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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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局
倪光南开始不停地告状。他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要告倒柳传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他此前对局势的分析出了问题，现在他似乎决心再搏一次。然而，这一次他又输了。他的输导致了他的彻底出局，这是联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风暴，也是最长久的一次，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柳传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确立了自己在联想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立场经过综合，则为“贸工技”。实际上这是他将多年经验的扩展之后又延长，以利于联想蓄积与跨国巨头对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资本。
联想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柳传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形成的道德约束。柳传志的很多讲话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出于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智慧，其谋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聪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正是这些聪明与能力使他挪开了倪光南，开始在早已夯实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那一天的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坐满了200多位联想中层以上干部。他们屏气凝神，忐忑不安。只有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只是感到气氛不对，又不敢随便乱问。刘韧描述当日场景说：“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这边，倪光南坐在那边。”
曾茂朝主持会议。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说“会议开始”，便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后者将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
“今年4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5）
科学院的《通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四、内部机构调整。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会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认为今年联想工作会上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为‘软件事业部’是‘取消汉卡’，是‘打击’他。问题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调查结果显然对倪光南不利，胜利天平更向柳传志倾斜。调查组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柳传志最终赢得了与倪光南的博弈。《通报》确定在公司怎样进行研发和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的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为使联想更好发展，院将对董事会进行调整，加强董事会的工作。”
李致洁宣读完毕，李勤旋即宣读了联想“董事会文件”［联董字（95）001号］《关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总工程师职务的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发言。他从口袋中掏出4页A4打印纸写就的讲稿。那是4页字迹潦草的讲稿，存诸联想档案中的柳传志手稿，那是字迹最潦草的一份，能够看得出其内心复杂缭乱。他在手稿上进行了大量删加，以求使其演讲更加理性而有力。
柳传志先感谢科学院调查组为其问题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多方面调查后给其一个清白的结论，表示出现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他在手稿中说1994年3月他给倪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其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那封字迹潦草的信，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在发生今天这一切突变之前，我待老倪一直如良师，如挚友”，“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
他说起其对倪光南的优抚与尊敬，声称在给倪光南写信前，他不曾在任何一个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不满的话；他说起倪光南与周晓兰发生冲突，他硬着心肠谴责周晓兰时，周晓兰两眼含满泪水；他说起倪光南反对设立总工办，他便仓促修改决定收回成命，并将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他在手稿中夸奖倪光南在业务上的过人能力及特殊敏感，恭维其对年轻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工作刻苦执著。但他还要苛责倪光南研发观念及粗放式管理。他坦陈自己的可悲之处系高估了与倪光南的关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他说给倪光南的信犹如石沉大海，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他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当用心用自己的一片诚心筑建的东西遭到损坏才会感到痛。”当他逐渐清醒而倪光南又将矛盾升级到对抗性领域，向院领导告状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他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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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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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5节
作者： 迟宇宙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柳传志写道，“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
他觉得自己以坦荡胸襟、奉献精神以及果决和沟通，赢得了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他考虑的是“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在那天的陈述中，柳传志说：“从去年到今年，两次，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的中伤。”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6）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他与倪光南看法有分歧，他认为这种分歧非常正常和平常。“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他说他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工作很艰难，最难之初在于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联想曾两次受到冒政策风险的惩罚，有一次柳传志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还得到了李勤负责送饭探监的保证。幸运的是那次最终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即使我们极其小心……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柳传志说1995年科学院调查组又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时，他一度非常消极。“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
在科学院领导和调查组给他做了工作、明确表示对其信任，又获得总裁室成员支持后，他又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国家和大家三方的事业，事关重大，“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义无反顾，不犹豫、不彷徨，坚决把总裁的工作做好”。
演说快结束的时候，他提请大家的原谅，说他今天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
他还颇为慷慨地表示分手以后，如果倪光南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谁愿去他都表示支持，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经费方面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柳传志数度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很多人为柳传志的流泪震惊和感动，倪光南则认为“那只是表演”，没什么好痛哭流涕的。“6月30号，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倪光南上告没告倒我，我反而将倪光南弄倒了。”
或许有表演成分，因为从柳的手稿中可以看到“让我的眼泪尽情自由地流淌吧”是提前写好的准备；或许是真情流露，毕竟10年朋友一朝分道扬镳，各自东西。没有经历过兄弟反目之痛的人无法理解柳传志当日矛盾复杂的心情，也永远不会体会到他心中的珍宝遭到损坏时“感到痛”的切肤。
无论如何，他吓倒了台下的两百多人。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的职务，既然争斗已经白热，联想和科学院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内心便早有了准备。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流泪，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如此脆弱。倪光南是联想的技术神，他的头顶有着科学家的光环，然而柳传志则是他们心中的神，他那顶熠熠闪光的桂冠镶嵌于他们的内心。
而现在，它那么脆弱。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复，倪光南发言的时候异常镇定，刘韧描述说“仿佛刚才宣布的调查结果和撤职决定都和他无关”。他没准备讲稿，语调科学家一样冷静，逻辑缜密，思维清晰。他说：“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他还宣称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目标。“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他与柳传志的矛盾在中关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向他探听谜局的答案。他说只有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光南的发言只获得了零星掌声，大多来自他的学生。“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开这个会，愿意以健康原因辞职，理由是，这样处理社会影响比较小，对联想有好处。联想董事会没同意倪光南的意见。”“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完会，10点多，柳传志回506继续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现什么波澜，甚至都避免议论此事，这是联想的文化。”［13］
倪光南又回到了他在计算所的那间办公室中，那是联想为他配备的办公室。在他出局之后，联想始终未尝将他的办公室收回。在那里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谈”，日后会出现一个大结局。
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在那条充满辛酸苦楚的道路上他顽强地走着，直到有一天他彻底被道路抛弃。他正式出局的文件还要等4年才能下发，但是他事实上已经被联想局抛弃了。
多年后，当倪光南行走于日新月异的中关村，看到昔日凌乱肮脏的街道变成北京最豪华的一片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