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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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宣称接受中科院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他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了一番后，他表示愿意向柳传志公开道歉，从此停止上告并承担赔偿。他建议科学院领导对其结论稍作调整，还表示出与柳传志继续合作的意愿。　
　　柳传志躺在北京301医院中，秘书把《我的自我批评》打印出来送到他手上。他在灯光下看了良久，往事一一浮现。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四易其稿，最终作罢。公关部随后送来一份“官方文件”作为柳传志回复倪光南的参考。其欢迎倪光南的积极态度，以冠冕之语调鼓励倪光南积极向前看。柳传志看完后愣了半晌，最终点头同意：“就它吧……”于是它便成为最后对倪光南的回复。　

　　一段插曲就此宣告终结。一段往事画了一个句号。它成为他们心中最疼痛的一角，却不时地被时间翻开。他们曾经亲如手足，最终却形同路人。他们曾经志同道合，最终却分道扬镳。他们留下了太多故事，太多辛酸的记忆。没有人知道多年后他们偶然相逢于街头，很不幸地面对面站立，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倪光南一直纠缠不清的“负债持股”，当事人之一吕谭平后来作出解释：“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港方我们几个人要增资，我们个人没钱，柳总说，好吧，先给你们垫着，但你们要付利息。柳总要我们签好所有的文件，到时候还钱。”　
　　其时若非柳传志的借债，吕谭平等人则不可能增资，规模既不够则不可能有香港联想的上市，联想日后的发展则只能是一种空想与空谈。倪光南是科学家，科学家思维缜密，是一条直线，其数据、理论均不可妥协，所以他不大可能领会柳传志思维的曲线及其为联想必须做出的妥协与退让。　
　　吕谭平说：“1997年，我离开联想，当时联想股价一块三，我按一块三，将股票兑换成现金，还清了欠柳总的钱，我不是等到今天股价20元才还的。借钱持股的时候，联想股价也是一块三，我付了好几年利息啊。”　
　　“我和柳总没有什么。我和柳总合作之初，在香港，我执意要送他女儿一件礼物，柳总推辞不过，对我说，吕总，你送我可以，但你个人付钱，我当场将发票撕了。从此，我再没送柳总礼物，太麻烦。”［4］　

　　吕谭平在其离开联想以后、“倪柳之争”宣告终结对他已毫无意义。对于一个历史的当事者来说，历史只存在于当下的瞬间。联想史有如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观测，它属于内心的神学。宽大的美德于历史并不相符，历史自有它的逻辑，它承受相当的压力，最终可贯彻出彻底的结局。　

倪柳或者逆流（3）　

　　作为联想局的过客，倪光南曾经扮演的角色和如今表演的舞台都不是一个基点，他只在联想史上留下匆匆的、惊鸿一瞥的身影，令我们作稍微的逗留，感情化地追怀一下过去。仅此而已。　
　　　　　【注释】　
　　［1］《路院长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的讲话》，路甬祥，联想档案，A01…1997…10…23。　
　　［2］、［3］、［4］《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合并（1）　

　　1997年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海外媒体形容为“联想真是个奇迹”（Legend　is　Legend）。奇迹般的整合为一个“大联想”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此后联想获得了黄金一般的三年，确立了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像一根标杆，牢牢矗立于中关村。它和后来的联想分拆都应验了《三国演义》开篇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一个建议柳传志整合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的人是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1994年3月，柳传志为倪光南问题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周其仁去医院看柳传志，对柳传志说：“老柳，两下分开，你怎么做都不是。”柳传志一皱眉头：“合不起来，太困难了。怎么合啊，两边互不服气。”　
　　1996年初，香港联想大亏损事实暴露，柳传志一面要向银行借款救火，一面谋划趁机进行南北整合。有一次他在北京联想的职能部门半年总结会上谈公司的大好形势时分析：1。香港失利坏事变好事，回升稳定；2。获得境外融资权；3。北京和香港整合。　
　　整合南北联想，已经不容任何人更改了。　
　　　　　研究形势　
　　1996年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开会商讨整合，柳传志宣布他将请吕谭平出局。马雪征则介绍了整合的各种技术操作。“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用股票来买北京联想的资产，那使得大股东控股，一口气上调到将近74％，因为75％是顶限。吕谭平他们一下摊薄了，甚至两个点都没有了。”　
　　柳传志在香港迅速“解决”了吕谭平和吴礼益。1月22日他在香港联想骨干员工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我觉得联想要发展，有必要进行整合，整合的做法就是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来开展我们的业务，这样做，第一是要彻底解决指挥中心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发展中资金短缺的问题……”　

　　那一场讲话几乎是香港联想多年来最为机密的一次讲话，多年后其功过是非已无关宏旨，只有一份联想档案通过两段话展示了其沉重：　
　　“兹将1月22日柳总在骨干员工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后发给CFO、CAO和CEO供内部传达，请大家注意保密。”　
　　“下文乃根据柳传志主席讲话整理，属于需要严格保密的内部讲话，仅限与会者传阅，若因消息外泄引致任何问题，泄密者将承担一切责任。”［1］　
　　一个礼拜后，1997年1月29日晚上，柳传志和曾茂朝急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李勤先他们一步，早在两天前就已回来。第二天，这些“身上都还带着浓烈的南方战场的硝烟味”的权力人物便召集联想的骨干员工开会。　
　　照例一通套话。柳传志说：“形势很好，挺激动，大家看到我和董事长的脸都挺红，有点像职业军人马上要打大仗以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他要为那些骨干员工分析公司的形势，尽管那几天他“觉没睡好，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他说起了1984年以来的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包括步鑫生、###、禹作敏、牟其中、史玉柱、周冠五、金燕静。四通创始人###1989年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其命运是逃到国外；信通总裁金燕静是中关村最早的企业家，1990、1991两年因为走私问题而锒铛入狱；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真懂经济，作为大邱庄的政治领袖，他“忘了国法，打死了人，要坐16年监牢”；南德公司的牟其中据说是犯了诈骗案，正在被通缉……　

　　至于巨人公司的史玉柱，“现在固然未对他怎样”，柳传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其的厌恶。他指责其说话、做事极不负责。其理由之一便是巨人电脑、巨人汉卡在1991和1992年威风一时，但其广告费比他的营业额都高，更遑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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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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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9节　
作者：　迟宇宙　
　　　　　　　　　
　　“接着就转到珠海，开始建巨人大厦，这个巨人大厦的广告做到什么程度？香港的各大报纸，头版有一排头像，有马克思的，叫思想巨人，拿破仑叫军事巨人，孙中山是政治巨人等等，最后经济巨人没说是谁，变成了巨人大厦，巨人大厦居然承诺到三年之内不能回本的话，不能拿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以上的回报的话，我就赔你多少钱，这在报纸全部都公开登出来。当巨人大厦楼还没盖出底来，就不行了，就改去做黄金……巨人果然现在出了问题，当初巨人大厦募集款项时，有不少的香港人，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工厂的女工等，都把自己的一两年的积蓄拿了出来，现在这些人当然不答应了，报纸上也不断地报道这件事，虽然他还没有受到法律上的处分，但也很惊心动魄了。”［2］　

　　多年后，史玉柱重新崛起，他承诺还债并付诸行动，以证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企业家。柳传志修订了对其的评价，甚至还邀请他到联想讲述他惊心动魄的往事，继而对其表示出赞许。　
　　柳传志又说起了储时健在个人经济上犯了错误，说起###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对如何管理企业有思想，有理论，思路很清楚，开创了民办企业的先河”。但###办企业的目的，是为自己介入政局搭梯子，在1989年他错误地分析了形势，最终落下了奔逃异乡的结局，四通当日的辉煌当时成为旧年往事。柳传志说###不看大的局势，头脑膨胀，史玉柱则是抢在局势的前头，“对大的形势没有分析清楚”。“我觉得像金燕静、史玉柱，他们大概觉得自己真的懂得管理，其实通过我跟金燕静和史玉柱接触，我觉得他们对管理的精髓理解得还不够。”　


合并（2）　

　　柳传志不希望联想那些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摔跟头，而要他们从别人摔的跟头中汲取教训。他要他们研究历史，不仅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智慧，还要从其他公司的成长史获得智慧。他说：“我们自己不摔跟头，我们总得看人家为什么摔跟头。我们总得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　
　　“不断去研究形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宏观中，所谓形势，就是看别的公司发生的情况，他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历史。我们公司发生的情况，那也是历史。也就这些历史，使得自己一定别要犯了错误、摔了跟头才知道疼痛。我觉得摔跟头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会摔，进入商海中没摔过跟头的人绝不可能成功，能不能摔得少，摔得小，小摔一下，立刻就能进行总结，是可以避免摔大跟头的。还有，要通过研究别人，才知道管理的难度，这样以后就不会个人膨胀。”［3］　

　　有一次，柳传志在香港学打保龄球，连续打了两盘190分，他觉得自己水平很高，回北京后与高手一较量，就变成了80分。他开始明白，运气是一种偶然，事实上很多时候国家大势亦即“中国局”帮助了企业，有的企业漠视了其中的偶然，有的企业看到了清晰的前程，柳传志试图领导一个睁大眼睛的联想。　
　　研究局势可以使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不迷失方向，也可以使他们审时度势地制定战略。他不会像其他企业一样设想会畅通无阻地游弋于行业之中，赢得来自跨国公司的足够尊敬。“我们能够按自己想的这个路子去做吗？”他有一次说，“肯定不行的。这里面的世界大战火药味足得很。”　
　　柳传志1996年曾到英特尔访问，一位英特尔高官向他炫耀自己明年将推出这个那个产品。他心里想：我刚刚访问过IBM，IBM会允许你这样做吗？他们肯定不同意。他后来对其下属们总结说：　
　　“今天我们在做这种PC机时，日本的东芝、松下他们在想把家电和PC机结合，想从家电这条路再去做，你能敢说他一定不成功。如果他一成功，是不是逼得我们连销售方式都得改变？假如他们真的和现有的计算机厂商合作成功以后，他们在中国将以什么销售渠道去销售，还是我们这种销售渠道吗？所以这些形势不分析不行，另外Internet出现后，NetPC、NC的出现，还能让我们沿着以往发展道路走下去吗？”　

　　柳传志想到了英特尔总裁安蒂·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觉得确乎只有整天感觉生活在危机之中的人和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其实这便是孟子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又想起了蝴蝶掀动风暴的理论，他联想到了互联网的出现，整个信息产业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电脑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联想必须在新时代中生存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柳传志对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非人的折磨。1977年他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介绍怎样养牛的文章感动得几欲落泪。他已经多年没看到怎样养牛的文章了，报纸上整天是政治和整人。他感觉到新鲜，他后来第一次看到广告是感到同样的新鲜。他知道曾经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扭曲的时代，中国的生产力完全束缚在那里。　

　　现在他总是看到时代更好的一面，心想很多问题跟以前比已经好多了，以前更糟呢！中国的形势好，市场繁荣了，微机就会好卖，家用电脑就会普及到家庭中去，“1＋1”的梦想才有望实现；中国的地位提高后，联想的地位也会跟着提高，供应商就会给予联想更大、更多的支持。　
　　　　　“吃土”的兔子　
　　柳传志在1996年12月23日香港联想的周年招待会上做了演讲。在他演讲前发生了太多的变化，验证了一个自由资本市场的残酷。　
　　“香港联想股票在公司大亏后跌到元，由元跌到元确实是惨不忍睹。后来我们稳住阵脚后，股票就往上升，上升到元多，中期亏损公布后，又跌到，香港联想圣诞招待会我作了讲话分析了香港的形势，话讲得很重……话讲出的第二天，股票开始回升，到今天涨到元，当初有人以元买了100万股，就这几天挣了70多万……总体上香港的形势应该是稳住了阵脚。这次香港的失利，如果因祸得福的话，应该是给了我们彻底整顿的机会……要不也难下手。因此从形势好来说，从硬指标来看，北京联想形势大好，香港联想为形势好转打好了基础。”［4］　

　　柳传志说大亏损时，若非久经沙场他早就跳楼了，之所以没跳楼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将香港联想“弄好”，否则他将无颜见香港股民。“吃了这个亏以后，我们在业务上要既相关联，又要保护，这种业务上的安排，我们是费了心思的，”他说，“另外在地域上重点越来越在内地，这次整合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柳传志已为联想设计了到2000年营业额达到30亿美元的目标，他甚至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