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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26部分

小说: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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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4]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3)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贾绪福各打了20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绪福的煽风点火。所以李勤又颇严厉地指斥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态度不端正,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稍早前本想跟老贾谈一谈,但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5]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20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来一个急转弯,来一个猛醒”。李勤常务副总裁后来说“这是必要的”,否则“肯定会捅出大漏子”—— 
  “作为孙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猛醒……要不然你这个年轻人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识这么强,(老是觉得)你干每件事都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你的资历,由于你涉世的深度,(我)肯定你逐渐会捅出大漏子。”[6]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暗流依旧汹涌,只是短暂平息而已。几天后孙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这“大漏子”使他失去四年自由,成为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而当年被李勤威胁要“挥泪斩马谡”的贾绪福则稳稳地变成了联想功臣,至今依旧端坐于“###院”中,细细回味自己零零碎碎的一生。偶尔,他也会谈到孙宏斌,忍不住炫耀自己当年对局成功: 

  “每一个人进公司的目的不同,联想有计算所170~180个老职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受到的是党的教育,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事业。年轻人就是临时观点,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捞白不捞……” 
     局中人的选择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及其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4)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怎么能这样?!”孙宏斌反问:“我说怎么了?”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家伙给开除了。“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20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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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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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1节 
作者: 迟宇宙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终于才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可能是为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时也很横,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柳传志动手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飙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 

  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得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在与###院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的危险。他们权力之大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据说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参加孙宏斌部门的会议,他与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腾”一下起立,等着孙宏斌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进来以后,孙宏斌喊“坐下”,他们才一起坐下。“孙宏斌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得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柳总”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柳总”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5)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的,是孙宏斌及其“兄弟”们不冷静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那天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咱俩好合好散,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随便选一个分公司,你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20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端掉孙宏斌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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