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日子-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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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第23节 民权运动（2）
这时的非洲奴隶被称做“契约仆人”——直到40多年后“奴隶”这个词才出现在地方法令中，但当时主要是用于法律性或契约性文献和场合。南方人继续把奴隶委婉地称为“仆人”。到17世纪80年代，奴隶已经成为南方农村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奴隶制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非洲人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因为美国的印第安人也同样受到奴役。1730年，南、北卡罗莱纳州有1/4到一半的奴隶都是出于柴罗基、克里克以及其他的印第安部落血统。美国印第安人开始同非洲人混种通婚，有些是在奴隶帐篷中被迫进行，有些则是出逃后自愿的。非洲奴隶的男女比例是3∶1，而美国印第安人的男性大部分都死于战争和疾病。1790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显示，在美国有750；000多非洲人——几乎占了总人口的1/5——其中几乎只有60；000人是“自由黑人”，其他的则都是奴隶。最集中的是在弗吉尼亚，有将近30万非洲人，新英格兰最少，只有157人。 然而，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一次道德突变不断升级，最后成为一次有组织的运动，是由虔诚的不遵从教规者发起领导的，尤其是贵格会教徒，还有新教徒。不知疲倦的废奴主义者，例如托马斯·卡拉克森（1760—1846），威廉姆·韦尔伯福斯（1759—1833），和戈兰威尔·夏普（1753—1813），他们详细地列举了奴隶贸易的罪恶，并且顽强地在议会内外追求人道主义者的目标。他们在运动中组织群众请愿，寻求政治上的支持来废除奴隶贸易，直到最后英国的奴隶贸易——尽管还不是奴隶制度——于1807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法律禁止。 这项新法律生效时，是在美国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30多年以后，法国1789年大革命爆发将近20年以后。虽然在今天法国革命被讥讽地认为阻止了英国的废奴事业，它的反权威的理想在其他地方却激励了反对奴隶制的英勇斗争。其中最有名的是起义者杜桑·卢维杜尔将军（1746—1803）在海地岛上领导的战斗，海地当时叫做“圣多明各”。杜桑生来就是奴隶，在美国发布《人权法案》的1791年他参加了一次起义，之后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领袖。面对强大的对手，他成功地组织了抗击英国和西班牙远征队的武装斗争，使得海地能够在1804年宣布独立，直到后来他被拿破仑抓住并监禁起来。 此后，奴隶制又在岛上重新建立，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历史不断受到小规模奴隶起义、战争和叛乱的困扰，范围遍及牙买加、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多米尼加和巴贝多。有时反叛者是新来的，他们还不了解压迫者力量之大；在其他情况下，反叛者是强悍的武装起来的逃亡者，他们的绰号是“放逐者”，躲藏在偏远荒凉的内陆地区，顽强地抵抗前来抓他们的人。 英国在劝说其他欧洲国家禁止奴隶贸易方面进展很慢。丹麦人与英国同年废除奴隶贸易，而荷兰人却等到1816年，法国于两年后效仿荷兰，西班牙则直到1820年才废除。即使这样，到1833年奴隶制在所有的英国领土上彻底废除，也不过是分阶段、缓慢进行的，主要是为了避免损害海外强大的有望得到的特权。人道主义者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得到经济上的支持；人们日益相信自由贸易是未来繁荣的火车头，他们也意识到英国纳税人在资助西印度群岛的农场主，这也使得人们开始在政治上反对奴隶制度。法国和荷兰又等了15年才结束奴隶制。然而美国的奴隶贸易直到1830年安德鲁·杰克逊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出台时还很兴盛，该法案强行把5个印第安部落从他们南方肥沃的农业土地上驱赶到贫瘠的西部。大约300万公顷（约合2500万英亩）的肥沃的农业土地被开垦，由非洲奴隶来种植棉花，南方由此出现了许多“棉花大王”奴隶主。 当然，美国的精英层并非未受到废奴主义者热情的触动。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范妮·凯姆博（1809—1893）与皮尔斯·巴特勒（1806—1867）的婚姻，前者是著名的英国女演员，热情的废奴主义者，后者是佐治亚州海岸一个拥有700多个奴隶的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后代。 他们这段姻缘开始时像经典的追求过程一样浪漫温馨，但泼辣、勇敢的凯姆博与富有、令所有女人着迷的巴特勒之间的这段“童话般的罗曼史”，却因为二人在巴特勒的财产的道德基础问题上互相较量，展开意志的激烈战斗，最终以离婚告终。他们具讽刺性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玛格利特·米歇尔的20世纪30年代的传奇小说《飘》的写作基础，后来这部小说又被改编成为电影，轰动了全世界，也使得主角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一举成名。 然而，早在南方的巴特勒夫妇的婚姻于19世纪中叶陷入危机之前，北方那些专注的废奴主义者们已经在不懈地奋斗了。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者的热情由于福音基督教的复苏而空前高涨，因为福音基督教谴责奴隶制是罪恶的；从30年代开始要求强制解放奴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废奴主义者们如斯尔多·韦尔德（1803—1895，他写了两本反对奴隶制的畅销书），亚瑟兄弟（1786—1865），刘易斯·泰本（1788—1863）和威廉姆·加里森（1805—1879）等人来说，这成为一场全面爆发的圣战，得到J·G·威第尔（1807—1892）的辩论文章和雄辩家文德尔·菲利浦（1811—1884）的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在1831年向国会递交了他的著名的反对奴隶制请愿书，随后美国反奴隶制学会在1833年成立，随着院外游说活动开展并加快脚步，该学会向南方政府投掷了大量废奴主义文献。 并不是所有在这个时期反对奴隶制的人都是特权阶级，受过教育或是白人。对一些人来说，惟一可用的反抗形势是通过武力斗争。1800年加布里尔·普罗塞（1775—1800）计划组织1000个黑奴武装起义，想要攻击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市，不过计划由于一场暴风雨而流产。 1822年，丹马克·威西（1767—1822，是一个获释的奴隶和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组织了更大的力量企图攻击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但是他们的计划被出卖，威西和其他36个人被绞死了。1831年，南特·特纳（1800—1831，一个自任的浸礼会教士）在弗吉尼亚的南安普敦镇领导了一场起义，杀了大约60个白人男女和儿童。特纳和其他16个人被处以死刑；之后好几个与此次屠杀无关的黑人被谋杀，他们的头被割下来扔在路边作为骇人的警告。西印度群岛传来的奴隶起义的消息使得美国奴隶主非常苦恼，因为他们的数目远不如对手，他们对叛乱的恐怖做出的反应是加强了高压手段。 其他的黑奴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小心的手段：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是一个南方的奴隶，被主人送到巴尔的摩后，他学会了读书写字，然后又教他的奴隶伙伴们，后来在1838年逃往纽约。道格拉斯成为一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与加里森和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一同工作。他通过“地下铁路”帮助那些逃到北方的南方奴隶，在英国大讲奴隶制的邪恶，在废奴主义运动中鼓励大西洋两岸的联系，还拥护女权运动。道格拉斯逐字解释《独立宣言》，指出它说的是“所有人”而不是“所有白人”，将它作为黑人解放的教科书。 然而南北的界线并不像后来的美国内战所表明的那样总是泾渭分明。所罗门·诺斯拉普（1808—？）是一个获释的奴隶，他曾经于1841年在华盛顿被绑架，之后被囚禁12年。 后来他回想国家首都的一个奴隶围场中的条件时这样描述道：“它几乎跟农民的谷仓旁的粗陋的场地无异，只不过它的建筑格局让外界看不见像牛马一样被关在里面的人。与场地相连的建筑有两层高，前面是华盛顿的一条公共街道。从外面看，它与一所静静的私人住宅无异。不知底细的人看它一眼，做梦也不会想到它竟会有这样可怕的用途。这已经够奇怪的了，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站在这儿，视线所及，就是国会山。那些标榜‘自由、平等’的爱国者代表们的喊声几乎与那些可怜的奴隶身上镣铐的‘丁当’声响成一片。在国会山的影子里，就有一座奴隶的圈场！” 到19世纪30年代末，美国废奴主义者的呼声空前高涨，这可以从这份反对奴隶制的报纸《解放者》的首页图中看出。 在10年之内，哈利特·斯托夫人（1811—1896）的关于逃亡奴隶的畅销书《汤姆叔叔的小屋》（于1851—1852首次以连载的形式出版）为那些反对南方的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一些白人废奴主义者也愿意采取直接行动。约翰·布朗（1800—1859）参加过堪萨斯州那场血腥的争斗，争斗发生在反对奴隶制的“自由耕种者”和以不正当手段操纵了州选举的亲奴隶制分子之间。 1859年，布朗领导了对哈泼斯渡口的突袭，该渡口是一个位于波多马克河与雪兰多河汇合处的联邦军械库，储存着90；000件武器。据说布朗煽动黑种工人们拿起武器，解放自己，尽管随之而来的反叛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热情似火的布朗后来在华盛顿成为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密友。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就任美国总统。那时南方几个蓄奴州已经表现出与北方分道扬镳的倾向，南方的民主党派也一分为二：亲奴隶制的和反奴隶制的，蓄奴州要在大选中支持自己的候选人。林肯属于共和党。脱离联邦主义者的大车已经在运行中了。1861年年初，密西西比、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随南卡罗莱纳之后脱离联邦，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莱纳四州也威胁要效仿它们。2月份，杰斐逊·戴维斯被宣布为美国南部邦联总统。内战开始了，尽管有其他4个蓄奴州——特拉华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仍然站在联邦一边。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战争，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于1863年1月发布，宣布解放所有反叛州的奴隶，但是仍然没有完全废除奴隶制。现在联邦一方的黑人和白人士兵开始并肩作战（许多黑人曾经是奴隶），冲突又持续了2年多，双方又伤亡无数，才最终以南方投降告终。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周，林肯就被演员约翰·维尔克斯·蒲斯刺杀身亡。 内战结束后，美国黑人对于奴隶制结束所感到的欢快——尽管也有对于未来的焦虑和彷徨——很快在一系列的失望中消失殆尽。他们新取得的公民地位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或经济地位的改观，尤其在南方，“自警团”（VigilanteGroups）和所谓的“吉姆·克劳”法（JimCrowLaws指歧视黑人的法律——例如《种族隔离法》等）带来了新的、更加阴险残酷的压迫形式。随着工业化鼓励人们越来越多地向北方迁移（20世纪速度加快），南方的黑人发现自己被塞入肮脏拥挤的贫民区，还要向白人地主缴纳高额租金。许多人曾经梦想北方是个天堂——很明显，它不是。就是在内战结束将近1个世纪时，在这样的背景下，黑人民权运动开始蓬勃开展。
民权运动第24节 民权运动（3）
很自然，非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