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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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控制腐败的斗争已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中国的控制腐败的方略符合中国国情，在控制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倡廉放到全党工作的大局中来把握；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的格局；坚持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抓起，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积小胜为大胜的斗争策略；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控制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本方针，等等。这套控制腐败的方略，显示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腐败斗争的特点与规律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对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腐败现象有了充分的信心。
第二，中国控制腐败的斗争维护和促进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应该看到，现阶段党领导的控制腐败斗争，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搞群众运动，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展开的。中国的控制腐败斗争是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党和政府研究制定了一批重要的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规范了党员干部、公务员的从政行为，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围绕重大改革决策开展执法监察，仅“1995年至2000年上半年，全国开展执法监察1074万项，发现问题线索1431万个，提出改进工作和建议3458万条，查处违法违纪案件859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37万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85亿元。”2002年10月25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说：1992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83491亿元”，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专家说，反腐败是另一种生产力。此话乍听起来，开始很难接受，但仔细分析确是如此。李雪慧在《时评反腐败》一书中这样认为：“反腐败就其本身而言，确实不是什么生产力，但它却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去除障碍，或减少羁绊，调动生产者的最大积极性，让生产资料实行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大自然这一劳动对象带给人类的恩赐，让社会发展的航船沿着健康的航道前行。这就像一个在旅途中行走的人发现自己生了病，如果置病情于不顾，硬撑着往前走，久而久之走不了多远就会倒地难起；反之，如果能稍做停顿，检视自己的病情，并对症下药，祛除病灶，加上必要的调养，那么就会很快恢复元气，继续前行。可以说，反腐败是一种治病固本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全力支持的，我们采取的方针政策也是切合实际和富有成效的。党和政府及时地将控制腐败的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这样做，正是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的表现。尽管现在距离达到政治清明尚有一段艰难的路，但如果我们不是有效地打击遏止了腐败的势头，那么中国的腐败势头蔓延会比现在严重得多，社会发展会严重受阻，甚至会危及国家政权的安全，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命运可能在中国出现。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全党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估计。”〖ZW（〗见江泽民同志：《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ZW）〗
二、中国控制腐败的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在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控制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正确以及成效明显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控制腐败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然，不排除在某些领导干部和群众中期望将腐败现象痛快淋漓地铲除干净的急躁情绪。然而，这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分子一网打尽，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将滋生腐败的土壤一铲而空。但这仅仅是“理想”而已。事实上，由于腐败现象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权力还在产生作用，那么，不管你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现象还会产生，腐败分子还会不时地冒出来。就以目前廉洁程度较高的香港来说，据廉政专员李少光说，在香港每年接获的贪污举报也高达4000—5000宗。正因为如此，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麦柯马克明确提出：反腐败的目标是控制而不是消灭贪污腐败。
据史料记载，明初流弊横行，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官员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要被处死。之后，剥下他的皮，塞进干草，再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以警示后任官员。然而，当官员们在“喜只喜出将入相三声炮，爱只爱三棒铜锣来开道”的新入仕的热乎劲儿过去后，就开始了贪钱敛财的聚富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现的腐败高官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河北被正法的，刑场上的枪声和刘、张的忏悔想那“河北第一秘”李真不会不清楚，但他仍踏着刘、张的尸骨一步步走向深渊。同样都是“身居高位”，同样都是那么年轻，正如一首诗中所云：“有些人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生的目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也正如新华记者乔云华在《地狱门前》一书中所写：
李真走时，我仿佛看到“斜阳送落叶上道，几只饥鹰盘旋着飞来吊孝”的凄惨景象，仿佛还看到了赃官们“坐”在李真的尸身上，依然红着眼睛，发着嗜权、嗜钱、嗜色的号叫……
下一个借尸还魂的会是谁呢？
有贵州“第一夫人”之称的阎健宏在问题暴露后，组织部门物色了一个政治坚定、业务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向明予接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向明予是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经济学博士。上任时中央纪委领导亲自找他谈话，向明予表示一定廉洁从政，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上任以后，他也的确严格自律，对拉拢腐蚀也曾“刀枪不入”，但最终没有善终。一个不法港商多次请他到“度假村”休闲，最后用“女色”把他拉下了水，向明予也步阎健宏之后，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三节 2010年之前中国高频腐败仍继续（2）
所以，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说，这些年来，控制腐败的斗争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党员领导干部中违纪违法、腐败堕落案件仍时有发生，有些案情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过的”。在谈到有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三令五申”阳奉阴违，放纵自己的子女和配偶时，江泽民同志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报告中，曾痛心地说：“治家不严，对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影响谋求非法利益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教训十分深刻。”腐败分子权钱交易的款项和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几万元发展到目前的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腐败现象已由对消费资料的非法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财物的积累发展到对资本的积聚，从对资本的侵占发展到对权力资源的争夺，以求乘上官员到老板的“双向直通车”，腐败也在“与时俱进”。
最近两年，违规开采的小煤矿，矿难频频发生。经查这些不顾禁令，仍冒险生产的小煤矿的背后，大都有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或国企领导做后盾，或参股分红，或拿提成充当保护伞。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在利益驱动下，顶风作案的地方官员仍一再出现，从2003年的广西南丹到2005年7月的山西宁武的矿难的背后，均有县级主要领导搞权钱交易的影子。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新闻发布会上义愤填膺地说，腐败不除，矿无宁日，治理矿难就必须严厉打击官煤勾结，官商勾结。他归纳为五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是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二是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三是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四是政府官员为制造政绩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五是事故发生后参与或默许隐瞒事故的真实情况。
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下达死命令，政府官员投资办矿或参股分红，一律就地免职。之后，河南省等各产煤省市也纷纷效法，作出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参股煤矿一律开除。
中央的决心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从2005年9月22日中央下达通知后截至10月20日，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全国20多个产煤省份，已有4578多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撤资退股，涉及金额653亿元，已撤股金额473亿元。据“河南新闻”报道，截至10月15日，河南共计356名“红顶煤商”自动申报，涉股金额达316141万元，已完成撤资232741万元。截止到12月19日，全国有12 990处煤矿矿井停产整顿，其中2411处被关闭。国家明令，自2006年起，煤矿企业必须设立安全抵押金，专项用于安全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
违法侵占生产资料的典型是四川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李玉书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其赃款赃物被没收拍卖，这本来不具有多少新闻价值，然而，此次拍卖的标的物却异乎寻常：不是常有的珠宝、房产、字画、手表之类，而是一座正在运行中的水电站。
报道说，李玉书在2000年4月以“成都市德力电气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用贪污得来的410万元买下了这座电站。电站位于距离成都市120公里的大邑县西岭镇的沙坪村，占地约7000平方米，年均发电量750万至810万千瓦。如果一切运行正常，该电站每年的纯利润保持在50万元左右。在拍卖会上，〖JP＋2〗该水电站最后以502万元成交价拍出，比李玉书购买该电站的身价高出近百万元。短短几年间有如此暴涨，〖JP〗足以见得李玉书“经济眼光”的“高瞻远瞩”。
很明显，李玉书购买水电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洗钱”行为。
关于贪官洗钱，是近几年来反腐败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议论颇多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专家称，我国现阶段洗钱犯罪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经商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既可通过经济住来把黑钱转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赚一笔。四是跨国洗钱，即设法把黑钱转到国外，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KH…1〗
〖HTH〗三、中国高频腐败的势头在2010年之前不会根本改变
2010年之前，我们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尚未完善时期，影响腐败频度上升的因素在2010年之前不可能消失。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这种态势不会得到根本扭转。
第一，2010年之前，虽然不会出现改革之初那种新旧体制激烈冲突的局面，但规则、体制、制度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社会公共秩序体系尚不能实现完全的良性运转，存在着大量的秩序缝隙或制度漏洞，会给腐败高频度的出现提供条件。
第二，社会经济体系处于尚未完善的不稳定时期，利益结构调整中的公平或公正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矛盾。没有迹象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会在2010年前快速缩小。据2000年的统计，同为公务员，因不同地区，收入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倍，近年来有专家说已高达6倍。还有高收入阶层如部分私营企业主、部分房地产商、金融部门、握有资产的官员等，收入或灰色收入很高，引起其他人的心理不平衡，容易出现恶性的利益补偿行为，造成违法违纪谋取私利的腐败频度居高不下。
第三，2010年前，正值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意识形态集团会极力介入我国干部队伍的建设，将对各级新的领导班子提出新的考验。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将会比以往更加疯狂地实施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加紧向各级官员渗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从而动摇他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信仰，这就为2010年前腐败高位势准备了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之际，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仍会疯狂地拉拢腐蚀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赃官劣民共生型腐败还会有所增加。
腐败频度是与控制腐败频度相联系的。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控制腐败频度势态，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基本判断：在国内外局势不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下，2010年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