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政变纪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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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政争带来的残忍的变态心理，又说明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岳托欲杀其妻却是被动的。不久，他本人又因莽古尔泰案由王爵降为贝勒，罢兵部任。
岳托的妻子虽未被处死，却常受歧视，动辄得咎。
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岳托在“暂令不得出门”期间，蒙古却送女与岳托为妻。第二年，这位新福晋却向刑部控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设食时“摘我额上一发，似是魇魅之术”。大福晋辩白说：“适见尔发上有虮子，为尔捉之，误摘尔发，已于尔面前掷之矣。”刑部居然以论死奏上。太宗说：大福晋的母亲和妹妹（指豪格妻）已因罪伏诛，我若处以重罪，她将说我因仇恨其母，故入其罪，若从轻处置，她又怎能理会我的恩意？因而索性不表态。于是诸权贵又议以魇魅罪而定斩不赦。最后还是太宗降旨免死，但在家另室居住，不得至岳托所，岳托亦不得往视。
事情很明白，这位新福晋是在打下马威，结果达到了目的，刑部诸公则是出于势利，因为这时大福晋已经伶仃一人，而且打入另册了。
崇德三年，岳托在征明之战中又被起用，连克十九城。次年正月，在攻陷济南后，因染天花病逝世，年四十一岁，这时他父亲代善尚在世。太宗闻而大恸，辍朝三日，追封为克功郡王，其妻福晋从死。
谁知半年后，又被部下告发生前曾与莽古济丈夫琐诺木（即岳父）入内室密语，太宗也责他萌不轨之心。代善等以为“当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太宗以其已死，免于追究。后至康熙、乾隆时平反，清廷为他立碑纪功，配享太庙，入盛京贤王祠。
宫廷的派系，政海的风波，一向复杂险恶。莽古尔泰集团不甘屈服于太宗而怀异谋，也是事实，只是生前政变未遂，身后大狱踵起，而卷入在这一漩涡中的人处境极为艰难，岳托的大福晋就是悲惨的一个。
第二部分另立门户身死牢狱 上
太祖同母弟舒尔哈齐被幽禁而死，已详于《宫廷政变的边缘》一节，到太宗时，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也被囚禁而殒命了。
阿敏是太宗堂弟，为清入关前四大贝勒之一。按照齿序，他居莽古尔泰、太宗（皇太极）之前，称二贝勒，任镶蓝旗主旗贝勒。天命六年，太祖和子侄八人焚香告天，儆戒子孙，勿自相操戈，其中即有阿敏，可见他当时地位的重要。
舒尔哈齐欲携所属移居黑扯木，阿敏预闻此事，太祖怒而欲诛阿敏，赖诸贝勒劝解得免，但另立门户的念头，始终未曾泯灭，说明皇族内部的派系已在酝酿。
太宗即位，阿敏也附议拥立，可是当诸大臣哭太祖之灵时，阿敏却派傅尔丹向太宗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实即想另立门户。太宗深为骇异，并说：“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应是两黄，因正白旗为太宗统辖。）、正蓝旗等，亦宜出居于外，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弱其国也。”他又问阿敏之弟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说：“彼曾告于我，我以其言乖谬，力劝阻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阿敏的亲信，亦行为反常，语言乖异，扬言“谁畏谁，谁奈谁何？”（见《清太宗实录》）可见两派剑拔弩张之势。济尔哈朗劝阻阿敏，阿敏反责其懦弱，尤见其悻悻然之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征伐朝鲜上谕。天聪元年（一六二七），阿敏率大军征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派人议和时，贝勒岳托等鉴于清之御前军很少，蒙古与明朝，又是西南的威胁，必须防备，故于和议后即想班师，阿敏却因爱慕明及朝鲜城郭宫殿，一定要到王京。朝鲜降将总兵官李永芳劝阻他，却被怒斥：“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并对其侄杜度说：“他人愿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于此。”杜度为被太祖处死的褚英之子，用意自为离间杜度和太宗的关系，杜度却不答应。
当时七旗大臣皆欲班师，只有阿敏的镶蓝旗大臣顾三台等附和，说明镶蓝旗将士已成为他的嫡系，更助长他拥兵自尊的野心。
后来阿敏被迫班师，却鼓动领兵诸将分路纵掠三日，所到之处，男女财畜，掳掠一空，这也是一种变态的泄愤心理，实际还是对太宗统治的不满。这时太宗因即位未久，故隐忍未发。
还师途中，将领将俘获之美妇进献太宗，阿敏欲自纳之，岳托说：“我等出征，甚多奇物，闻朝鲜产美妇，故以此一妇进于上。”阿敏说：“汝父往蒙古，不尝取美妇人乎？我《清太宗皇太极朝服像》轴。取之，有何不可？”岳托说：“我父所得之妇，始献之上，上不纳，而分赐诸贝勒。我父得一人，汝亦非得一人乎？”后来阿敏又使副将求美妇，太宗说：“未入宫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宫中，如何可与？”阿敏为此而又有怨意。太宗闻知后说：“为一妇人，乃致乖兄弟之好乎？”索性赐给总兵官冷格里。
这其实是丑事，暴露了清军军纪的腐败，并见得太宗本人也纳俘获的美妇，太宗却作为阿敏十六大罪来宣布。
天聪三年，太宗率重兵入边，攻占北京东北的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阿敏留守沈阳。次年春，太宗命岳托、豪格等率军先还，阿敏出迎，至御前马馆，留守大臣，坐于两侧，阿敏居中，俨然为国君，令两贝勒遥拜一次，再近前拜一次，方行抱见礼。两贝勒中的豪格为太宗之子。按惯例，诸贝勒大臣出师而还时，太宗也乘马出迎，至御座方受跪叩，阿敏却自视如君，欺凌诸贝勒。
太宗回沈阳后，派阿敏、硕托率兵往代驻守永平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为阿敏之弟），阿敏要求与济尔哈朗同驻永平，太宗未予允许。临行，阿敏对他叔父贝和济说：“皇考在时，尝命吾弟与吾同行，今上即位，乃不许与吾弟同行。吾至永平，必留彼同驻，彼若不从，当以箭杀之。”贝和济责他出言谬妄，阿敏攘臂说：“吾自杀吾弟，将奈吾何！”这又是针对即位不久的太宗的。
第二部分另立门户身死牢狱 下
阿敏至永平时，镇守官员来迎，张一盖（作为仪仗的伞盖，俗称黄罗伞），阿敏怒曰：“汉官参将游击，尚用二盖，我乃大贝勒，何只一盖乎？”遂策马入城。他以汉官来对照，正见得对汉人的卑视。所以，他进入永平后，虽谕告城中汉民安心，心中却深恨汉人，认为太宗攻明京城而不克，及克永平，就应杀其平民，还对士兵说：“我既来此，岂令尔等不饱欲而归乎？”不久，阿敏即率兵四出掳掠，又将归降的汉人驱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
后来明军围攻永平，又发红衣炮轰击滦州，城楼火起，清军溃围而出，途中遇明军伏击，伤亡惨重，阿敏只得退出永平，还将新降汉官巡抚白养粹等杀死。
清军大败而归，太宗将阿敏等拘押听勘，一面召集诸贝勒大臣于阙下，会议阿敏罪状。议毕，命岳托历数十六大罪，说他“怙恶不悛，由来久矣”。上述这些情节，即是十六大罪中的重要部分（见王氏《东华录》）。
诸臣拟议当斩，太宗赦其一死，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阿敏有田庄八所，打猎围场三所，羊五百，牛二十头，满蒙汉人二十名，其子之乳母等二十人，都遭抄没，亦略见一个旗主拥有的财富。
三年后，汉降官谈大受等，以阿敏自怨自艾，悔不可及，请太宗赦释出狱，令其戴罪图功，未予采纳。
阿敏被囚十载，于崇德五年（一六四〇）卒于狱中，年五十四岁，结局与其父舒尔哈齐相似。
阿敏被幽禁时，其弟济尔哈朗率弟篇古和诸侄发誓承认，他们父兄行为有过失，是自罹罪戾，“若我等以有罪之父兄为是而或生异心”，必将使之夭折。至此，太祖和舒尔哈齐，太宗和阿敏两系的内讧，才算结束。
阿敏十六大罪，虽系太宗方面宣布，但阿敏是一个颇有野心的贵族，则毫无疑问。狂妄自大，骄横残忍，性格中这些坏的质素，因政争而愈益滋长，又成为政争中取败之道。他与济尔哈朗是同母弟，对太宗的态度却不相同，主要原因恐由于他起先的地位权力要比其弟高得多，镶蓝旗对他又很忠诚，故得侍势而骄。他是太祖之侄，自不可能直接夺取君位，因而一心想另立门户，割据一方，和太宗对抗，所以为太宗所痛恨。由此又说明当时皇族内部倾轧的激烈，政变的火种，在关外时已经在断续地爆裂着。永平的败绩，由政争影响军事，未始不是原因之一。
第二部分人亡争兴 上
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太清宁宫南炕。宗在料理事务后，回到沈阳皇宫，至亥时（晚上九十点钟），端坐在南炕上突然死了，年五十二。有的书上说他无疾而终，有的按照现象说他暴逝，有的说他痰疾致死中医学对痰疾的范围的诠释，不仅仅限于呼吸系统的分泌，也包括肺、脾、肾功能的失常，如眩晕、昏厥等。，民间甚至说他被害而死，那是因为后来有孝庄太后（即他宠爱的庄妃）下嫁多尔衮的传说而引起的。孝庄降嫁是否事实，另详专文，但被害说绝不可信。太宗曾患过鼻出血，估计是中风。
次日，诸王大臣将太宗灵柩安放在崇政殿，举哀三天。接下来的大事件是由谁继承皇位？清人入关以前，皇位的继承皆是由贵族们议立的。
据《清世祖实录》，诸王公及文武群臣，“以天位不可久虚，伏睹大行皇帝第九子福临，天纵徇齐，昌符协应，爰定议同心翊戴，嗣皇帝位。”
福临即世祖，也即顺治，当时还是一个六岁娃娃。太宗生前并未明确指定，福临是老九，怎么会由他入承大统呢？
我们如果透过不知所云的官样文章的纱幕，就可以窥见幕后即将展开的一场激烈火炽争夺帝座的大决战。
决战的主将有两人，一是豪格，一是多尔衮，各自形成雄厚的集团。
豪格是太宗长子，多尔衮之侄。一生久经沙场，颇有弓马之才，史称其英毅多智略，而又容貌不凡，后晋封肃亲王。在他祖父清太祖遗诏中，已列其名。明大臣洪承畴被围于松山，豪格指挥大军于深夜竖梯破城，承畴被俘而降。太宗在世时，太宗命豪格与济尔哈朗、多尔衮、阿济格共同理政，所以他早已跻身于清政权的领导核心。
太宗逝世后，诸王之觊觎帝位，连留在盛京的两位朝鲜大臣都已在“驰启”中明言“沈中且有告变者”这样严重的话，即是说，政变已在酝酿中。
由于豪格在诸王中具有许多优越的条件，除他自己的正蓝旗外，太宗的正黄、镶黄两旗又誓立豪格。大臣如图尔格
《册封豪格为肃亲王文档》。（拥立豪格八大臣中的首脑）、索尼等八人即往豪格家中私相计议，共相盟书，愿死生一处。豪格乃命何洛会、扬善往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立定我为君，尚需尔议。”济尔哈朗当即表示：我意亦如此，但尚需与多尔衮商议。（《清世祖实录》）可见济尔哈朗也是支持的，后来便成为他的罪状。
多尔衮和多铎统率的两白旗，则主张立多尔衮，多尔衮审察当时形势，没有贸然答应。
太宗死后第五日，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议立嗣君。一清早，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精兵护军盛张弓矢，环立宫殿，气氛十分紧张。
多尔衮征询黄旗大臣索尼意见，索尼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所谓先帝之皇子，指的是太宗诸子，也即将多尔衮（太宗之弟）排除在外。礼亲王代善认为豪格当承大统，豪格表示辞让，这在当时不得不这样表示，后来他是懊悔的。多尔衮随即附应豪格之退让。于是代善又说：“睿王（多尔衮）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代善已抛开豪格了。两白旗则坚决反对豪格，豪格立而“我等俱无生理”。后来两黄旗将领们，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太宗），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沈阳状启》）仍然坚持应立太宗之子。到了这地步，多尔衮便提出六岁的福临来。
这时太宗尚有七个儿子（原有十一子），有的年龄比福临大，如十七岁的叶布舒，十六岁的硕塞，有的太小，只两岁，有的因其母出身低贱，本是有夫之妇，被俘入宫，而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又不易支配。福临只有六岁，母子二人，已成孤儿寡妇之身，多尔衮便可以辅政身份，玩幼主于股掌之上，为所欲为，所以主客观条件都使他认为篡立不如拥立之合算。至于他这时是否已对福临母孝庄太后有企图，史无明文，不能臆说。
第二部分人亡争兴 下
豪格夺位之谋虽未成功，多尔衮自然仍不会放过。顺治元年，原来支持豪格的何洛会，告发豪格图谋不轨，又曾说过多尔衮素来多病，岂能终摄政之事的话，又说“我（豪格）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清世祖实录》）这话自然大不该，豪格差一点丧命，后废为庶人。他的心腹俄莫克图、扬善等以“附王为乱”处死。
同年十月，世祖入主燕京，恢复豪格肃亲王爵位，但多尔衮仍不予重用，始终将他看作一个宿敌。顺治五年三月，豪格于击灭蜀中张献忠后凯旋回京，贝子吞齐即首告济尔哈朗向与豪格擅谋大事，又曲徇豪格，牵连多人，济尔哈朗被降爵罚银，多尔衮又以豪格征四川时若干微末罪名，将他幽禁于狱中，遂幽恨而死，豪格妃博尔济锦氏也为多尔衮所纳。野史说为占其妻而杀其夫，固不可靠，但两人早就相识是事实。豪格死于顺治五年，六年十二月多尔衮的元妃死，七年正月即纳豪格妻（实为侄媳）。蛛丝马迹，大可玩味。当初多尔衮派遣豪格往僻远的川蜀作战，原是别有用心，下面的将领又多是多尔衮仇恨的两黄旗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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