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种生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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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地上拣起购物袋，然后缓缓地往家走，脑子里嗡嗡的，我的妻子抱着儿子跟在我的身后……我的脑子里涌动着的惟一一个问题是我的对手怎样了，我让他尝到了我的厉害了吗，还是他毫发未损。我为我不能亲眼看到我的战绩而感到忐忑不安，我的对手他非常狡猾，他在我没有看清楚他是否受伤之前就逃跑了，他让我不知道怎么评价自己，我到底是战胜了还是战败了。对于我来说，受点儿伤甚至残废都无所谓，问题是必须让他比我更惨，否则我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可怜虫。
时隔三个月，我和我的儿子在街上等车，突然，我的儿子对我说：“爸爸，你不要和别人打架了。”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才4岁不到，他为什么会担心我打架呢？是不是街边的景色，远处驶过的汽车，以及我们站在街边的样子，让他一下子回到了三个月前的那个时刻，那个4 岁不到的小男孩，他看着自己的爸爸和另外一个人打架，心中充满了无以名状的恐惧。一时间我愣在了街口。
当然，我的本性并未酿成大恶。我孱弱的身体遏制了我，大多数时候是缩了回来，像一只乌龟一样地缩着自己的头回家。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例外。那个时候，我很年轻，除了一些恐惧、自卑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对“大人”、“老师”、“城里同学”，对于一切都盲目地恐惧，特别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那个时候为了一点儿别人的好感，或者为了克服恐惧，我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我会和他们一道去打人。仿佛去打一个无缘无故的人，我的恐惧感就会减轻一点儿，仿佛只有和他们一起做冒险的事、刺激的事我才能获得掩藏在这个群体中的安全感。比如打人。
其实，说去打人也是不对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是找个地方，将那里经过的和我们同龄的人随便拎出一个来，打一顿。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怯懦的，当我听到被压在地上的人发出猪婆似的嗥叫，当我看到挨了打的人夹着屁股像狗一样逃跑，当我看到那些人跪在地上像企鹅一样缩着头求饶，我知道了人的本性。其实那些求饶的人实在是蠢货，他们用自己的怯懦出卖自己。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只是在别人的求饶中才感到快活，如果他挨了打，不是哀号着求饶，而是咬紧牙关，沉默着离去，我们这些人也就失去乐趣了，下次也就不会打他了，我们只会打那些让我们体验到乐趣的人。
第二部分第12章 邪与恶（2）
当然，后来，我们在那一带的学生中赫赫有名，常常不用我们打，他们只要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扭头逃跑，这也能给我们欢乐，或者他们没跑掉，而是被我们捻上了，这个时候不用我们动手，他就会主动地哀号起来。——是那些怯懦的人帮了我们的忙，成全了我们邪恶的快感。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清楚当时这种快感到底有什么理由。可是，当时的那种在折磨别人、嘲笑别人之中体验快感的经验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健康，我已经病入膏肓。可是这又如何，对于当初的我，这是来自本能的东西，我不是本能地在施虐中体
验了快感吗？
回想到我在海门师范的时候，我已经考取了研究生，但是，那个名字叫“校长”的人，对我说，我不会放你走的，没那么容易。读者也许会以为我在什么时候伤害过他，天地良心，尽管我性本恶，但是，在他的面前我始终像狗一样温驯，我常常想，那个时候如果他对我说：“葛红兵，你如果把我的屎吃了，我就放你走，就让你去读研究生。”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趴下我的低贱的身子，将他的屎吃个精光，而且心中满怀对他的感激。
但是，他不。他连让我吃屎的机会都不给我，而是没有任何理由地想把我拖死在那里。我给他送礼，我把我工作以来积攒下来的所有余款从银行里拿出来，买了一只手表送给他，但是他不要，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是个清官，清官的意思是说他体验快感的源泉根本就不是肮脏的金钱，而是另外的高尚的东西。那么他到底从哪里体验快感呢？从我焦虑的神情、从我绝望的眼光、从我哀求的语气？从表面上看，拖死我，让我终老在海门对他没有什么有形的好处，但是，他一定感到了某种类似于吸食海洛因似的快感，要知道有理由的施虐所得到的快感在许多人那里不及无端地对一个无辜的人施虐要快乐得多——文革中许多人恰恰是被和他们毫无恩怨关系的不相干的人无端地打死的——要知道我是个有感觉的人，从他腆着的大啤酒肚中我感到了他每时每刻地生活在这种令人颤栗的幸福感中，正是这快感使他年轻，使他成功，使他50多岁了然而看起来却比我这个20刚刚出头的人更青春。
这种“否定”我的权力，这种对个人在职业选择，居住地选择上的“否定”，对谁有利呢？对国家？对人民？对我本人？其实对谁都没有利。但是，这种“否定”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强加到了我的头上。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制造稀缺，使得上厕所的草纸都成为稀罕之物，人们要得到草纸就只能请求他们的审批，也就是说“稀缺”就等于他们的权力，所以我说“稀缺”并不是必然的，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外国人而言更懒，更没有工作精神和创造力，而是因为有人有意地制造“稀缺”。现在，他们则制造否定，因为否定就等于权力。被制造的“否定”和被制造的“稀缺”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制造某种“虚无”，从反的方面为自己的权力奠立基础。面对这样的权力，我们如何自处？
和他——这个名叫“校长”的人——相比，或者把他和年少时我、我的那些狐朋狗友在街边打人，在被打者的哀号和乞求中，甚至在被别人打得遍体鳞伤中体验快感的方式相比，和我们从流氓行为中体验快感相比，他要老练一百倍。他不动声色，一丝不苟地收藏着他的快感，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样他的快感的强烈程度一定是超越那群在街边用拳头，用打人和被打来寻求快感的少年们的。他不打人，不骂人，他甚至不笑，但是他的快感是何其地充足呢？他的快感的源泉是何其地丰富呢？
现在我要让他的快感去见鬼，我要杀了他，和他同归于尽。1993年的春天，从4月开始一直到7月，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杀了他，和他同归于尽，至于上研究生的目的已经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了。我所要做的是将他在我身上榨取的快感加倍地索取回来，我知道我没有他的老练，我所能用的方式就是少年葛红兵的方式。我性本恶，上帝，让我找回那个在街边抡木棒的少年，让那个少年回到我的身体里，让我去死，但是同时带上他——那个叫“校长”的人。我设想的第一方案是投毒，第二方案是爆炸，第三方案是刺杀……
晚上，看着正在洗咸鱼的妻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泪水。永别了，给我耻辱和快感的世界，我将带着我的极乐的快感离开你们。
当然那个“校长”后来并没有死，我也活着，活到了现在，而且还在写作。
我要感谢恩师盛浩良先生，当时扬州师院的副校长，他拯救了我，使我免于罪恶。也免于死亡。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他像神，他帮助了我，让我脱离了那个死亡的深渊。
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深怀感激的人，此后我每年给他写一封信，但我从来没有拜访过他，我知道对于这样的盛大的恩情我是无比藐小的，无力用行动来表达感激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洗脱我内心深处的罪孽，用这盛大的恩情来超度自己。但是恩师盛浩良先生在我离开扬州到南京读博士的第二年便因癌症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听说有人不愿意为他发丧，但是他的那些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起来，为他送别的那天从各地赶来的人成百上千，为他送行的队伍中光小车就有一二百辆。要知道这些都是人们自发而来的，而不是任何组织动员的。
第二部分第12章 邪与恶（3）
我是事后才知道此事。恩师盛浩良先生从来不给我回信（惟一的一次间接关联是我听说恩师盛浩良先生向系里打听我，问我学习怎样），离开扬州以后对他的情况我便一无所知。告诉我这消息的是一位留在扬州工作的师兄，他对我说恩师盛浩良先生已经逝世了。那天，我一个人在操场上久久地静坐，泪水打湿了我的衬衫下摆。
你看他在城市中踟蹰，
像墙面上的污迹，
你看他在大街上晃悠，
像盲肠中的细菌，
你看他就这样跪着，
你看他就这样跑着，
你看他就这样哭着，
你看他就这样使用着自己，
仿佛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
他用流泪表示活着，
他用下跪表示尊严，
他用假寐表示仁慈，
他用逃离表示爱情。
你看他在上海的风中一点儿也不孤寂，
许多憔悴的树枝站在他的身后，
许多斑驳的人影牵着他的手心，
在灰烬飘飞的夜里，
在人迹罕至的冬季，
他就像一张碎裂的广告招贴，
他就像一片离开树枝的死叶。
第三部分第13章 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1）
一个人打伞能走多久？去北方时是11月底。天雨且冷。那是一把红绿相间花纹很大的伞：买伞的时候我说我喜欢这种大起大落大红大绿的伞。在北方的11月，这样的伞使人若有所思。可是伞终于是丢了，在一个傍晚，一个细细的雨丝布满了大街小巷也布满了眼帘的时候，被我忘在了一个电话亭里。一个人打伞，能走多久？
北方的路是苍白的，在低矮的天空下面，树木突兀地支撑着站立在道路的两旁，没有一
片树叶的树恶梦般布满老茧。雾，很冷，像雨。雨中的树干是黑色的，这种树干黑得让人分外绝望。我躲在宾馆的暖气里，四面八方漫无目的地打电话。来北方的目的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剩下的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异乡人，在异乡之地毫无理由地存在着。一次目的感很强的旅行会突然间失去理由，突然令人不知所措。我犹豫着去哪里，一个上午就这样犹豫掉了，其实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现在身外的目的地消失了，我被迫回到自己，被迫自己和自己呆在一起，可是我却不能把自己当成目的，当成目的地，我只能将自己当成去目的地的工具，我的身体只能是我的工具，当我失去了目标我的这副工具就显得六神无主了。我对着自己看来看去，我的身体在北方的空气中无比僵硬。为什么我不能和自己安祥地呆在一起？为什么我只是认为旅行着、运动着才有意义？
常常我看到我的身体，它在这个世界瘦削地疲倦地走着，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总是好像要奔向某个目的地。我知道它没有最终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只是一只黑色的四方盒子而已。但我不能告诉它，我不能让它停下来。我的身体，就像大地不能没有植物一样它不能没有理想。
你看我现在，在北方的一个宾馆里，我是突然地陷入一种慌张之中的，我失去外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如何安妥我的身体，如何与它深切地相守在一起。
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日子，寂寞地厮守在一起。但是我们是不和谐的两个人。
一个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人如果远行，他一走出那个家门，他的家就变成了一个期待结构，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因为他的远行而改变了：他经常坐的那张椅子，在家人吃饭的时候依然被想象中的他占据着，其他人是不会坐到那张椅子上去的，这张椅子就像他依然在场一样地属于他，家人对他的想象使他成了不在场的在场者，这张空着的椅子就是对他的期待。他在家的证明比比皆是，一个偶然的电话铃声会牵动家人的心：她在想是不是他从远方打回来的？
一个独身的人远行归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1997年的11月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没有家。没有人等待我，远方的我也没有可以思念的人，我对那个“家”的思念是抽象的，是对物的思念：对家具、墙壁、书桌……这些东西之所以进入我的思念，只是因为我用它们，用得久了，熟悉了，我抚摸它们，依靠它们，和它们朝夕相处，在它们身上有我的印迹，与它们在一起我觉得安全，没有和陌生的事物在一起时的那种动摇感，打开书桌的抽屉，我可以预料哪一本书会在抽屉中展现出来，打开热水器的龙头知道它的水温正是我所需要的，不会很烫，也不会冷得让人受不了。我熟悉它们。我对熟悉的事物的这种感觉就是思念。
现在我再次回想我来北方的目的。1997年的11月，这个时候所有的火车上都在流行陈明的《快乐老家》。陈明说：“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也许在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到达。”对于这段歌词，我是事后3年，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才听懂了，“跟我走吧”——请相信我，和我一起走；“天亮就出发”，——让我们早些，再早些出发；“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再穿过一条河流就能到达了，快乐老家近在咫尺。好了，让我们行动吧，我对我的身体说。
1991年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旅行。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它的魅力能超过 “远方”。远方——我不知道的地方，召唤着我。去远方，去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自然、陌生的人们以及陌生的生活方式，一片好山好水，一座充满传说和幻想的城市，另一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们，多好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