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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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以“做小买卖起家”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旧事的不忘，要求他的下属们摒弃矫揉造作，而要以理想而务实的态度，及严格评判的道德是非，去管理联想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自从杨元庆和郭为自立门户，柳传志在联想就变成了半个神。他对潮流的判断和对纠纷的仲裁，有时会露出神权判断的痕迹，不容置疑，无从更改。在联想，他创造了一种政治传统，以现实的功业和自身的道德为是非的判定。完美的人物自然并不多见，有时不免出现一两个叫他颇为头痛的家伙。有一个叫孙宏斌的，有一次甚至教他惶惶然了。
用不着多说，历史已经证明，柳传志在1988年的布局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当他的经济政策发挥效用时，联想的“大船结构”开始成型。
柳传志有一次说起联想提出“大船结构”的背景：“什么叫做‘大船结构’企业模式？1987年底1988年初之际中关村街上几百家公司发展起来。这些民办的、官办的、半官半民的科技企业究竟如何发展？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模式？众说不一。当时有的提出分散经营、小卫星制、小诸侯制，我们觉得也有道理，管理上灵活，容易调动下面的积极性，领导上比较超脱。但我们也看到，兵力分散，正是我国多年来科研管理上的一大弊端，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趋于协作、大联合。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些新兴企业内部出现脱钩现象，小摊贩、小山头儿思想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我们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形不成产业，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9］
柳传志所谓“大船结构”，首先是企业内部管理方法和结构，其特点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包括5层意思——
集中指挥，统一协调；各“船舱”实行经济承包合同制；逐步实现制度化管理；公司实行集体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与奖罚严明的组织纪律结合。
柳传志后来基于“大船结构”又总结出了包括6方面的“大船文化”，即：
灌输全面的价值观；树立事业上的共同理想；筑造集团公司的整体意识；塑造高技术企业的社会形象；弘扬拼搏创业的公司精神；培养以企业为家、以集团为荣的自豪感，倡导亲密和谐的内部关系。
柳传志之提倡大船结构，缘于当日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均奉行开小船之原则，其机动、快速的优势虽然尽现，但若遭遇危机，一条小船便可毁掉整个公司。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引发事端的，亦不过是其中一条“小船”。
柳传志提出其大船结构的哲学思想，我们在绪论中揣测其可能有“联想海图”情结。他无数次提到作为一个具体意象的“船”，的确耐人寻味。哲学体系的提出简单，执行却难。虽说是建立了“大船结构”，创造了“大船文化”，但直到1988年冬天，联想依旧一片“惊人的混乱，惊人的效益”。
那是北京体改咨询中心11月12日为联想做出的诊断报告，说联想“明显的优势与明显的劣势并存，需要把继续创业的重负与体制改革统一起来”，公司有三大劣势：职能分化不到位；运行方式不到位；公司主体不到位。又说联想创立至今，“始终处于打天下的高速运转状态”，市场机遇、血缘制约与管理意识、管理水平相互作用，导致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只能被动调整，无力全盘改革。［10］
一个局的作为（7）
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亿，较之去年的7014万元，简直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奇迹。高速增长掩盖了太多东西。至少掩盖了联想管理上的缺陷。
柳传志所戮力创建的管理体系，因为背景变动既快，他又缺乏足够时间，似乎进境一直不若想象中顺利。在一个全新的“联想局”中，柳传志只能将自己偶然间的灵光一现记录下来，作为联想“大船结构”的一个底本。
柳传志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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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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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8节
作者： 迟宇宙
所谓局势，《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政治、军事等）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情况。”孟子曰：“有智慧，不如乘势。”开创新局，期待一个新局有所作为，必定要借助势能。很多人评价柳传志时，总是强调他特别善于借势。
在《智慧算术》中吴稼祥先生说：“借势是别人和社会有需求，你满足别人和社会的需求……借势的关键，是准确判断人心向背和社会需求。有需求，坏事也能干成；没有需求，或需求不强烈，好事也可能干不成。”
柳传志借助了国家对高科技的重视，借助了中央对发展计算机产业的需求。1988年1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到联想视察时对他们说，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国家看来动了真格的。那一年成立的机械电子工业部，邹家华担任部长，计算机业由该部的计算机司管理。
联想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大会时，邀请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6月23日周光召为香港联想开业剪彩；11月8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科院科学家，名单中有个人叫倪光南……
开会与参观，讲话与题词，是1980年代企业所能借助的最大势能，它们既为企业提供了人气与支持，亦可使公众相信其实力。当日柳传志借足了势，他开创的新局孕育着新的希望。若其记忆力足够出色，他一定记得那些新希望包括：
联想在3月注册了“联想牌”商标“LX”，注册证为第334693号。4月20日的总经理室会议讨论了成员分工与工作安排，将宣传组变成了公关部。他们还约定每周六下午总经理与职工对话，第一个出来对话的人是柳传志。
他们在6月17办了一份叫《联想报》的小报。柳传志在8月27日提出了亿元营业目标。李勤在11月17日与业务部经理恳谈，要他们转变经营策略，克服疲沓情绪。他们恳谈的时候，北京体制改革咨询中心刚对联想完成了诊断。
然而，这些代表“大传统”的联想官方“大事记”，其任务即或不为“褒贬”，也很难从逻辑上提供为什么“白者愈白，黑者愈黑”。它们往往因其自身单调枯燥，使其所烘托的历史细节愈加珍贵。
柳传志在1988年为联想布局，当日虽未有明确表达，其腔调也不辉煌，实际上却为一种“小传统”的激动和民间的野心勃勃的氛围所笼罩，不若后来遭遇大亏损，整个氛围又瞬间转折为失望和堕落。
柳传志强调联想要有斯巴达克方阵一般的纪律，在“惊人的混乱”年代，似乎因为“惊人的效益”阻隔，并未收到特别效果，有时不得不寻觅另外的途径。但他所总结的“大船结构”管理模式与“大船文化”，因其后来的半神地位，则得以永久性地流传下来。只要联想不老，那些人创业的雄心未灭，那些颇显效果的仪式和做作，就仍然派得上用场。
中国人之接受柳传志布下的一个“联想局”，当中尚需一番周折，但联想集团的诞生和柳传志迎来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却是转瞬即至的事情。1989年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开始面对一个既残酷又别出心裁的转圜之点。
2004年，已经是杨元庆执掌分拆后的联想集团。柳传志和杨元庆已发现，联想集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三年规划。后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愤怒地诘问：3年过去了，我们的野心哪里去了？我们的创业精神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哪里去了？
【注释】
［1］、［3］、［4］、［6］、［7］《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8］《柳总归来谈美国市场》，《联想世界》，1998年12月15日。
［9］《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10］《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咨询报告之一》，北京体制改革咨询研究中心，1988年11月22日。
瞻前顾后的基点（1）
1989年，对于柳传志来说，是联想史上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联想局”在那一年成型，柳传志在那一年被传“逃到海外”。他遭遇了商业上的风暴，但他最终赢得了那场“联想局”的战争。
汉诺威并不遥远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1989年3月，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准备参加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那是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从3月10日开始的10天里，40个国家的3300个展团将在汉诺威展示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制造商来说，汉诺威因其特别地位而成为新产品、新系统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
联想携Q286电脑和1套随机软件、诊断盘和测试卡、XT微机、联想FAX传真通讯卡参加交易会。在电脑厅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人民日报》记者费伟伟后来写道：
“在电脑厅，一家中国公司的仅30多平方米的小展台引起了各国客商的注意。这里展出的一种新型微型计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便宜的价格，把人们从参展的同类产品前吸引过来。为期10天的交易会降下帷幕时，这家首次在国际市场亮相的公司竟一举获得来自欧美等20多个国家客商的订单：整套微机2073台，联想核心的主机板2483块。”
联想的一份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联想产品就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因为台湾的FAX卡卖700多美元，联想才卖四百多。
联想在汉诺威获得了成功，“当汉诺威的好消息传到计算所公司时，许多人喜极而泣”。既能为国争光，又使公司声名大振，那么对成功的宣传瞬间不可避免地铺天盖地，倪光南于是以技术神的身份再次粉墨登场，承接光芒的笼罩。
光环圈耀之下，对倪光南的褒扬成为一种习惯。威声在《联想之光》中说：“倪光南属于联想集团，联想集团属于改革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烘托出倪光南的人生价值。联想人从总裁到库房管理员无不以倪总为师表，他超群的智慧，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可以从几个传奇小故事中凸现。”
1989年1月，联想Q286微机开发进入样机最后调试阶段……倪光南急得满嘴起泡，带上样机急奔机场……大年初一，刚回到北京的倪光南就和十几位同事一起，一清早就扎进测试室，不分白天黑夜地赶……他们知道，假如赶不上今年3月份汉诺威的计算机交易会，就会失掉半年时间。半年，果真就那么重要么？计算所公司的人回答：如果我们不比别人加倍努力，那就永远无法弥补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如果是别人快步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快步跑。［1］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13个经济实体；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2004年春天，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对于联想道路的讨论，有人说该走“技工贸”，有人表示理解“贸工技”。许多人扯出旧年恩怨，过多地渲染了个人恩怨在联想局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站在企业的立场之上，如果我们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之上，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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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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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9节
作者： 迟宇宙
一封信和一封回信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他请胡启恒“并转光召同志”。头一天，柳传志向他们做了汇报，但他觉得由于时间关系没把想法谈透。
在4月4日的汇报中，柳传志对胡启恒他们说：“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暗示他们：“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