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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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柳传志说，“我们不打算作###，不想成为个人富翁……如果我们之间谁有了天灾人祸，其他人将对他和家属一保到底（因为我们没有把握这种超负荷运行能坚持多久）。但是我们谁都不许有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要求，如果我们之间谁改变了初衷，可以好来好散，但计算所公司总经理室工作动力的出发点不能改变。”
瞻前顾后的基点（2）
柳传志发现几年来，在“民办”公司和“官办”公司运行机制的较量中，“官办”明显占下风。他觉得是责任心的原因。民办公司的领导者拼命工作，敢于冒风险，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像话剧《日出》中的潘耀亭一样手拿着电话打哆嗦，这可能是因为资产关系在起作用，他们算过了利弊得失以后，觉得冒险值得”。
但官办公司的领导者干劲儿就差了许多。“因为他们也把利弊得失算得很透彻。累出病来只能吃劳保；出了漏子自己要承担责任。因此在为了工作而致使个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不肯挺身而出，不顾工作会受多大损失；而如果和自己私利有关的时候，适当地冒些风险则在所不惜了。”
柳传志曾分析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中资公司，即使规模很大，与当地企业竞争也居于下风。他觉得至少一个原因是中资公司从职员到领导花了太多的精力去考虑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考虑存款用哪国货币利息风险小；如何将自己的家属调港工作等等。而他们的对手则全力经营企业。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这几年，为了公司的兴旺，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李勤同志始终带着严重的心房显（纤）颤去工作。由于我们做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时时刻刻总是逼着自己达到预定的效果，这样人就老是处于一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状态，仿佛经常在心中压着一块石头。”
柳传志说他们常在最困难时互勉：解决难题就像是喝不放糖的清咖啡，可以说很苦，也可以说很香。如果只为改善一下生活，那就绝对不值得他们这样拼命，如果有明确的动力和目标，那么克服困难就不觉得苦。
“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柳传志写道，“当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当基本能站住脚了，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柳传志表白说1988年香港联想的成功，使他们的动力有了质的飞跃，大涨其外向战略之信心。他们想实现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梦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和整个中国科学院的事业联系起来，甚至和国家科技改革的方阵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件事是要院领导看到我们的能力，相信我们的能力。”他说，“第二件事是要让院领导相信我们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做人的忠诚。昨天的汇报实际是忠诚的一种体现。”
他暗示其试图了解中科院领导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否被当作一厢情愿、自说自语？他委婉地表达了其担心：院领导不相信他们的能力，或者认为其此番剖###迹是在玩弄权术。他想要一个“明确的回答”，以安慰自己的内心：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在信的最后，柳传志写道：“光召同志、启恒同志：您们是我们信赖的领导。‘士为知己者死’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感情因素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我才冒昧直率地写了这封信。我们殷切地盼望着您们对我们的指示，只要是直爽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会认真地体会并用行动去贯彻。”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写了：“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相信他们在中国历史这个转折关头，能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终身奋斗，以智慧和胆略去征服国际市场，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作出重大贡献。”
胡启恒提笔给柳传志写回信，也是4月5日。写下了“传志”二字，她说：“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对祖国、人民，对党的赤子之心永远是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尽管世风日下，我们这些人心里的这一块绿洲希望能永恒地保持生机。”
胡启恒向柳传志讲述自己1978年访问了美国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以来，就一直梦想着中国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无疑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求，也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梦想。”现在周光召在中科院竖起了一杆旗，旗帜上写着：中国必须有，我们决心创办高技术产业。她看到尽管中科院内已出现了几百家公司，但其目的和动机各式各样。“看到你柳传志向我们表###迹，原来你们的动力真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理想。要说知音的话，我看你们才是我们的知音！你们自动地走到这面大旗下，甘愿冒枪林弹雨去冲锋陷阵，这对擎旗的人是多大的支持！所以，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向同一个目标进军。”
有时候胡启恒会问周光召：“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想得太好了，离现实太远？”但联想和其他公司哪怕是小小的胜利，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慰，“好像在黑暗中，在荆棘丛生的没有路可走的荒原上看到我们预定进军的方向果然升起了几颗照明的信号弹那样。”
“中华民族已是无路可退了！”她说，“在我们共同的路上，来自各个方面的明枪暗箭障碍险阻还不知有多少……你们的公司，和你们这些人一起成长，将成就大事。放眼历史长河，20年后定会出现新的天地。创业者的艰辛定会伴随着最美最甘甜的成功之果。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苦难的祖国奋斗吧！”
瞻前顾后的基点（3）
写完了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胡启恒突然又准备再写点什么：“你和倪光南的配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需的条件。在许多企业的创业史中都有这样的配合。你们已具备了起飞的条件。这是我的认识。”［2］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似乎与梳理产权关系并无直接关联。柳传志汇报组建联想集团的设想，胡启恒他们似乎对其设想兴致不高，对其“老板说”亦不以为然，觉得联想在利用科学院。柳传志颇感委屈，便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如果没有这两封信，以及从4月7日开始的3天中，中科院批复同意组建注册资金3000万元、性质为全民（集体联营）的北京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迄今无能力窥测出在1989年4月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既从文化革命的潮流中脱身而出，觉得时间珍贵，便只有大刀阔斧地行事。周光召提出的“一院两制”沉淀于大时代中，便使中国科学院诞生了数百家公司，使中关村成为中国的硅谷。这些公司经过时间砥砺，有的变成了死于荒野的时尚，有的则高高屹立于中关村，屹立于中国IT业潮头，成为象征或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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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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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0节
作者： 迟宇宙
周光召时代的科学院在中关村和联想史中留下来的痕迹，带有无穷的戏剧性，其影响所至，迄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乃是外界看来不加节制地支持。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精英分子们无法理解前代人之间的“战友”感情，也就无法推及联想所获支持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
内心
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还召集联席会，说要讨论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天，他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那天，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近年来，我们党的局部形象是苍白的。党的组织生活不能按期召开，开会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发展党员，此外，就是发牢骚，拉闲篇，小组长的主要职能就是收党费，等等。”
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候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
那时候，###在报告中说国家正处于历史大转变的时期，一些人开始研究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国家兴亡对个体的直接影响。
“那么，公司需要什么？”柳传志问。“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不健康的、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风在吹？是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会产生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意见、隔阂？甚至不顾大局，影响工作？另外再想想，当部门经理出差一个月的话，你们那儿的工作是不是还一切井然有序地照常进行？再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如果公司受到大的挫折，比如说影响大家的奖金，一下子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说他希望有一支队伍，像小说《斯巴达克斯》描述的那样，结成一个方阵，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马上有人补他的位置，阵脚不乱，气势不减。“要能做到这样，那么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会遇险不惊了。”
“我们的前途还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坎坷，”他说，“尽管我们在香港这一炮打得很响，倪总今天从汉诺威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地往里扔钱了？稍微有点闪失，就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
柳传志的担心不幸被言中，不久之后，吕谭平他们果然给柳传志带来了极大麻烦。香港联想开始第一次大亏损。这是后话。
3月24日的柳传志激情澎湃，却又语重心长。他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他的下属面前。他很罕见地讲了一个多钟头。他推心置腹，说倪光南设计的286微机在汉诺威取得了至少每月1500台的订单，但4月份马上拿出一批样机却非常困难。他说不敢提前把样机做出来，“钱在手里没看得很准的话，攥出水来也不敢投下去”。“假如我们是那种‘败家子’的单位的话，这钱早就扔下去了。但是我们手里是什么钱？不仅仅是血汗钱，万一有个闪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
他在那天说到了“三种人”，他后来又多次说到“三种人”：“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呢？我们把人的能力分三个层次：1。能做成事情的人。2。有组织能力的人。3。有高一层审时度势和分析能力的人。”
瞻前顾后的基点（4）
朱立南的出场
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和联想投资总裁朱立南是“联想大家庭”第二代领军人物中唯一不惧柳传志的人。他的工作推进既快，便深受柳传志重用。工作之余，他与柳传志则保持朋友般的关系，偶尔还谈论一下生命中的私隐。有人形容他生活上对柳传志仿若幼子之于老父，撒泼耍赖，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他自己则形容柳传志关心他，是希望他多干活，变成联想的一头“主力驴”。
朱立南在联想局中第一次出场，是1989年4月14日。那天联想与深圳华星及Quantum合资成立深圳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万元，三方各占三分之一。柳传志出任董事长再次掌握权力，华星的孙秀珍及吕谭平出任副董事长。孙秀珍担任了总经理，华星的朱立南和联想的刘耀担任副总经理。
苏州人朱立南在上海交大耗费了自己从1980到1987年的7年时间，他得到硕士学位后便南下深圳，加入了深圳华星。他最初去为华星做软驱研究，上班后却干起了统计。朱立南在华星花费很长时间却没弄清楚公司结构。这种混乱和复杂加深了他的记忆，使他多年后仍然记得华星有生产线、线长和车间主任。
朱立南最初未获任何职位，但老板孙秀珍试图培养他，便赋予他特权，让他拥有公司唯一一台电脑的使用权。朱立南倒也没有使电脑变成一种装饰，他用电脑进行生产信息统计，核实每天的设备使用情况和生产及销售的变化。后来老板见他余勇可嘉，便让他干起了调度，不过是统计每天配置多少料上线和生产多少。他又干得似乎不坏，于是在一年后他干上了总经理助理。
1988年底华星开始与联想谈判，华星首席代表朱立南与柳传志对局。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柳传志，对柳传志印象不坏，觉得其人还算坦率，做事风风火火，“谈事情就是谈事情”。柳传志对他没有特别印象，后来才觉得他是个人物。
他发现当日联想要成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