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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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乌程县志》载民谚：“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嘉录》卷三说：“妇女结杨柳球戴髻畔，云红颜不老。”另一说是防止变狗，《帝京岁时纪胜》载谚语：“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浴 佛
浴佛节，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节日。佛诞日有二月初八、四月初八二说；而浴佛活动在四月初八和腊月初八进行，尤以四月初八最为普及，实为中国的浴佛节。
浴佛活动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后，浴佛活动也随之而入。今传东汉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有佛劝人供养设浴洗僧的内容。至东汉末年，《后汉书•；陶谦传》记载，笮（zé）融在广陵、彭城一带，大起浮屠（佛）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且万余人”。可见当时浴佛盛会规模很大，浴佛活动成为扩大佛教影响、招徕民众的手段。广陵、彭城在今江苏境内，当时此地对佛教感兴趣者已为数不少。可惜的是上述资料未载浴佛的日期。
东汉之后浴佛活动进一步开展。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将诸稚子皆寄养寺中，每至四月八日，石勒亲自到诸寺灌佛，“为儿发愿”（梁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魏书•；释老志》说北魏太武帝曾“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可知四月八日佛诞纪念有行像和散花活动。虽然未提浴佛，但至少说明太武帝对四月八日佛诞日的重视。南朝的浴佛活动较盛。《佛祖统纪》则记载了宋孝武帝在大明六年（462年）四月八日，于殿内灌佛斋神。皇宫之外，也有民间的事例，如王子鸾于四月八日建斋并灌佛；刘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见众人浴佛，“乃以项上金钱，为母灌佛”（《岁时广记》卷二○《百金》，《舍项钱》）。另据唐韩鄂《岁华纪丽》引《荆楚岁时记》说，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诸寺于四月八日各设会，用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日。上述事例说明，浴佛活动在南北方都已开展。
关于佛祖诞生的故事，据《佛陀本生传》说，释迦牟尼是其母摩耶夫人梦见燃灯（弥勒）佛送他进母亲腹中而怀孕的。他出生时，有九条龙口吐香水，洗浴佛身，所以佛教要以香汤浴佛。后世视四月八日为佛祖诞生日或降胎日，而佛祖降胎是由弥勒佛促成的。以上就是广为流传的四月八日佛诞与浴佛的来源。
唐代广大地区主要是以四月八日作为佛诞日进行浴佛活动的。据《唐会要》卷八二载，唐朝政府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并规定放假一天。顾况有诗句“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全唐文》卷二六五《八月五日歌》），表明民间对四月八日佛诞日的认同。唐人的浴佛活动，据《岁华纪丽•；四月八日》注引《高僧传》讲，是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思香为黑色水，五色香水灌佛顶。此外还引《高僧传》，说释元高母寇氏，梦见僧持伞，香花满坐，便即怀胎，生四月八日，生有异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散，因名灵育。佛教的这种说法，或许影响到后世妇女于四月八日乞子的习俗。
从东汉到唐代的四月八日活动来看，佛教的浴佛活动逐步深入中国，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至唐代已初步成为全国性的民俗节日。
浴佛节习俗种种
浴佛活动还有腊月初八一说，宋代《岁时杂记》说，当时南方皆用四月八日灌佛，北人专用腊月八日（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行摩诃》引）。到了清代，光绪湖北《荆州府志》载：“今人家浴佛亦有腊月者，而僧寺则四月为多。”事实上，宋以后的浴佛节主要流行在四月八日进行，且进一步深入民众生活。
浴佛节的首要活动是浴佛。寺院一般要举行浴佛活动。宋人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四描写了宋代开封相国寺浴佛活动，高僧用长柄金勺从盛香水的金盘中，“挹水灌浴佛子”。此俗也为后世沿袭，崇祯浙江《嘉兴县志》记载：僧尼以铜盂贮佛像，以小勺盛香水浇灌佛顶。一些地方浴佛是上门或沿街进行。《武林旧事》卷三说：“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勺浇灌，以求施利。”针对富室的上门服务，获利一定可观吧。而明嘉靖江苏《太仓州志》所记沿街进行的浴佛活动也以求利为目的，将浴佛收入称为“觅佛钱”。
四月八日佛寺还有斋会活动。信佛者踊跃赴会念经、吃斋。天启浙江《平湖县志》说，当地的男女吃素者全都参加，崇祯《嘉兴县志》也有这种说法。更多的记载则说“愚民”前去赴会。
浴佛后的水被认为有利福果之物，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东西。前引《醉翁谈录》说：浴佛完毕，观者求浴佛水饮用或漱口。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十大禅院，各有佛斋会，煎香药糖水送人，名曰“浴佛水”（《东京梦华录》卷八）。《析津志辑佚•；岁纪》记大都四月八日皇宫中的喇嘛奉送香水黑糕斋给皇帝。有的地方是饮甘草汤，明嘉靖福建《尤溪县志》记载：浴佛日，儿童饮甘草汤以消灾，其汤俱诸寺僧分给施米者的浴佛水。
给结缘豆也是佛寺四月八日浴佛活动的一项内容。明嘉靖江苏《江阴县志》说：“四月八日，浮屠氏浴佛，作糖豆遍馈礼佛者。”在北京有舍结缘豆的习俗。平时和尚拈豆念佛，一豆表示念佛号一声，有念豆至石者。至四月八日将豆炒熟撒之，人们拾到，也念一声佛，吃一豆。据说凡妇女不被丈夫和婆婆喜欢者，婢妾被主人和正妻摈弃者，则自咎说：“这是自己前世不舍豆儿，没有结得人缘造成的。”（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清代北京仍保留撒结缘豆风俗。寺院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拈毕煮熟，散给市人，称为“舍缘豆”，预结来世缘分（《燕京岁时记》）。
浴佛节也是妇女求子的重要时间。明代扬州四月八日有相约到尼庵拜礼及求子息还愿习俗（万历《扬州府志》）。北京郊区的高梁河有娘娘庙，四月八日佛诞日，妇人难子者前往乞灵（万历《顺天府志》）。
浴佛节还有一项重要习俗是吃乌米饭。乌米饭，以叫青精饭，此俗同道家有关，梁陶弘景《登真隐诀》讲到，太极真人授王褒青精乾石饭（《岁时广记》卷一五《染青饭》所引）。宋代寒食节有青精饭的记载，宋《零陵总记》说，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有光。食之资阳气，“谓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乾石饭”。宋代湖南人把青精饭称为杨桐饭。前引《析津志》四月八日喇嘛向皇帝上“黑糕”或许就是这种“色青有光”的饭。如果是，则元代吃黑饭已同浴佛节结合。明代地方志记载，在南方广大地区浴佛节吃乌饭已成风俗。制法或用桐叶，如万历浙江《黄岩县志》说“人家采乌（梧）桐叶染饭青色，谓之乌饭”。或以南烛草，崇祯《乌程县志》记载：“僧尼以南烛草染糯作黑饭供佛，因相馈送。”嘉靖安徽《石埭县志》也说：“青精饭取南烛木叶捣汁，和水渍米成绀色，蒸熟和芝麻、蜂蜜，按饭成大饼，割成方胜以食，复各相馈送。”以上乌饭有的是僧家作乌饭送于施者，更多的则是民间自制，互相馈送。至清代，浴佛节吃乌饭在南方仍十分盛行。
浴佛节还有吃不落夹等食俗，此俗盛于明代，安徽来安等地方志均有记载。不落夹是用苇叶包糯米、黑糖、蜜和红枣而成的一种类似棕子的食品，长三四寸，阔一寸，味道与棕子相似。“不落夹”一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从释氏名；另一说是由于其用不落叶包之，为角，名不落角，一名不落夹（参见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此外，正德江西《建昌府志》载，四月八日“人家用百果作百和菜，亲邻传送，岁以为常”。
放生也是浴佛节的一项活动。《武林旧事》记载了南宋杭州西湖四月八日作放生会，舟楫甚盛，人们驾着小舟争相买龟鱼螺蚌放生。清代苏州仍能看到浴佛节放生活动，四月八日，当地人持斋礼忏，结众为放生会，有的人买龟鱼螺蚌，口诵往生咒放之，竟日不绝（《清嘉录》）。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端 午（1）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
药俗
中国古代把五月特别是夏至节气视为不太吉祥的时候。《礼记•；月令》讲夏至“阴阳争、死生分”。东汉郑玄疏注：“争者，阳方盛，阴气起也。”唐孔颖达疏：“死生分，阴气既起，故物半死半生。”《礼记•；月令》进而提出君子安斋戒，掩身，节嗜欲声色，慎刑等。对于五月和夏至的认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tè）将萌（慝，恶也；阴主杀，故谓之慝。夏至姤〈ɡòu〉卦用事，阴起于初，湿气升而灵虫生矣）；煖（xuàn）气始盛，虫、蠹并兴。”可见古人把五月看做是阴气到达端点而亏，阴恶的害虫萌生之月。注中“夏至姤卦用事”之句，反映了古人对端午的认识同夏至观念相关。《易经》中有“姤卦”（），孔颖达《正义》：“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姤。”缪启愉解释说：“‘’代表阴，‘’代表阳。五条阳爻底下伏着一条阴爻，表明阴象已经在潜伏滋长。北半球‘夏至’昼最长，夜最短，过了夏至，夜就开始转长，即古人所谓‘夏至—阴生’。这正是姤卦所表示的现象。”（《四民月令》注释）也就是说，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被古人看做是不吉利的恶时，而这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
事实上，最晚在战国时，北方人已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齐国孟尝君生于五月五日，其父根据俗信，在降生时就要遗弃他，幸亏其母私下抚养，才长大成人。反映出时以五月五日生子为不祥的观念。直到汉代也是如此，王充《论衡•；四讳》记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东汉《风俗通》所载五月五日诸事不吉的说法更多，如“俗云五月到官，至晚不迁”；“五日盖房，令人头秃”；“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从战国到两汉，五月五日一直是人们公认的恶日，人们每逢此时要避恶。南北朝时代，《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仍把五月作为不吉祥的月份而有不少禁忌。直到明代，崇祯《嘉兴县志》仍说：“五月为恶月”，并引《礼记•；月令》为证。当地民俗：“家悬神符，禁问疾吊丧诸不祥事，僧道诵经，五日作消灾令。”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是以药克毒。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记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juān）除毒气。”《荆楚岁时记》也说五月五日要“采杂药”。众药、杂药，言其多，古人又称之为“百药”，认为五月初五采药最灵验，药越多，效越大。唐韩鄂《四时纂要》说：端午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采摘百种草药的上截嫩头，嫩头的种类多更好，不限多少，一起捣烂，绞出浓汁；又拿三五升石灰，拌和到草汁里面，再捣熟，放在印模子里印脱成药饼子，晒干。治一切刀枪伤处和伤疡，止血，还可以治小儿恶疾。还说端午有斗百草之俗（《岁华纪丽》）。由于人们相信五月五日做成的药有奇效，所以中国古代药学著作《本草》中多以该日收药。收药的时间不仅在五日，更强调在午时。《梦粱录》讲南宋端午“采百药或修制药品，以为避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宋朝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列举了宋及前代众多的端午药俗：送术汤、掘韭泥、炼草灰、制艾熊、膏桃人、烧葵子、粉葛根、采菊茎、浸糯米、弃榴花、调苋（xiàn）菜、刈龋▁ǐ）耳、取木耳、服龙芮、乾麕舌、挂商陆、荐汉术、收蜀葵、晒白矾、丸青蒿、种独蒜、食小蒜、汁葫荽、灰苦芙、粒垒洌╢án lóu）、摘苤苢（fǒu yǐ）、啖蓰蓉、制豨莶、相念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等，真是琳琅满目，可谓制药日。采药之外还有其他药俗。一是“人曝药”；《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五月五日晴，人曝药，岁无灾，雨则鬼曝药，人多病，此闽中谚语。”二是“焚古药”，《岁时广记》又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午时，聚先所蓄时药，悉当庭焚之，辟疫气，或止烧术。”
端午采药之俗，直至明清时代尚且如此。明嘉靖《商城县志》：“采百药以治诸疾。”崇祯《常熟县志》：“午时收百草，备以为药。”嘉靖《石埭县志》：“烧苍术丹（云避瘟气）；采药物（日正午采百草、捉蟆，以备药物）；捕乌蛇（俗以午月午日午时捕乌蛸蛇酿药物）。”清乾隆甘肃《静宁州志》说当地也“采百草造百药”。
端午造药习俗中格外受到重视的是捕蟾蜍活动。《岁时广记》引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已讲到五日正午时取蟾蜍头有八字者，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避五兵。明清时期，则讲究端午用装墨蟾蜍涂肿毒。嘉靖《广平府志》说：“取虾蟆噙墨涂毒疮。”同治《宜昌府志》讲东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干取出，涂肿毒有验”。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还有沐浴。此俗起源甚早，战国时代已有明确记载。《大戴礼记》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讲“浴兰汤兮沐芳华”。《岁时杂记》说北宋开封人“以桃心柳之类，燂（xún）汤以浴，皆浴兰之遗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