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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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4］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3）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贾绪福各打了20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绪福的煽风点火。所以李勤又颇严厉地指斥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态度不端正，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稍早前本想跟老贾谈一谈，但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5］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20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来一个急转弯，来一个猛醒”。李勤常务副总裁后来说“这是必要的”，否则“肯定会捅出大漏子”——　
　　“作为孙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猛醒……要不然你这个年轻人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识这么强，（老是觉得）你干每件事都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你的资历，由于你涉世的深度，（我）肯定你逐渐会捅出大漏子。”［6］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暗流依旧汹涌，只是短暂平息而已。几天后孙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这“大漏子”使他失去四年自由，成为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而当年被李勤威胁要“挥泪斩马谡”的贾绪福则稳稳地变成了联想功臣，至今依旧端坐于“###院”中，细细回味自己零零碎碎的一生。偶尔，他也会谈到孙宏斌，忍不住炫耀自己当年对局成功：　

　　“每一个人进公司的目的不同，联想有计算所170～180个老职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受到的是党的教育，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事业。年轻人就是临时观点，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捞白不捞……”　
　　　　　局中人的选择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及其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4）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怎么能这样？！”孙宏斌反问：“我说怎么了？”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家伙给开除了。“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20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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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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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1节　
作者：　迟宇宙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终于才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可能是为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时也很横，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柳传志动手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飙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　

　　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得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在与###院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的危险。他们权力之大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据说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参加孙宏斌部门的会议，他与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腾”一下起立，等着孙宏斌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进来以后，孙宏斌喊“坐下”，他们才一起坐下。“孙宏斌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得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柳总”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柳总”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5）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的，是孙宏斌及其“兄弟”们不冷静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那天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咱俩好合好散，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随便选一个分公司，你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20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端掉孙宏斌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