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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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说：“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用“于连”这面镜子去照射今天的中国官场，在贪官中绝大部分是贫苦出身的“于连”，由于之前贫穷怕了，一旦获得权力和地位，便更疯狂、更贪婪、更不择手段地去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最后自绝于人民。这就是由我们常说的从“根正苗红”坠入“黑暗的深渊”，正映照了《红与黑》这本现实主义杰作的书名。为此，我们不得不感叹作者惊人的超前意识和犀利的目光穿透力，司汤达的确如尼采所称道的那样，是“人类灵魂的观察者”，是“惊人的先知和先觉者”。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七节 如此惊人的相似（4）
翻开数以千计的报刊，打开数以百计的电视频道，人们通过各种传媒，不难获取这样的信息：某某官员，昨天还风光无限，今天突然从媒体蒸发，随之传出“落马”的小道消息，接着得到官方的证实。翻阅这些“落马”人的档案，几乎都和于连有着相同的出身背景和心路历程，以及相似的人生轨迹。
辽宁省有一位高官，因为涉嫌受贿入狱。在押解途中，他对年轻的检察官大发感慨，说自己是“四大”干部：即少年吃大苦，青年读大书，中年做大官，晚年坐大牢。与于连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其相似之处：
一是出生寒门，少年吃过大苦。
贪官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廷、王怀忠、肖作新、孟庆平，河南的李长河、石发亮、朱振江等都是贫穷农民的儿子，这些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痛苦挣扎中度过的，他们备受歧视，对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极度渴望，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他们也信心十足，正如于连所说：“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盼望这两种东西，而且配得上他们。”相反，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追求享受荣华富贵、金钱美女的“热情”和“毅力”，按司汤达的说法，相比却逊色得多。
我们说寒门弟子的这种追求改变个人命运的“热情”和“毅力”不应一概否定。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不满现状，要求改变地位的本能愿望，即使在个人英雄主义的基础上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都有着“历史的正当性”，富有社会的积极意义，如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和积极的目标牵引，在这些个人奋斗者中会产生一批社会的杰出人物，在我们党内像彭德怀、徐海东、许世友等很多知名的将领都是穷苦出身，但也不乏会生长出个人野心家和利欲熏心者。在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中苏的政治论战非常激烈，1960年在一次苏联主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会议上，赫鲁晓夫理屈词穷，自诩说是穷苦的矿工出身，革命立场坚定，而说周恩来是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周恩来却镇定自若地反击：“是的，您说的我们俩人的出身都对。然而，我们却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
贪官胡长清1948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市常德县黄土店镇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家境十分贫寒，他的母亲是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小脚女人，因贫病交加，他的父亲在胡长清12岁时便撒手人寰，母亲拉扯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胡长清的母亲没有文化，但却懂得文化对一个人的重要，她因贫穷，放弃了对其他子女学习的培养，按照丈夫的临终嘱托，只保胡长清一人读书。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胡长清自幼就懂得家庭的艰辛，更懂得读书求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他的求学之路尽管异常艰辛，但他却从不畏难，始终顽强努力。他小小年纪，每天早晨步行十几里山路到小镇上去上小学，后来上中学，中午饭是咸菜就锅巴团，晚上放学回家路上割草、砍柴，然后，卖草、卖柴攒钱交学费，贴补家里买油买盐。他书包里总是背着一把镰刀，由于年纪小，皮肤嫩，每天砍一捆柴草，咬牙背回家，常把肩膀和脖子磨破，老的疤痕好了，又添新的伤痕。直到胡长清被捕后，还一边指着小时落下的伤疤让监管人员看，一边痛哭流涕。
胡长清还讲，他小时一双球鞋穿了5年，鞋底和鞋面都破了，露出了脚趾头，仍在穿，因为没有钱买新的。
中国古代曾有凿壁偷光的故事，胡长清早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家穷，买不起煤油点灯，就捡山上的桐子榨出桐油点灯读书，并经常借灶前的炉火那点光亮练习书法，胡长清娴熟的书法就是这样打下基础的。
1966年，胡长清以各科优秀的成绩高中毕业，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之后，风雨军旅生涯向他敞开了怀胞，当兵、提干，一步步在仕途之路上摸爬滚打，由一个山里娃终于爬上了副省长的高位，他飘飘然了，在金钱、美色的包围下败下阵来，他不仅背叛了党和人民，也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将自己千般磨砺换来的前途毁于一旦，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这正是中国“于连”们的悲哀！
二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智商。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落马的这些贪官，大都是出生于解放前后或五六十年代，那时中国的经济落后，又有严格的城乡壁垒，这些穷乡僻壤出身的孩子要想跳出“农门”，走向城市，几乎唯一出路就是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志向高远的“于连”们个个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面对贫困，他们与自己的父辈或同龄人迥然不同，不是忍受平庸，而是直面人生，怀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梦想，经过10多年寒窗的磨砺，终于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这些幸运儿，他们赶上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依靠国家的助学金，顺利地读完大学，进而踏上辉煌的仕途之路，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档案。
成克杰出生于广西上林县大丰镇塘栖村，壮族，解放后他家定为地主成分，不仅土地财产一无所有，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他奋力拼搏，1957年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后，直到1984年，年过半百的成克杰才入党并出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也可能因给他家定地主成分的怨恨，成曾说：“我本不愿意入党，是他们非让我入党不行。”后来在成功的仕途之路上，忘乎所以，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严重扭曲，也可能人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仍打着地主阶级的烙印。他在职时曾对一个干部讲：“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这种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成了他在腐败路上越走越远的原动力。
祖籍河北的贪官孟庆平，曾任海南、湖北两省的副省长，放牛娃出身，因为穷，13岁才开始上学，学习勤奋，天资聪明，博闻广识，其后来在担任政府要职时以有超强的记忆力而闻名，特别是对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数据，可以记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曾被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誉为计算机头脑。
大学毕业后的孟庆平和当时很多的优秀青年一样，主动要求支援边疆建设，到海南昌江县的石碌铁矿，钻在山沟里一干就是22年，从采矿工人一直干到矿长。他吃苦耐劳，有“拼命三郎”之称。
1983年，邓小平到海南视察，孟庆平在座谈汇报中谈了自己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见解，得到邓小平的重视和肯定，从此成了一块“闪光的金子”，职务步步高升，随着权力的扩大，他开始受到大大小小的“大款”和金钱美女的包围，终于因收受巨额贿赂、生活糜烂、乱搞两性关系、玩弄女性被关进北京秦成监狱，不久死于狱中。按他自己的话说：“完全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无产阶级，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多年培养教育。”
被称为安徽省第一巨贪的原安徽阜阳市长肖作新，也是出身于贫寒的家庭，出生不到两个月，就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姐姐，靠着拉板车，给别人做佣人养大了两个孩子，肖作新依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了大学，工作后从27岁就被提拔，到38岁就当上了阜阳市市长，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可惜娶了一个贪婪霸道的老婆周继美，结果在短短5年间，在只有1300多万人口的阜阳市，很快聚敛了2200多万元的钱财，相当于从阜阳每个百姓身上搜刮2元。其灵魂蜕变的速度令人惊讶。
李嘉廷，出生于滇南山区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士格的小山村。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七节 如此惊人的相似（5）
石屏县历史上就有重教兴文的传统，曾有“山川东迤天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的誉称。李嘉廷的语文老师，云南著名作家李乔，曾多次说到小时的李嘉廷“学习很刻苦。”而李嘉廷中学的母校石屏一中的老师说，李嘉廷曾是他们的骄傲，也曾是所有红河人的骄傲——1963年，19岁的李嘉廷从这里走出大山，走进北京，是红河边走进清华大学的第一位高才生。历史简直开了个大玩笑，这个本已实现梦想的“山里娃”，在过了40年后却滑落为人民公敌。随着其本人命运的转折，妻子王骁自杀，儿子李勃也成了阶下囚。历史为什么这样无情呢？
那些走向腐败的高官，在自己的发迹史上的确一个个都展示过自身过人的才华。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误了卿卿性命。”
三是辉煌的仕途经历，使他们私欲迅速膨胀。
成克杰等中国的“于连”们走上仕途后不久，适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大批高学历的年青知识分子干部补充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正值青壮年的他们，高学历、高智商，风华正茂，也就自然成了幸运的弄潮儿，由于大气候形成的大势所趋，他们之中竟有人一夜之间飞黄腾达。
成克杰从一个副处级干部当上正省级的干部只用7年。
李嘉廷从一个副处级干部到正厅级的晋级只用4年。
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28岁成为河北省委的一个副处级秘书，5年间升为厅级干部，34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国税局局长，并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前景，要再用5年时间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高官，可惜成了“一枕黄粱”。
面对突然到来的权力和地位，“于连”们没有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的培养，而认为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把自己当成“先知和先觉”独断专行，将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当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由于这些人长期拒绝监督，迅速堕落成司汤达笔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像暴发户瓦尔诺（书中贫民收容所所长，后当上省长）一样，无比的贪婪和吝啬，“自从掌管国家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迅速增加了两三倍”，中国的“于连”们何止两三倍！他们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贪贿，过着香车宝马，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
这些出身寒门的“于连”，本应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却堕落成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身居高官，却不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正如老百姓给他们的画像，即“三路”和“四个代表”。
所谓“三路”：官路（跑官、买官、要官、卖官）、财路（乱收、乱支、乱花、乱报）、玩路（歌厅、舞厅、赌厅、按摩厅）。
所谓“四个代表”：代表自己、代表老婆、代表子女、代表情人。
分析这些共产党内的贪官走上腐败之路纵有千条万条的原因，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为了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翻身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们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有的甚至被灭九族，“满门抄斩”。徐海东大将长征时期是红二十五军军长。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男女老少共66人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任八路军师长的贺龙，曾同蒋介石会过一次面，蒋随口问起贺龙家中可好，贺龙激动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全家80多口人全被杀光，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蒋介石颇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据党的六大时的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者高达32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
今天的江山正是这些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任由贪官们去糟踏，共产党人的一世英明任由他们去玷污，九泉之下的先烈们能不含恨吗？
成克杰等一些从寒门走出的官员，由于当了官就去追求名誉地位、金钱美女的现象，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出身豪门，却视富贵如粪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抛弃万贯家产投身革命，去出生入死，这又是怎样的境界呢！
小说《红岩》中的革命烈士陈然是有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