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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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国家计委和机电部的几个司长又来到联想。技贸中心5月11日开业时，宋健参观了联想营业厅，宋健询问了联想的生产情况，对李勤说：“新华社分社认为联想是，第一的称呼，他们给了你们很多爱护和支持。”胡昭广说陈希同市长是很支持这件事，在常委会上经常表扬这点，说，“好，打外向型！”
陈希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本事的。
宋健：是有本事，他们说我们不会做买卖，学啊。
胡昭广：他们还不够大，在我们这儿（注：海淀试验区）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14］
可能为了应付“黑色风暴”，联想邀请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和副行长雷祖华带了8名下属7月3日到联想访问。那一天，周光召告诉来访者IBM主要靠银行系统的应用开发得以长期发展，王德衍则告诉他们，联想要发展，只要有“信誉第一”四个字，银行一定会全力配合。
5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在技贸中心会议室里对柳传志、李勤他们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胡启立鼓励他们：“你们整个的目标很好，我很赞成。你们在2000年赶上宏，我看是应该这样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个路很有志气。”
胡启立并没有以官员的身份与柳传志他们对话，他事实上更像在谈心。他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恼和困惑：
“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们常常苦恼，机电部的同志也常在一块探讨。计划工作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有计划半天，定点支持，然后定了，下面是政策倾斜，给优惠，给资金，结果越做越起不来，而这边根本没人意识到，没人管它，结果它自己发展出来了，冲破了重重困难，面向市场起来了，生命力还田鳖旺盛，长起来了，联想集团就是这么个例子。我们这边政策倾斜，注入了资金，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呢？原因是有靠山，反正这碗饭是给我们的，我们一个人吃，别人不能吃，没有竞争意识，也没有危机感——保了，这边我们给保起来了，那边我们没有保，它就拼命地挣扎。它要自己去自我奋斗，否则的话没人给它做底。它就要拼命干。”［15］
那一天胡启立告诉他们以后支持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一定要用新办法。这个新办法不是去管企业，恰恰相反，而是不管它们，“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因为“一管起来就管死了”。他告诉他们，机电部再也不会有“亲儿子”和“干儿子”，说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来保护民族工业：
风暴（6）
“比如一个小孩。我们希望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将他放在恒温间里，一点冷风也不吹，结果长得挺好，但一出门就感冒。那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去锻炼，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但这是有限度的，为防止他淹死还要给个救生圈，这样锻炼才能成长。”［16］
柳传志今天已不能回忆起当日的激动心情，但他肯定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巨变。没有人知道这巨变将在哪一天发生，但它似乎一点都不遥远。他们一代人为之努力的一切，似乎因为时代和观念的冲突被放大了千万倍，分成了若干个层次，在理智与情感、附近与遥远、内与外，和平与暴力之间徘徊，现在它终于能够获得一次新的机会的遮蔽，去迎接一个新的命运了。
联想局似乎要发生转折，似乎又要发生冲决。柳传志似乎应该兴奋不已，也似乎应该无动于衷。多年来他经历了太多，他知道国家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到来的时候，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真实念头呢？
【注释】
［1］、［2］《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黑色风暴？》，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7。
［3］参考《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4］《在海外打市场的一点体会》，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8。
［5］、［6］《李总在91年业务二部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李勤，联想档案，A01…1991…8…16。
［7］《李总在业务二部落实岗位责任制、消灭库存积压总经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1年7月26日，联想档案，A01…1991…8…19。
［8］《变化》，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9］、［10］《柳总讲话》，1991年8月31日，联想档案，A01…1991…8…5。
［11］、［12］《柳总对管理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柳传志，1991年9月11日，联想档案，A01…1991…8…6。
［13］《经济改革》第13期（总第135期），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1年4月5日。
［14］、［15］、［16］联想档案，A01…1991…6。
平凡一年的插曲（1）
官方资料显示，联想史上的1992年全年都无大事可叙，各个公司歌舞升平，虽然也不时会有坏消息传来，甚至能使柳传志和李勤感到烦恼。联想重要的史料汇编中都不曾出现1992年文献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柳传志和李勤为1992年画下的蓝图和事后对于1992年的评价。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然而，既然中国局在那年发生重大转折，那不平凡的一年一定会为联想局深埋下转折的种子。它们就像一团团地火，压力无法阻挡时，它们便会喷薄而出。
中国局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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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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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在1月17日安抚联想老同志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其房子、劳保和职称诸方面的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之关系及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两天后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春天的故事”。
《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有一天经过广州的一座幼儿园，他听到有几个小朋友在练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和“欢迎邓爷爷”。他立即意识到邓小平可能出现在广东。他虽然没敢贸然行动，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重大转折。
后来中国局果然发生了转折，因为邓小平说出了咄咄逼人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去珠海的一艘快艇上，他又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大人南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开始成为一句口头禅。我在一本书中写道：
一首叫做《春天的故事》的歌曲绘声绘色地表达了某种热烈的情绪，当年高考的时事政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科书旋及进行了修改，一切都按照邓小平既定的计划前行。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从此对比尔·盖茨创业传奇的万众传诵，对一个微软拓展其全球帝国时所显现的强大与光荣的尊敬，和“起来，抵抗微软”的某种民族情绪始终笼罩在软件业。［1］
这场由伟人发起的形势逆转，其背后是广泛的社会情绪，是民众的势能。这场观念上的逆转迅速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解放，继而演变为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局开始转折，开始向一个看起来似乎更美妙的方向行进。
重压下的一个春天
1992年春天看起来很美。2月下旬，柳传志有机会大谈其创业体会，3月12日，联想则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联想历史上叫作龙泉会议。
柳传志告诉那些年轻人联想面对全球化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要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联想“公司大事记”后来总结说其在公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公司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结倒也没什么不妥，却忽略了柳传志最关键的关键词——“股份制”。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很多国企进行股权改革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迄无成功之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那天，柳传志在1992年干部工作会上说起要实现销售方式、管理形式和激励方式的三点突破。他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不过是解决资金问题、扩大影响、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做大海外市场。
柳传志谈论联想要上市的背景是那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终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希望中国加入WTO。柳传志看到了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也预测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10年后才完成对WTO的最后跨越。
李勤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万～万台，汉卡销售万～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2］
平凡一年的插曲（2）
令柳传志和李勤开心的事情接踵而至，4月3日那天他们与惠普公司在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告诉那些记者他们要合作开发和生产汉字喷墨和激光打印机。两天后，他们在深圳的出口基地正式开工投产。李勤从北京赶到了深圳，在典礼上他意气风发，提出了联想的奋斗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达到10亿美元营业额，形成若干有影响的产品；1995年国内外股票上市；1992年国内外总营业额20亿人民币，深圳联想出口基地完成5400万美元出口额。他暗示联想希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来不及松一口气就要面对新的问题，它们琐碎但困扰他们太久。他们在4月中旬的西郊宾馆再次教训那些年轻干部，使后者明白联想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可摆脱持续的“黑色风暴”，实现龙门一跃。
柳传志告诉他们，自3月28日以来，总裁室里人人心情紧张。他们自觉龙泉会议上进行了透彻剖析，定下了活命指标，拿出了整套方案，此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心情应当比较平静。但他们又惧怕这平静，希望有一种类似陈毅在黄桥战役前坐在那儿下围棋的劲头。他们却又做不到。
他们现在紧张而烦躁，而非陈毅那样对整个战局有把握：“对客观情况，对今年市场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不到底；对主观情况，对我们内部队伍的状况还很不放心。所以能不能按预定部署，打个漂亮仗，能不能度过今年的风险，我们心里还是没有把握。就是说金色鲤鱼在这个阶段能不能跃上龙门，我们依然是担心的。跃不上，将会元气大伤，后果如何，现在确实还不好设想。”［3］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觉得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到，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电脑至少得获15％毛利才勉强可以活命，其中包括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