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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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频度是与控制腐败频度相联系的。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控制腐败频度势态，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基本判断：在国内外局势不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下，2010年前的控制腐败频度将不会出现1988至1990年那样跳跃式上升的格局，而是呈现渐次上升的态势。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稳健的控制腐败的路线，其基点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法制与民主相结合；坚决依靠党的领导；不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等。
鉴于稳健方略的影响，腐败频度不可能出现急剧下降的势头。考察整个20世纪90年代腐败频度情况可知，腐败频度一直在高位区中运行。199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经济类案件55 907件，到1997年，此类案件上升到80 428件。1998年至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分别为35 084件、38 382件、45 113件、45 226件，每年呈递增趋势。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至2001年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数量超过了此前20年立案查处数量的总和。2003年至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查处34名省部级领导干部，836名厅局级干部和12万余名县处级干部，至今，没有高官腐败下降的迹象。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三节 2010年之前中国高频腐败仍继续（3）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问题暴露后，江泽民同志彻夜难眠，给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杀了成克杰，杀了胡长清，500万杀了，4000万杀了，6000万怎么办呢？”还写道：“讨论一个人的案子，所犯的错误使人难以平静，在教育党员干部的问题上，我们平常开了不少会，讲了不少醒世良言，但仍然不断发生这类案件。我作了许多报告，苦口婆心，说了不少告诫的话，我常常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十分痛心，没有做好工作啊！仔细想一想，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总是收获不大，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江泽民同志的话情真意切，中央领导对干部的爱护溢于言表。
腐败现象不仅从量上看呈上升趋势，而且案件本身也在恶性升级，腐败分子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和疯狂性。在20世纪80年代，高档家具、电器已是“重型武器”，贪污十几万元，便轰动全国。而眼下，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元的案子也不鲜见。他们中间既有对金钱掠夺的贪婪，又有贵族式的挥霍无度，有的堕落到公款嫖娼、包养情妇的地步，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而且腐败者“前腐后继”，来势汹汹。已达到利令智昏、不择手段的程度，如通过人为制造车祸，以剪除对手；勾结黑恶势力，雇用杀手，置他人于死地等。件件令人触目惊心！
进入2000年以来，买官卖官、贿赂选举现象频频发生，官场的市场化趋向日见明显。这种“以钱换权”的模式是要有经济成本的，成本要求收益，这种“投资回报”型的腐败会更加导致严重的吏制腐败，将直接威胁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所以不少专家分析：2010年前，中国的腐败频度仍将会处于较高的位势，既不能赞成“腐败越反越多”的说法，也不能有“中国将在五年内度过腐败高峰期”的盲目乐观。这种论断是和“随着经济全球化、腐败也会全球化”的观点相一致的。
曾揭开法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贿赂腐败案——举世震惊的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腐败案内幕的法籍挪裔法官埃娃？若利，曾将贪污金额达20亿法郎的共和国蛀虫们绳之以法。这位“非常不平凡的、骁勇强悍的女性”在《我的反腐败经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会是怎样一场风暴啊！
据米兰司法机关调查，近10年来，意大利领导群体贪污受贿的总额已达5000亿里拉（大约258亿欧元）。1990年以来，意大利的法官们指控过5000人（其中包括338名议员，873名企业家和1373名政府官员），将1200人送上了法庭，最终的宣判率超过90《Times New Roman》。尽管司法机关进行了这些前所未有的努力，但意大利人口中的腐败群体并没有消失。最近，31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又被卷进一宗和IAnas——一家负责公路网络的公共机构——有关的腐败案件中，他们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证据确凿。
近10年来，法国的900多名当选者也曾受到过调查（676《Times New Roman》是由于经济犯罪），其中还包括34位部长和国务秘书，几乎占了部长和国务秘书总人数（128人）的1/4。我们共和国的现任总统在任期结束后也将成为数起目前被搁置的司法程序的调查对象。
在数年前的西班牙，此类事件曾导致了社会党领导人的下台。2002年，一项关于非法账目巨额资金的调查——涉及存放在泽西岛和列支士登的秘密资金，其总额超过225亿欧元——将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也牵扯了进来。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是西班牙的头号银行集团，长期从事洗钱以及协助拉丁美洲领导人贪污受贿等活动。
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充当了“揭示者”的作用。当一个池塘的水突然被抽光之后，淤泥、淹埋的根茎和深水处生活的鱼就会暴露无遗。同样，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阿根廷社会腐败严重程度和可疑的金融欺诈行为都大白于天下。在当时的阿根廷，腐败行为的牵扯面实在太大，就连美国反毒品局驻阿根廷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说：“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查个水落石出，那政府中有一半人都脱不了干系。”调查委员会主席伊丽莎？卡里奥也曾公开宣称：“有这样一种犯罪，它可以因为政党之间或是前任领导和现任领导之间的默契，以及最高法院的庇护而存在，并且可以免受处罚。”
在秘鲁，总统藤森的心腹谋士，强权人士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成为了从贪污受贿到走私军火共70项罪名的指控对象。〖JP＋2〗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800多项证明了他拿过不法回扣的录像带〖JP〗——为了控制同伙，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将这些录像保存了下来。在司法机关眼中，他就是“最严重毒害秘鲁社会的巨大腐败网络的形成根源”。
在美国，名列财富排行榜第六的安然公司的突然破产，在全球化稳步推进20年之后引发了一场“地震”。这家曾被分析员、新闻界以及美国商业机构誉为楷模的公司，在最近5年之中只缴过一次税，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它却在“避税天堂”新开了881家子公司：开曼群岛有692家，特克斯群岛和凯伊克岛有119家，毛里求斯岛有43家，百慕大群岛有8家。在短短6年之内，安然公司的偷税数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在人为的操控下，安然公司的营业和利润额快速膨胀，而领导层却掩盖了公司破败的真实状况，并在偷偷地中饱私囊。“29名领导和管理人员，利用对公司实际情况的了解，在安然的股票跌得不值一文之前甩卖了自己的股份。在1998年10月至2001年11月之间，他们转让了价值达11亿美元的证券。”
在那些属于原苏联阵营的国家，10年以来，腐败也一直是一个主要危害。据俄罗斯最高检察院院长称，俄罗斯每年因腐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50亿美元。在波兰，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89《Times New Roman》的波兰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腐败问题的侵蚀”。在看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之后，我个人认为，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令人非常不安；25《Times New Roman》通过签订条约获得某个公共市场的公司都承认有过行贿行为。在罗马尼亚，总理阿德里安？纳斯塔赛也声称反腐败斗争是“当务之急”。
印度、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墨西哥、尼日利亚、安哥拉……我能够将这单调的叙述继续下去，再讲述数章。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腐败问题的尖锐性。可笑的是，现在某些欧洲国家却打算通过对司法机关进行改革来遏止腐败——如果不能退烧，那就折断温度计吧。
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19世纪末西方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一样。
埃娃？若利在这本书中还这样写道：
经济发展全球化默许了金融投机的存在，并进而改变了我们权衡利弊的标准。这套新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在于；大型企业领导们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薪水，于是他们就把增值利润的一部分据为己有……
30年前，一家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大约是中等收入的20倍；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扩大到200倍。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三节 2010年之前中国高频腐败仍继续（4）
占人口10《Times New Roman》的有钱人和普通人民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但欧洲和亚洲也未能幸免。即使挪威，道德的壁垒也崩溃得异乎寻常的容易——某些财富的来历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来的腐败现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应该不是个案。具有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腐败问题，既不熟视无睹，也不讳疾忌医。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负责态度。”〖HK〗〖ZW（〗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107页。
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不能指望采取几次大的行动、多杀几个贪官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古人讲：“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刑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但也不能因为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而丧失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的负责任的大党，她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一定能够不断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并切实按照党制定的控制腐败的斗争方略，铲除党内的腐败现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将是长期的、严峻的考验。今天，我们还不可能为这个高难度的历史考卷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我们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追求，一定能够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探索出一条保持社会主义江山万古长青的道路。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四节 永远的丰碑和时代先锋（1）
江泽民同志在出席中央纪委的会议上多次指出，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再就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前者是考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而后者则要求党必须不断壮大自身队伍中的健康力量，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否则，只能让自己的身子进入到市场经济而把脑袋却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党中央要求从党的现状出发，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中最首要的问题。所谓理想，就是奋斗目标，就是前进方向。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就不可能凝聚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就不可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最终选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力量，多数都如过眼烟云，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惟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一个政党不光要有好的纲领，还要善于把党的纲领变成党员的坚定信念和统一行动。否则，再好的纲领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所以，党必须坚持不断地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应当说，党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问题是近年来这种教育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从已经发生的腐败案件看，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的堕落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动摇或放弃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忘记了党的纲领，甚至对党的命运前途失去了信心，转而利用执政党手中的权力去谋取私利。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共产党对自己的队伍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都是十分成功、卓有成效的。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原来有效的办法，效果就打了折扣呢？为什么党内出现了那么多放弃理想信念的腐败分子呢？原因是党的理想信念教育遇到了新的严重的挑战，即来自商品货币意识的挑战。而党对这种挑战一时还缺少应对的办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意识是通行的原则。然而，它的核心内容是等价交换原则，与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并不完全一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意识处于被批判地位，它在党内不可能有市场，更不可能对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构成什么挑战。在革命战争年代，商品货币意识在社会上很活跃，但共产党作为在野党，要万众一心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理想和信念是人人共同的选择。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是商品货币意识已取得合法地位，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堂而皇之晃来晃去，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大大小小的权力，都是一把把双刃剑，既可为人民服务、又可为个人谋利。不少手握权力的腐败分子在谈到犯罪动机时都说，〖JP＋1〗看到一些个体老板利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权力，一个个发了大财，而自己手里端着“金饭碗”还过“穷日子”，于是心理产生不平衡，就设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