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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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可能全部依靠反腐倡廉，但是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阶段，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腐倡廉工作，不坚决反对和预防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通过反腐倡廉，社会利益可以得到公平分配，人民群众应得到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合理实现。通过反腐倡廉，可以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可以建立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全社会可以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理想，准确地把握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导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又一次“进京赶考”。考试成绩的好坏，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来评判，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只有广大的人发群众安居乐业，才能社会和谐、百业兴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中国共产党可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撬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形成政通人和的理想局面。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七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破题（1）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有9亿是农民。农民的命运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先后在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规模宏大的“农业学大赛”运动。尽管形式不断更新，方式不断探求，但是，愿望和结果总是脱节，终究没有使中国的农村面貌发生根本的改变，广大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命运。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关注农民问题的有识之士不乏其人。明朝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建立了一代王朝的皇帝，他曾采用翰林学士朱升的谋国之策——“厚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从而赢得了天下。然而，他的后代又将农民置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终使朱明王朝坍塌在另一位农民领袖李自成掀起的起义大潮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也曾沿用朱升的策略，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结果不佳。极“左”路线给农民带来的贫困，几乎葬送了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几乎沉沦了一个伟大、不屈、悠久的民族。
人们不会忘记，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变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农民弟兄们让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在当时森严的“城乡壁垒”中，饱受艰辛的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最为强烈。1978年11有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摁下的红手印，开创了农村实行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开始同命运搏击和决战的标志。历史将永远铭记：这是一件改变中国农村面貌，解决中国农民温饱问题的重大事件。
回顾历史是困难的，正视历史就更加困难。
“大包干”在农村的迅速展开，确实使农业得到了恢复，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一时间冒出了许许多多的农民“万元户”，很多城里人认为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接着，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媒体上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消息似乎很少看到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拥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道奇异的风景，一次又一次引起了党和共和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土地——“万世之本”，在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在那斑驳脱落的城垣上就镌刻着这四个醒目的大字，它像星辰一样昭示着后人。
土地，本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摇篮，是他们的生命之根，信念之根，理想之根。但他们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舍弃这根而涌入城市呢？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并不太复杂的问题。
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以世界7《Times New Roman》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Times New Roman》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13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这养活世界21《Times New Roman》人口的是占世界农业人口40《Times New Roman》的中国农民。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虽然不能代表全国所有的农村情况，但至少在不少的中西部广大农村没有完全脱贫，或者是在返贫。这三句话曾深深触动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镕基曾动情地在李昌平关于“三农”的上书中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变得日新月异，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联合国发表的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将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排在了第87位。据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2005年12月20日介绍，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初步测算，2004年中国GDP现价总量为159 878亿元，由上年世界排名第七上升到第六，列意大利之前。然而，人均水平仍然很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算，我国的人均GDP由上年的居世界112位上升至107位；按世界银行的另一种核算办法，我国的人均GDP由上年的居世界132位上升到129位，只超过了埃及、瓦努阿图、土库曼斯坦。无论哪一种算法，都改变不了我国的人均GDP只有全球人均GDP的1/5这个客观现实。这个现实无论如何让中国人感到沮丧，也同时陷入深深的思考。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道出了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他对中国的访问学者说：“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
这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能否继续保持和发展。毫无疑问，“三农”问题已成为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总之，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果没有9亿农民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
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呈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相比，中国不少地区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有位在中国居住的外国朋友说：“在中国可以同时看到欧洲（城市）和非洲（农村），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后面挂的是长长的牛车（农村）。”这一形象的概括，既反映了我国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指出了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的问题。除农民收入低、看病难、上学难等众所周知的问题之外，居住环境也亟待改变。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有一半以上的村庄没有通自来水，60《Times New Roman》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7000多万农户的住房需要改善……还有许多村庄存在的烂泥路，臭水塘，垃圾堆等，还远未得到根治，这些都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是制约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之一。
实事求是分析中国农村的现状，改革开放以后，受益最早的是农民，农民率先解放思想，使脱贫致富的步伐大大加快，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村镇，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大批贫困户正在摘掉贫困的帽子，一步步走向富裕；一批发展很好的农村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率先步入了小康；许多地方的农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发展科技、文化、教育等事业，农民群众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呈现出健康、文明、和谐的新气象。总之，农村的巨大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工作的结果。
在看到农村可喜变化的同时，也应该同时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真正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制约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的改革发展仍处于攻坚阶段。比如，农村发展存在的不平衡性，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没有脱贫或者脱贫后又返贫。再如，现在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这原则上是一件好事，但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管理，并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当务之急。另外，农村相当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状况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干部作风不好，甚至严重脱离群众，造成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失去了战斗力。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没有广大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因而，“三农”的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好“三农”问题足以体现党的先进性、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七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破题（2）
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就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又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课题，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体现。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早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有一个新的背景，较之20世纪50年代的“新农村”，80年代的“小康社会”，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发展层面上说，都站到了全新的起点上。
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看，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50多美元，农业劳动力份额达835《Times New Roman》，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为70《Times New Roman》。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农业必然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据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部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4500亿元。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全局和整体看是必要的、有效的，问题是延续时间过长，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不仅如此，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体制，还使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仍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未从根本上改变，因而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和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没有扭转，城乡差距依然悬殊。
我国是否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回答是肯定的。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KG2〗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KG2〗50，城镇化水平为40《Times New Roman》。这四项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这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例如，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从农业部门抽取工业化资本，自60年代末开始转向保护农业。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与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而且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的。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承受风险最大的弱质产业。我国人口60《Times New Roman》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村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从历史经验看，农民安居乐业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农村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