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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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道德伦理中也有‘孝’的领域，但是，日本人的“孝”偏重于“报亲恩”。报恩是作为一种义务义理来实行的，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感情成分，可是义务感更强。不是长子的话，责任少一些，长子则要承担起对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就是现代的年轻人也认同这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这都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尽孝虽然也是儒家思想的要求，被认为天经地义，但是中国人的感情成分非常浓。
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偏重于对欠债的偿还，人似乎一出生就欠了父母的债，以后要报亲恩，而且要一路报上去。从小学到大学的师恩，到了社会上以后凡是帮助过自己的人，直接的间接的，都要记住报恩。知恩不报便会被认为是无常识、无道德之人。
日本人很重视履行义务，若对自己的分内义务未尽，会被指责“不知义务”。对国家社会、法律、分内工作如此，对父母、婚姻、家庭皆如此。
而日本人对所属工作单位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一种难得的忠诚心。他们不喜欢、不认可没有责任感、忠诚心的人，他们对喜欢跳槽的人横加批评指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里不是处处可行的。如果某老师找到离家近工资高学生质量好的大学而想辞去各方面条件差一些的学校，首先要考虑是不是辞的时候，这里包括对学生的责任感、对给予你这份工作的学校的义务感及介绍你进这所学校之人的人情等因素。日本公司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认为外国人对他们的公司没有忠诚心。
刘志勋开玩笑道：“日本人的亲属称谓不是有“义理”这个前缀吗？义理父亲、义理母亲、义理姐姐什么的。既然是义理，就不必投入真感情，也算合情合理。”
由刘志勋的“义理”亲属，大家又谈到情人节的“义理巧克力”，从而又扯到感情成分不是很浓的新年贺年卡。雪梅、晓茵不给同城市的人写贺年卡大家都知道，高老师佩服她们有勇气违抗日本这一习俗，他总是下不了决心不写，每年都是一百多张，当然也是千篇一律的印刷卡。白滢的一个负担是每年两次，六月的“中元”，十二月的“岁暮”，给丈夫的一些关系户寄礼物，有的是她丈夫受了恩惠要报恩的，有的是收了礼物要还礼的，十几年下来，名单越来越长。
在日本欠债不还在道德上是离经叛道的。朋友之间，左邻右舍之间互相帮了点小忙也要马上报恩还礼。
晓茵从不给人寄“中元”“岁暮”，当然也没有人给她寄。她偶尔替邻居收个邮包，邻居回来后赶快拿两个苹果或几个土豆来感谢她。下次邻居替她收包裹时，她也照做，给邻居送一小盒茶或者一小包点心什么的，她的还债仅限于此。
白滢告诉晓茵，如果在日本结婚的话，一定不要找媒人。她和她丈夫是自己认识结婚的，但是，日本的结婚仪式固定了媒人的座位，所以他们得找一对儿现成的媒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她丈夫请了他公司的部长夫妇。这现成的媒人被他们恭敬在那个座位上两个小时而已，他们就十几年不断地给他们的“媒人”寄礼物。白滢有一次对丈夫说：“不用寄了吧？”她丈夫说：“得寄到有一方死为止。”
宋敬东说白滢的丈夫是老实人，他公司的年轻人也是请上司做媒人，有的寄几年，长的也就寄到上司退休。宋敬东羡慕大家在学校工作比较自由，不必事事按日本的规矩办。在公司工作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既无自由口又无自由身，犹如被套上了strait…jacket（疯人穿的以束缚其双臂的衣服）。
见大家吃完，雪梅张罗去她家，众人纷纷离开座位到门口付账出门。
路上，晓茵告诉高老师他介绍的那个公司又给她送来一些笔译的活，这个周末还有两天口译的工作。她向高老师表示感谢。高老师开着玩笑，“能者多劳累！”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4）
有一次高老师接了一份会议翻译的工作，他一看内容是电子方面的，没什么把握，便请吴老师跟他一起去。结果专业内容深得高老师连中文也听不太懂，会议从始到终都是吴老师翻译的。日方公司见晓茵懂专业，英语日语又都熟练，那以后便常请她做口译或者笔译。
到了雪梅家，大家先参观房间，议论着这八十平米五千多万的公寓房贵还是便宜。宋敬东是泡沫经济时期花了八千多万买的独门独院房子，贷款还没还完，已经有很多处要修理了，他觉得还是公寓房更省心。
雪梅和晓茵为大家沏茶拿水果点心。刘志勋拿出葡萄酒杯为各位倒红葡萄酒，又沏了一盘奶酪。他常见雪梅和晓茵喝葡萄酒时吃奶酪，还放一片饼干，他不好这一口，觉得还不如咸黄瓜更可口。今天他没拿饼干出来，他觉得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登不上大雅之堂。雪梅见他没拿饼干来，去厨房拿来倒在一个漂亮的盘子里。出乎刘志勋的意料之外，这小孩子玩意儿还颇受欢迎。
客厅摆放着刘浩和宏宇在美国照的照片，大家自然把话题落到子女的教育上。
众口问他们两家为何把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晓茵只说她早有此计划，她不想在刘志勋面前全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刘志勋为了刘浩去美国的事已经跟雪梅真真假假吵过几次。他曾对雪梅抱怨，无论她决定任何事，他这个做丈夫的还没有她朋友对她影响大。他认为如果晓茵不送宏宇去美国的话，晓茵不给雪梅灌输美国大学好的话，雪梅绝不会坚持让刘浩去国外读书的。对于此事其实他心里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耿耿于怀，儿子不争气，即使在日本上大学也进不了名牌儿。正像雪梅抢白他的那样，这些年来他只顾自己，对儿子的教育确实没尽心。尽管如此，刘志勋心里还是有点儿怪晓茵影响了他家的内政，晓茵早感觉到了。她曾多次劝雪梅不要张口闭口“晓茵说……”。刘志勋虽然嘴上开着玩笑：“知道你们姐妹情深……”可是内心说不定在吃醋。
雪梅坦率告诉大家：“这几年我有一种要失去儿子的危机感，他不跟我们交流，也不好好学习，让他离开我们独立生活几年，想试试看能不能再找回这个儿子。”
刘志勋觉得他不表示点什么太没有一家之主的面子，也想趁机发泄几句，便说：“其实我是不太赞成儿子去的，费用比在日本上大学贵两三倍，而且孩子在眼皮底下都不学，现在没人管了，谁知道他能不能学啊？”见雪梅面露嗔色，他不情愿地闭上了嘴，一副言犹未尽的遗憾。
大家都为孩子的教育烦恼。
白滢叹着气说：“作为一个教育者，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真是惭愧。我女儿的汉语越来越退步，小时候还说一点儿，现在很排斥说汉语。我去学校参观时，还嘱咐我不要跟她说中国话。这死丫头嫌弃她有个中国妈了，伤心得我一个晚上没睡好觉。”
“她不是嫌弃你这个中国妈，是怕别的孩子认为她与别人不同。”高欣亚说，“我的孩子也一样。至少你的女儿还能说点儿，我的两个女儿只会说几个单词。”
宋敬东一儿一女，儿子正值反抗期，连话也不跟父母讲。“他只是要钱才跟我们说话，放学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的年轻人无忧无虑的，不知哪来那么多不满？不过，他还没变成不良少年，这就算托福了。不知是心理变态还是心理崩溃，现在年轻人犯罪情况多多啊！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高中上了一半就退学了，夜不归宿，打扮得像个小妖精，简直不堪入目。”
刘志勋问宋敬东，这几年很多公司裁员怎么没裁到他的头上，有什么本事可以稳坐钓鱼台。宋敬东半开玩笑道：“那是在下尚有利用价值，否则我这个中国人第一个被劝退回家看孩子。”
稍停片刻，他叹了口气转为严肃道：“也不是很乐观啊！同一个部门另外的一个中国人已被裁掉了。日本人喊国际化喊了这么多年，仍然排斥外国人，我虽然入了日本国籍，也很努力地想融入这个社会，但他们并不把我当做日本人看待。裁员会先考虑你，升职会后考虑你，关键时刻还是先拿我们‘外人’开刀。”
白滢尖刻道：“入日本国籍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目的，要是你以为入了日本国籍就是日本人了，那首先是你自作多情。如果他们不把你当外人，你就真以为你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了吗？你真的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是日本人了吗？”
晓茵见宋敬东脸色变了，轻轻推了白滢一下，白滢领会，口气缓和一些接着说道：“岛国人心胸狭窄不接受我们，我们也不必一厢情愿地争做这个社会的主人，我们本来就是异乡客嘛。”
高欣亚点头表示赞同：“无论在国外生活了多少年，即使已经适应了国外的生活，已经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在心理上仍然有一种客居他乡之感，仍然会觉得我们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外人’，因为从我们离开中国踏入另一块土地开始就已经注定我们永远都是这块土地的外人，也可以说是边缘人。我们无法完全进入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我们永远脱不掉的中国意识造成了我们会抗拒一些我们认为不能接受的东西。”
雪梅接道：“在异国生活是应该尊重这块土地的，每个人都懂得入乡随俗。有些认同的东西，便立刻随了，有些不太认同的，也半拒半就地随了，像日本人最喜欢的“忍耐”便是了，我们每个人在此地都在程度不同地忍耐着许多事情。还有‘还礼’，虽然我们觉得马上还礼的事情很别扭，我们却不得不按照日本的习俗做。但是，有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也随不了的，就像忍耐也有个限度一样，因为我们毕竟不能脱胎换骨，换一个‘身份证’并换不了一个人的骨血。”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5）
高老师说的边缘人使晓茵沉思起来，她在美国日本生活了二十几年，在哪里不是处于边缘、在哪里不是活在夹缝中呢？她觉得令人伤感的不只是在异乡做一个边缘人，而是回国去也变成了边缘人。这些人既无法完全融入异乡的社会，回去也很难融入原来熟悉的那个社会了。这不仅仅是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空白问题，还有生存方式、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等问题。大家不会再随地吐痰、扔垃圾；不会为了摆阔在饭店海吃海喝大肆浪费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不会喜欢追根刨底问别人的隐私；不再喜欢听大话空话；更不愿意把很多时间花在人际关系上。实际上，这些异乡客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异国文化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揉到了一起，形成一种具有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现象。他们在某些方面可以理解包容异国文化和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另一些方面又会抗拒排斥异国文化和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有选择地接受了一些异国文化，同时也有选择地丢弃了一些民族文化，他们是哪一种文化都无法完全认同了。
晓茵和雪梅常常在一起议论这些问题，也常感慨万端，最终两人都自我安慰着：进得去进不去哪一种文化、哪一个社会并非很重要，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保持自我才是最重要的。只要相信自己是择善而从、弃糟粕而去就行了。
宋敬东仍然为被日本社会歧视而愤愤，声称他这个异乡客的根还是在中国，尽管回去后会有些不适应，会有很多事情看不惯，甚至有一种插不进去的感觉，但还是故乡好。他打算退休后跟妻子回老家。
高欣亚问刘志勋将来有何打算。
刘志勋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他身边的雪梅，雪梅笑着说：“看我干什么？当然回去了。”刘志勋也笑了笑说：“还没考虑那么多，以后再看吧。”刘志勋对自己属于哪里人并不太在意，他考虑得很现实、很实惠，不管在哪儿，有机会赚钱就行。他觉得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感觉。雪梅平时也常跟他唠叨这些感觉，他总是哼哈敷衍她，他觉得他们怪浪费精神的。
雪梅给大家倒咖啡，晓茵把她跟雪梅做的蛋糕切块装盘端给各位。白滢看着蛋糕夸奖一番，却一口不尝。她说她这次回国又胖了两公斤，现在正按一个菜单减肥。刘志勋在厨房小声对雪梅挖苦白滢：“她这个人，干什么都走极端！”
三个男人进书房摆弄电脑，三个女人正好还有很多未尽之言。
白滢半开玩笑地问晓茵是否因为她和儿子都是美国公民才把儿子送到美国读大学的。
晓茵微笑回答道：“我把美国护照作为通行证而已，并没有自己是美国人的意识，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会觉得他们是美国人或日本人，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也是中国鬼啊！”
“男孩子还稍微放心一点，我这个女儿我可不放心送到美国去。女孩子在东方社会能规矩一些，含蓄一些。我就是看不惯美国人说话无老幼尊卑，举手投足那么放荡不羁的样子。”
“那都是表面现象，这是美国人的自由平等意识。”晓茵不想跟她争论，但是也不想放弃自己的观点。
晓茵觉得日本人的礼节也是表面现象，日本人的礼节让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是阻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很难说哪一种更好，这是文化的差异问题。日本文化含有很多繁文缛节，只应付这些就花掉人们很多时间和精力。人们交往时总是恭恭敬敬、紧张拘谨，讲话也得时刻考虑着哪句话得体哪句话可能会失礼。有些外国人觉得跟日本人交朋友难，除了日本人那一方面的原因外，也不排除自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累的因素。
“其实，有教养的美国人是非常有礼貌的，他们讲话总会用个please。像‘抱歉、谢谢、对不起’之类的话，他们也用得很频繁。孩子向父母要求什么的时候，总是‘我可以……吗？’如果得到允许，孩子会高兴地向父母说声‘谢谢’。我倒觉得很多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