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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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事情就是谈事情”。柳传志对他没有特别印象，后来才觉得他是个人物。
他发现当日联想要成立生产基地，但其既无经验，又异常谨慎，不愿独冒风险。他以华星制造型企业之优势比较联想需求，发现联想需要一个生产基地。于是，他与柳传志一拍即合。
刘耀对这段经历记忆清晰，他记得真正筹建深圳联想是他与朱立南两人。他们的生产基地，只有600平方米，因其是联想第一个工厂而具有象征意义。
朱立南在后来的人生变乱中经历了不少风霜，但命运似乎为了表彰他生命的活力，教他后来因与吕谭平龃龉离开了联想，又因缘分重新与柳传志握手。他在1989年扮演的角色无关大局，可是当他后来隐于幕后导演联想分拆，他以前的规划好像全部被他自己否决了。
1989年4月，朱立南的出场无乃为联想开启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所展示的问题迄今仍无确切答案。他奉柳传志之命，以优雅和高尚对付联想侧面的危机。在此情形下，2001年的联想完成分拆并非一个联想局的分裂点，它恰恰像1989年一样，成为联想史上又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关键时刻
5月29日，柳传志为联想1988年总结大会讲了《开拓进取，自强不息》，说公司的“大船结构”和“小步快跑”完全正确后，就收拾行装准备去香港。
那时北京已陷入混乱。6月3日，开始戒严。那天下午，联想总经理室召开干部会议，柳传志要各部经理一定要抓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要上街，不要围观，不要传播谣言，严格遵守戒严令，保证不出问题”。接下来的两天，联想的职工“没有去天安门和其他出事地点，无一伤亡和损失”［3］。
在此之前不久，联想公布了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后来的风云人物孙宏斌成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郭为被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他们在当日并未展示出指点江山的气魄，但###们都知道未来归其所有，因为他们谁也斗不过时间。
柳传志试图与时间斗，他在6月5日惊慌失措地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四通的###见大局已定，也一跑了之。因为时间相差无几，所以中关村到处传说柳传志和###一起逃跑了。
过了很长时间，当柳传志重新出现在中关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柳传志没有出事，当年惊慌失措的行动也迥异于###一般的逃跑。他的确去了香港，他的确面临危机，却不是逃跑。他要去香港“打吕谭平的屁股”！
吕谭平让柳传志恼火：1988年底与Quantu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亏损。1989年6月，时间仅过半年，柳传志的100万美元贷款便“亏得快没有骨头了”。面对前所未有之挫败，柳传志焉能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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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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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1节
作者： 迟宇宙
吕谭平后来描述那段历史说：“Quantum公司初办时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不好，致使资金积压、军心动摇。Quantum是被联想买下来的公司，它原来的老板拥有股份，同时也在Quantum管理层任职。此时对公司的前途大感怀疑，所以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
离开北京前，柳传志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张祖祥，令其不要向吕谭平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吕谭平接机。他怕自己一见吕谭平便无法遏止胸中怒火，在机场便对其进行痛斥。他并非照顾吕谭平面子，他可不想在机场发一通火了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教吕谭平从此不敢造次。
瞻前顾后的基点（5）
柳传志将所有人都叫到面前，他满腔怒火。他咆哮着，几乎语无伦次：“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5］
柳传志不仅想咆哮，不仅想“打吕谭平的屁股”，他要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借助愤怒，他宣布撤了蒋国辉的职。蒋国辉大感委屈，说愿意就此退股不干。吕谭平见蒋国辉要走，急忙要他按比例清偿债务。柳传志摆手道：“蒋国辉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未让蒋国辉还账，即或放在今天亦属国有资产流失，但若蒋国辉不曾退出，以他在联想所持股份，至少可摇身而变为百亿富豪。
吕谭平的导远已于柳传志逼迫之下关张，他已无出路，唯有与柳传志一条路走到黑。他说他佩服柳传志，当他发现柳传志“能关在房间里，早上9点到晚上六七点，几天几夜，一路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找到答案和出路”时，简直要把柳传志奉为神了。他后来心绪颇为复杂地说：
“1989年6月5日，柳董事长从北京赶来，改组了董事会，调整了管理层。任命我担任Quantum公司总经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愿以全部家产做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柳董事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地狠抓产品质量，加强管理，建立制度，很快使生产走上了正轨，产品一次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6］
其所回忆的这段往事，正是柳传志后来多次说起的“捆手榴弹”，意即要同生共死，活下去便一起活，爆炸了便同归于尽。柳传志的凶狠，尽显于此。
柳传志觉得他们在内地赌的是政治前途，如果输了便全盘皆输；香港商人没什么政治前途，真正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最要紧的东西便是身家性命，所以他便要吕谭平拿出最重要的东西抵押给银行贷款，彼此付出，共同承担风险。
吕谭平起初犹豫得紧，抵押全部身家毕竟不比生意场上的打打闹闹，若是输了便一无所有。他后来心有余悸地说：“对我个人来讲，这第二次投资确实是一步险棋。第一次投资是我们几个同伴解散导远公司，完全并入联想公司，当时真是毫不犹豫。但这一次就不同了。香港联想有固定的收入，经营前景很好，财源不断，而Quantum公司是办产业，有很大的风险。我从联想转入Quantum，很明显在经济上要受到很大损失。对我和我的几个伙伴来讲，原来的家庭并不十分富裕，眼看就要到手的几百万港币分成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当我们回顾起当初创办公司时的初衷，便再一次坚定了信念。”［7］
尽管吕谭平他们“再一次坚定了信念”，柳传志依旧采取了非常手段。他怕香港人欺负大陆人，来香港的时候便带上了周晓兰和陈恒六。一到香港，先是撤了蒋国辉的职，接着便任命周晓兰为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周晓兰在北京的职位不过是部门经理，离高层位置尚有一段极难逾越的距离，她之获副总经理的职位，与她“厉害”、“嗓门儿大”有莫大的关联。
周晓兰后来离开香港，也是因为她“厉害”和“嗓门儿大”。倪光南在香港设计286主板时，柳传志曾叮嘱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大错。柳传志要追究责任，周晓兰和倪光南大吵了起来。周晓兰执意要求给个说法——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柳传志知道周晓兰委屈，但他依然狠着心肠对周晓兰咆哮：“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
最终，周晓兰回到了北京。在1989年往来于北京和香港的传真中，有一份柳传志写给她的道歉信，它代表了柳传志对事实的清晰，也代表了联想史曾在此处发生过一个小小的偏差、一段小小的插曲。这封道歉信如今沉埋于联想档案中，为那一年柳传志与李勤的众多决定和擘画所湮灭。
尽管收到了柳传志的道歉，周晓兰却始终不肯原谅柳传志，她从此呈现给柳传志的都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让柳传志每次见了都感到内疚。
十几年后周晓兰有一次拿出了在香港写下的厚厚一本笔记，指着其中的一个记录说：这就是倪光南当时做的板子。她的很多笔记本都已遗弃，唯独这本保留了下来，每次拿起来，她的记忆就变得异常清晰。
主角的粉墨登场
1988年10月，柳传志把倪光南送到香港，他要倪光南在那里开发属于联想的286电脑主机板。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电脑，拿到市场上跟国外的产品一比高低”，联想投入了340万元研发经费，后来又投入了亿进行生产，多年来积累的血本全部作为赌注，扑到了286电脑上。
联想1989年或可出自郭为之手的一份材料说起这场赌博：“一个新产品的最佳效益期也许只有几个月……1989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
瞻前顾后的基点（6）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出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出了一个悲剧。
吕谭平对倪光南心存感激：“当时我们的286主机板是按照一种称为SIM的RAM芯片设计的，因为价格便宜，很受用户欢迎。但等我们投入生产时，海外市场风云突变，一种用DIP的RAM芯片设计的主板大受欢迎，使我们设计的主板销不出去……幸亏公司有倪光南这样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托底，他们重新设计、改线、做CAD，然后又生产样板到小批量测试、大批量生产，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DIP芯片的主机板，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小小的难关。”［8］
联想的286主机板既已开发成功，与华星合作的生产基地业已建成，又在汉诺威拿到了订单。诸因素的结合，使联想走到一个转圜之点。这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似乎前途未卜，又似乎一片光明。多年之后，经历了不知凡几的磨难，柳传志才洞悉了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到底对他、对联想象征着什么。
但联想史绝对不是一首美丽的诗，不愉快的事情时常发生。1989年9月，大量的主机板生产出来，有的已经销售给客户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这时，一家比利时公司驻香港办事处打来一个电话：“你们的主机板子装上日本OKI生产的RAM为什么不能运行？”
柳传志和吕谭平赶紧派人去检查，发现其他厂商的RAM都能通用，唯独在OKI却慢了几毫秒。他们设计的286主机板应属“公板”，插上任何RAM都应同速运行。当时联想已生产了4000块主机板，印制线路板的改动只能用软导线“飞线”，其行为在国际市场上无疑为“自杀”——外加元器件是产品不标准、不成熟之表现。这样不但十几万美元血本无归，柳传志他们进军国际市场的梦想也将成为一个空花的泡影。
“进退维谷，联想集团怎样经受这承重打击？倪总不在香港，柳传志知道，如果还有一线生机的话，就得看倪总的了。下午3点钟，电话打到北京，倪总心中也惊起狂澜，但他未露声色，只说，让我想想，等我电话。
“‘世界上最快也是最慢的就是时间！’联想人如今尝到了这‘最慢’的滋味。
“23400秒后的深夜11时，柴湾，香港联想总部电话铃振响，大家猛然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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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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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2节
作者： 迟宇宙
“‘问题解决了，我在板子上找到了一个空门’，倪总就这么平静地挽狂澜于即倒。在这个空门上，倪总在电话里稍加点拨，加了点‘绝活儿’，泰山压顶的打击便化为轻柔柳絮随风吹。”［9］
柳传志当日惊喜异常，据说还喊：“天助我联想，倪总真神人也！”但其真实性却不可考。关于倪光南鬼斧神工的传说铺张于“柳倪之争”前的大量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它们依靠印刷术和无线电波的力量，扩散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柳传志刻意制造的“技术神”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在各自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一次次地交叉，最终彼此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联想的擘画
虽然人在香港，但柳传志的擘画却未停止，反而加快了节奏。他把事情的结构简单化，把联想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借以推行行政上的管理。他的布局之意，大凡对联想稍有研究之人，均能领会。
先是在6月，联想变更了与海淀供销社的联营合同，更名为“北京市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柳传志总裁是法人代表，注册资金则变更为3000万元。幸运的事情接踵而至。8月9日，联想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三项产品获得两个金奖和一个银奖；两天后，13位专家来到联想调研，李勤做了汇报。
柳传志和李勤在1989年的9月27日干了一大把事，先是委托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在美国花了3000美元注册了“LX”联想商标，接着报请计算所同意创办南京、长沙、成都、兰州和青岛5个分公司，还与广东科学院试验工厂联合成立了联想电脑设备有限公司，与解放军测绘学院训练部合资创办了“河南联想电脑技术联营公司”，李勤出任了河南联想董事长。
那年的11月1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先是联想的“奖金发放原则”出台实行，规定利润的20％作为奖励基金，接着便在海淀剧院搞了一个场面宏大铺张的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
联想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