶级的“斗争武器”，那是一种“蔫坏”的暗器，用今天的话讲，叫“磨洋工”。
诗云：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无怀远人，劳心忉忉。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
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解为：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骄。
怀念不要怀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忧心劳劳。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高。
思念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伤心劳劳。
所谓甫田，即当时井田制中的公田，即大田，为贵族集团所有。两千八百年前的“公家”是指贵族集团，即平民阶级头上的统治阶级。
孟子曾描绘过“同养公田”的制度：“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听上去就像在说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大田和自留地。只是比重不同，井田制中的公田不过1／9，而人民公社的大田要占全部耕地的97《Times New Roman》，自留地也只能在业余时间耕种。不过，自留地带来的收获却远远超过业余水平的比例，因为社员在公田里不像在自留地里那么尽力干。
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农村当会计，深知大田里的庄稼怎么也比不过自留地长得好，看了《诗经》才明白，原来这并非人民公社的“专利”，倒退两千八百年，到周王朝的田里看看，也是杂草丛生。《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中也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偷懒是庶人对付公田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那就是贵族阶级对付偷懒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意味着贵族战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庶人很难明目张胆地对抗，但是惹不起他躲得起，我“出工不出力”，你监督者，拿我没办法。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连蒙带骗。这是统治者很难对付的“低成本的伤害能力”。
2000多年前贵族阶级的那场失败，迫使当时的统治者放弃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制度，大量的公田转化为私田。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这便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这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革命的制度变迁，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划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那么，1978年农村的“包产到户”原来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首创，2000多年前就有它的雏形。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在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人世过去了上百多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现代人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哪里去了呢？无须多说，一个个被淘汰出局了。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但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1848年2月24日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至今，共产主义已经在这个星球徘徊了150多年，为了全人类的富足，马克思一生都在奔走呼吁，自己终因贫困倒在了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中国共产党在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后，终于成了执政党，可以带领人民奔向富足大道了。然而却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当富足之神终于来临的时候，我们某些共产党人为什么突然惊恐万状，不仅不举起双手迎接希望的太阳，反而重演了一幕幕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翻身农民兴高采烈，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使农民在失去土地支配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在人民公社一统天下的体制下，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村至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疯狂大幻想时期。正是这疯狂大幻想，拉开了大饥馑悲剧的序幕。
让我们以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县来透视整个安徽乃至全国。从1949年至1955年，从初级社到高级化，粮食总产从990万斤上升到2600万斤，这个曾以讨饭闻名的穷县破天荒地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正当人们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前景时，出现了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
人们也许对一位名传遐迩的安徽农民女歌手吟唱的民谣记忆犹新：
粮食垛子堆上天，累得老汉腰腿酸，
摘朵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抽袋烟。
这是1958年浮夸风的代表作。然而，与迷醉的歌谣形成反照的却是彭老总所哀叹的败落景象——
谷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
锅砸了！铲折了！田荒了！禾抛了！
一个尚未解决饥饿问题的古老的农民国度，用极其古老的生产方式，却要在一个早晨赶上和超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得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只能是一部迷乱的狂想曲。
吹牛是要付出代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的猖獗，直接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大破坏。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实际只有3500亿斤。但是，在层层浮夸下却被虚报为5500亿斤，牛皮吹上了天。然而到兑现交公粮的时候，牛皮被吹破了。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强行拿走了农民活命的口粮，于是饥饿席卷了神州大地，尤其是四川、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乞丐大军奔涌不息，到处是痛苦的呻吟和颤抖的恳求。
1961年2月，曾希圣到安徽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面对全省农村的严峻现实，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际产量记工分”的办法，实质上是包产到户的雏形，并第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961年7月毛泽东同意了安徽的做法，但到这年的12月，毛泽东又对自己曾表态支持的“责任田”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曾希圣针对毛泽东要求“改正责任田”的指示争取道：“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再搞一段时间。”
毛泽东未置可否。
安徽省委坚持“责任田”的做法，直到1962年3月，中央将曾希圣调离安徽，并改组安徽省委。
1962年9月24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安徽省的责任田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再次受到批判。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三节 万里与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2）
中国农民经历了太深、太重的苦难，也激发了太强、太烈的渴求。
“责任田”夭折了。但夭折并不等于可以忘却，失落并不等于可以泯灭。“责任田”像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在人们的心底，在坚硬的冻土带上，等待着春风化雨的降临，等待着丰收在望的时光。1977年6月，正值安徽的大旱之年，万里被中共中央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从此，这位对百姓一往情深的共和国前铁道部部长便和江淮大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万里，使命崇高而艰辛。他在到达安徽短短几个月内，跑遍了十几个地区的县、市、工矿和农村。发现尽管城市中工业萧条、秩序混乱、供应紧张，但农村的问题远比城市严重得多。他深知农民手中无粮的焦灼，知道离乡背井、沿街乞讨的痛苦和屈辱。
最令万里震惊的是金寨县之行。汽车驶进了该县斑竹园公社和燕子河公社交界的深山区，在一个农户家里，见到了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亲热地同他们打招呼：
“老大爷！”
老人未动。
“老大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