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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觯谑澜缟�19个出口大国之中，北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出口企业在海外行贿的意愿比较轻，美国和日本居中，东亚国家（地区）比较低，中国（包括香港）的行贿现象是最严重的。
国际上，一些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腐败频度也有所研究。英国学者斯蒂芬？莫尔在1997年出版的《权力与腐败》一书中说：近几年来，“中国人看到了物质和财富的好处，腐败也变得甚嚣尘上。总检察长张思卿承认，执法人员每年处理近20万件腐败诉讼”。美国新泽西拉马波学院的学者宫婷说：“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范围的拓展，人们亲眼目睹了腐败向经济领域的扩展”。他在《90年代中国腐败的形式和特征：带有连续性的变迁》一文中，具体地概括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贸易中的腐败，考察了一些国营企业家的腐败等，认为中国的腐败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2000年8月，一部名为《生死抉择》的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国内票房收入超过同期所有进口的“美国大片”。该片如此吸引观众，是因为成功地塑造了一身正气，清正廉洁，勇斗邪恶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反映了广大民众坚决支持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强烈愿望。
对于腐败的危害，中共历代领导集体都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的“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的论断尽人皆知。邓小平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说：“腐败会葬送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总书记说：“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等。腐败问题连当年的蒋介石也是有切肤之痛的，在他败逃台湾的前一年，曾在演讲中怒斥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他哀叹道：“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而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流露出对共产党的欣赏。他要求国民党官员们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他称赞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
对于反腐败斗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表现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厦门“远华”走私案发生后，丑闻因故被隐瞒了数月，当江泽民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极为震怒。而当他听中央纪委的领导汇报后说，这些人的“后台”很硬，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们的后台”。江泽民同志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在查处这一案件中，朱镕基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免于处罚。中央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一口装我自己。”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对“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警告还半信半疑的话，而今天则成了国人的共识和忧虑。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腐败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不是党内的反对派，而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在苏联亡党亡国已过去16年的今天，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普京的话千真万确。原苏共党内的腐败层由于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甚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心地去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是要通过改变国家制度在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成克杰、胡长清”们就不会担心再会被中央纪委“双规”，所贪贿的不义之财就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事实上，苏联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正是苏联的贪官污吏。剧变后，他们仍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不再称“同志”，而是名正言顺的“老板”，昔日的权贵摇身一变成了今日的新贵。
中国的有识之士甚至普通百姓从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的现实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腐败是导致中国亡党亡国的最大潜在危险，因而无不恨之入骨。湛江特大走私案曝光后，当地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个个都杀，会有冤枉的；隔一杀一，会有漏网的。”话虽偏激，但反映出民众对个别掌权官员的不信任和失望。官员是党的化身和政权的化身，对官员的失望，就是对党和政府的失望。
腐败的猖獗，使党中央震怒了。江泽民同志坚决表示：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管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中，查处的大案要案之多，惩处犯罪干部级别之高，都可列入共和国50余年历史之最。
据统计，从1993年至1997年3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86万多件，结案6339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32万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2万多人，地厅级以上1600余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0多亿元。
《思想理论动态》2004年第6期报道“五年因腐败倒下的党员干部人数超过三大战役的总和。”根据中央纪委提供的数据，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开除党籍的有137 711人，三大战役我军阵亡 46 993 人，是三大战役的近3倍；5年来因腐败受纪律处分的 708 439 人，三大战役受伤人数183 624人，是三大战役的4倍；5年来处分县处级干部28 996人（开除党籍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级干部98人，特别是查处了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同时，一些实权人物也纷纷落马。中国红塔集团的头头褚时健，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0年，中国处决的贪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为共和国半个世纪以来所仅有，因此有人称这一年为“鬼”年。
2月26日，侵吞三峡移民款上千万元的黄发祥第一个在重庆伏法。3月8日，巨贪胡长清在江西南昌被处决。5月，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被执行死刑。“陕西第一贪”周长青和“甘肃第一贪”徐光明也走上不归路。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北京被枪决，他是迄今为止被处决的级别最高的贪官。9月18日，贵州巨贪许杰、杜建生被判死刑。10月8日，“延安第一贪”刘小兵被处死刑。10月12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高佩义被处死刑。10月13日，“广东第一贪”谢鹤亭伏法……
还有一些的贪官虽然没有走上黄泉路，也都被用重典，将在铁窗中度其余生。
在2000年底之前查处的大案要案中，人们议论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陈希同、胡长清和成克杰三案。
陈希同案发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市长，权高位重。此人“文革”前原是北京市委的一个秘书，党的十二大进入中央委员会，党的十三大进入政治局，他在执掌首都大权期间，接受贵重礼品20余件，价值人民币50多万元。他指示、纵容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和怀柔县建造两座豪华别墅，供自己和王个人享用。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陈经常到两座别墅吃住玩乐。违规建造别墅和购置设备共动用资金高达3500多万元人民币，耗费服务管理费240余万元，吃喝挥霍公款100多万元。他还利用职权支持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商，谋取非法利益。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五节 摘除“恶性肿瘤”决不手软（12）
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此案涉及陈希同。
1995年4月4日，王宝森在北京郊区偏远山区一个苹果园持枪自戕，饮弹毙命，而王被公认为是陈的“钱袋子”。
王宝森任职期间，滥用职权，贪污公款250多万元人民币，2万多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和其他关系密切的进行非法营利活动，造成上亿元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高级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不仅嫖宿北京的卖淫女，还花高价从外地空运妓女供其淫乐。他还违规批贷巨款资金，造成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失。1994年轰动全国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款，王宝森是后台之一。
在调查王宝森的犯罪活动中，发现一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陈不得不于1995年4月下旬“引咎辞职”。中央纪委开始对陈希同进行调查，1997年8月，陈希同被开除党籍，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陈希同被捕后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30多年前，陈曾是昌平县的“父母官”，现在“荣归故里”却是囚徒一名，真是“沧海桑田”。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在此之前，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被捕，判刑12年，可谓“入狱父子兵”。
和陈希同案有关的几个人，北京市人大原副主任铁英、市政协原副主席黄纪诚、陈希同的原秘书陈健，均被处以重刑。陈健当上陈希同的秘书，并非有什么上乘的表现，只是因为会打乒乓球，在办公厅工作时常陪陈希同打球，因而得到上司的欢心。
陈希同案是20世纪90年代共和国最为典型的一个腐败案例。就在“皇城根下”如此肆无忌惮地腐败堕落，说明腐败在干部队伍里已经见怪不怪了，人们对共产党内出现这样大的腐败案件感到痛心，也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陈案的坚决查处、毫不姑息中看到了廉政的希望。
胡长清一案，有许多别的案例没有的“特色”。案发前，胡的政声已不佳，这和陈希同有些不同。
胡长清有个绰号：“三胡省长”：胡吃、胡写、胡吹。胡吃人人皆知，胡写是胡长清爱写字。他的书法的确有几分功底，出过集子，在全国书法家协会还有头衔。爱写字也罢，但他当省长后南昌满街头都有他的题匾，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字而是由于显赫的官衔。
当时南昌流行这样的顺口溜：“东也湖西也湖，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南昌古称洪都，所以顺口溜称洪城。胡还应好友之邀，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充满隐晦讥讽，胡竟昏然不察：“男厕所女厕所男女厕所，东写字西写字东西写字。”胡在接受调查期间，还故作镇静地对中央纪委的人说：“我那点事说说就算了，出去后给你们每人写幅字。”胡吹，一是胡长清擅谈，一般的会议他从不愿意念稿子，二是善于吹嘘自己。他在不同场合会给自己编造不同的历史，一会儿说给高级首长当过秘书，一会儿说是北京大学的特聘教授。这有的是子虚乌有，有的是凭特权和关系弄来的，就连大学毕业证书也是身居高官后通过关系弄来的，属于造假之列，但不是通过街头那种造假证的个体户，而是堂而皇之地从学院官方办来的。
恰恰正是由于伪造证件导致了胡长清的败露。
1999年8月，在昆明举办世界博览会，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馆位于世博园中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展位，开馆以后各省区都举行自己的馆日活动。8月6日江西馆日。这之前，已担任副省长1年零8个月的胡长清接到调北京工作的调令。他提出，希望主持江西馆开馆活动后再赴京。这本来是他分管的工作，因此他的要求合情合理。8月6日他飞到昆明主持了江西馆开馆仪式。8月7日上午，又参加了一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然后就不知去向。时近中午，忽然接到胡从机场打来的电话，说要到深圳去一趟。秘书问要不要人随行，他口气坚决：“不要！”恰在这时，中央一部门有事找他，南昌、昆明、深圳，都没有他的的踪影。无奈中，查验昆明机场的出港名单，也没有胡长清的名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查明，胡长清去了广州，以“陈风齐”的化名住进了广州中国大酒店。
一个高级干部行踪诡秘又使用假证件，不正常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纪委的注意，审查胡长清就从这里开始。
结果查明，胡长清犯有受贿罪、行贿罪、渎职罪，还有巨款财产来源不明。总计受贿545万余元，行贿8万余元，另有160余万元不能说清合法来源。胡长清可以说是一个鲸口大蠹，仅从一个私企老板那里，就收索贿款320余万元，而这个私企老板得到的好处则是胡长清“协调”来的贷款2000多万元。至案发时，只还了区区10万元，有人算过，胡长清从1998年1月至1999年8月，担任副省长期间，受贿、索贿的不义之财平均每个月高达33万元。
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一个共性：玩女人。胡长清也不例外。
胡长清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如果没有副省长的高位和多得花不完的票子，他是难得一般女性青睐的。案发后他的一个情妇说：“我不是看上他的长相，而是图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