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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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即是。就唐代扬州而言，对于桥的编码亦有案可稽。
施肩吾《戏赠李主簿》诗有“不知暗数春游处，偏忆扬州第几桥”之句，张
乔《寄扬州敌人》诗说：“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可见二十
四桥或乃编码称谓。因该桥可能是最富有艺术特色的桥梁，亦或是在游览中
心，名气大，所以深为杜牧思念。
据明代齐东野人所撰《隋炀帝艳史》截：在一个月上中天的夜晚，隋炀
帝偕同萧后及十六院夫人等，至新造的一座桥梁上赏月，命朱贵儿吹紫竹箫，　
箫声飘飘有云外之响。当时桥未定名，萧后请炀帝命名，因同游者二十四人，

故名二十四桥。这种趣谈常为人乐道，其实是作者从杜牧诗中的明月、玉人、
吹箫等字面而牵强附会出来的。
对于二十四桥的探讨，如能有一正确的结论，将会为确定扬州唐城的位
置及下延范围，提供一个可靠的线索和佐证。
（王章涛）　
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哪里？　
每年二三月间，当那一树树杏花绽蕾欲放或是纷纷盛开之时，一些迁客
骚人文士博学者，难免会想到杜牧的《杏花村》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诗中的杏花村
在何处呢？数百年来，众说纷坛；近数年来，争论尤烈。
一说在山西省汾阳县，近年来报刊杂志上首先提出此说，理由是相传自
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誉；天下杏花村
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但缪钺编著的《杜牧
年谱》（载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两集）中，关于杜牧的平生事迹、
每年行动，历历可考，却没有他到过并州（唐代并州相当今山西阳曲以南、
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开元中改为太原府）和边塞的记载。所以，杜牧
“借问”酒家，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阳县了。
二说在安徽贵池县城西。理由是杜牧在会昌四年（844　年）九月由黄州
刺史迁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会昌六年九月又迁睦
州刺史，在池州整整两年；并且贵池县城西有杏花村，素产名酒。所以清人
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诗《杏花村》收入；后来《江南通志》
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贵池。这个理由较山西汾阳县说法
充分。但细细体味杜牧《杏花村》诗，疑窦也便接连而来：一是假如杜牧是
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会昌四年九月作此诗，离清明时节尚远，何以会提
及路上的断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为官时所写，从会昌四年九月
至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近半年之久，这位嗜酒的大诗人，难道不知城西数里
的杏花村有好酒卖吗？焉有向牧童“借问”之理呢？三是社牧在贵池为官，　
要吃杏花村酒，自有当差的服侍，怎会兀自寻觅酒店？因此，贵池说也有问
题。
三说在江苏丰县城东南十五里处。其理由是：（一）根据诗意，该诗为
杜牧途中所写，由“路上”、“借问”说明杜牧对周围的情况并不熟悉这一
点可知。那么，杜牧在什么时候路过丰县的呢？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
郡迁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过丰县境：大和九年由扬州节度掌书记迁监察御
史，大中二年八月由睦州刺史迁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迁考功
郎中，皆取道运河，经扬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开封）入京。
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的道上。远古，　
丰县曾属宋；并且丰县是刘邦的故乡，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
的诗，是合乎情理的。（二）宋人苏轼写了一首关于丰县朱陈村嫁娶图的诗，　
诗中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
钱夜打门。”言宋时丰县杏花村胜景破坏，猜拳行令豪饮美酒已被县吏打门
代替，其诗暗合杜牧《杏花村》诗。苏轼生活的年代离杜牧仅晚一百余年，　
他对杜牧杏花村的地址比他以后的人更清楚，因而较可信。（三）《丰县志》

最早修于明代，从最早版本的《丰县志》始，版版皆收杜牧《杏花村》一诗
入“艺文”；尔后的《徐州府志》亦屡次收入。而安徽贵池郎遂的《杏花村
志》是清人的作品，迟于明版《丰县志》，更迟于宋代苏轼的作品。然而如
今丰县城东南15　里一带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张杏行，至今家家门前
院里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该村向不产酒，看来丰县说亦难以让人置信。
四说是泛指。理由是中国杏花村很多，诗人不可能指专一的杏花村。不
少人认为此说“非矣”，杜牧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岂能无病呻吟？假
如他不亲眼见到一个杏花村，他的诗兴岂能无感而勃发呢？　
看来，杜牧诗中杏花村是确有无疑的，这位才学显赫的杜樊川，写的是
哪个杏花村呢？这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谜，何日能解开呢？　
（王文升）　
关汉卿故里在何处？　
关汉卿，是中国戏曲史上彪炳千古的人物。有人尊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先于莎翁300　年，且艺术造诣丝毫不逊于莎翁。然
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和传统观念的偏见，有关这位戏剧大师身世的
资料传世甚少，至今，关氏的籍贯身世仍是个谜。
据有关资料推断，关汉卿约生于金末，在历尽人间坎坷、著录了60　余种
杂剧和大量的散曲、小令之后，约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79—1307　年）辞世。
大约30　年之后，元人钟嗣成编纂的《录鬼簿》于元文宗至顺年间成书。
内中载有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一百余人的姓名，并附有小传及作品目录。其
中，“关汉卿”条目云：“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录鬼簿》
卷上，据曹氏《楝亭藏书十二种》刊本）另一位元人熊自得（字梦祥）所著
《析津志·名宦传》中载：“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　
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据《丰城县志·人物志》介绍，熊自
得“元末以茂才异等，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著有《析津志》。”　
显然，熊自得对大都的文士名流是相当熟谙的。今人赵万里道：“考元代大
都，就是现今首都北京，辽时名叫析津府。宋宣和五年改名燕山府。金天会
元年复旧名，仍称析津府。”（《关汉卿史料新得》）所以，熊自得所云关
汉卿为燕人，亦即为大都人。《析津志》问世，与《录鬼簿》相隔约十年，　
二者均在关汉卿谢世后不久，书中所言当去史实不远。所以，今人多尊关汉
卿为大都人之说。
但是，《祁州志》（清代王楷等修、张万铨等纂，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关汉卿故里”条目云：“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高才博学而艰于遇，　
因取《会真记》作《西厢》以寄愤，脱稿未完而死。棺中每作哭涕之声。。。　
此言虽云无稽，然伍仁村旁有高基一所，相传为汉卿故宅。。。至今竖子庸
夫犹能道其遗事。”元祁州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桥乡。众所周知，　
在封建时代，从事戏曲艺术被视作下贱行当，为正统派文人墨客所不齿，所
以，尽管关汉卿是位流芳千古的艺术大家，却只能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鄙夷。
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倘不是有一定的史实资料可本，封建正统史志的编纂
者们是绝不会拉关汉卿这位400　余年前的“杂剧班头”来装点乡里的。因此，　
关汉卿祖籍祁州说，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此外，《元史类编》卷三十六有关汉卿为解州（今山西解县）人之说。

虽述之不详，但亦同样不容忽视。
顾学颉曾撰文认为：关汉卿“原籍是山西解州；。。也可能是先由晋南
到了祁州，然后定居在大都的”（《元明杂剧》）。顾先生的见解虽将上述
三说撮合为一，但只是一种设想，尚无足够有力的佐证。
关于关汉卿的身世，也仍是个谜。较为人们所看重的《录鬼簿》，除上
面提到的曹氏《楝亭藏书十二种》本指关氏为“太医院尹”外，其他如天一
阁本、《说集》本、孟称舜本等刊本均作“太医院户”。考有元一代，虽有
太医院及其藏书十二种》本指关氏为“太医院尹”外，其他如天一阁本、《说
集》本、孟称舜本等刊本均作“太医院户”。考有元一代，虽有太医院及其
辖下的“医户”，却并无“太医院尹”之官职。所以，许多专家推测，曹本
中“尹”当为“户”字之误，关汉卿似是太医院属下的一个医户或一位普通
医生。此说不无道理。
然《析津志》却将关汉卿列入《名宦传》，由此看来他又并非寻常百姓。
另外，无代夏庭芝所著《青楼集》的《序言》中也以关为金遗民，入元不仕。
《尧山堂外纪》亦云：“（关汉卿）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这就是
说，关汉卿确定做过“太医院尹”，只是时间上不在元，而在金。倘以此几
说，关汉卿曾经做过官，是无疑的了。
但从关汉卿所创作的作品数量之巨，以及他那种“蒸不烂、煮不熟、捶
不匾、炒不爆”的倔强性格而论，似乎他又并未做过官。
孰是孰非，实难断言。
（龚法忠）　
造园名家计成故居在哪里？　
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　年），卒年不详，是我
国古代杰出的造园艺术家。
计成早年学画，工山水，也喜欢吟诗。由于他的多才多艺，故而促成了
他在造园方面的杰出成就。
计成中年时居住在镇江，偶见有人在竹木间用奇巧的石块叠筑假山，他
认为“为什么不模仿真山真水来创造呢”？于是他就帮人造了一座壁山，形
态非常逼真。因此他能叠山的名声，一时声誉鹊起，驰名于大江南北。以后，　
他先后设计修建了三座著名的园林，就是常州吴玄的东第园，仪征汪士衡的
寤园和扬州郑元勋的影园。这三座园林虽早已无存，但从当时文人墨客们的
题咏和记述中，犹可想见其园容之优美与内涵之丰富。如常州东第园建成后，　
园主人吴玄高兴地说：“从进园到出园，仅步行四里，那江南的胜景，被我
一人占尽了。”扬州影园，建在柳影、山影、水影之间，美景如画，美誉如
珠，故有“广陵胜处知何处，不说迷楼说影园”之句。在《影园记》中对计
成的造园技术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吴友计无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
石匠，百无一失。”　
计成不仅能造园，而且还写有造园的专门著作《园冶》一书。此书脱稿
于明崇祯四年（1631　年），共三卷，内容可分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
窗、墙垣、铺地、掇山、叠石、借景十个部分，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典园林
的造园原理与设计手法。此书的精髓，可归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两句话。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很高，一致公认

为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造园”著作。
但《园冶》成书刊行之后，不久便在我国国内销声绝迹。（仅李笠翁《闲
情偶寄》有一语道及，此外未见著录。）直到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据说才从
日本重新传入国内。在日本却对此书非常推崇，称之为“夺天工”。这本造
园名著，为什么在我国国内几百年间一直默默无闻呢？原因是此书乃明末清
初为人所不齿的阮大铖所刊刻，而且他还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计成也被目为
阮大铖的门客，连他所作的《园冶》一书，也被牵连，长期遭受厄运。
关于计成的生平，人们知道的也不多。特别是他的故乡和故居，虽经过
有关专家的考证和查访，至今仍无定论。
计成的籍贯，仅据阮大铖序言中说是江苏吴江人，但计成其人在《吴江
县志》上并无记载。1975　年冬，喻维国跟随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曾冒风雪
到吴江访求计成的遗迹、遗闻，虽多方奔走，找到姓计的人家，但均不知有
计成其人。
对这个问题，笔者也颇感兴趣，前几年曾专程到吴江访查。据吴江县文
管会吴国良同志介绍：辽宁博物馆曾来信专请吴江县文管部门到吴江盛泽镇
茅塔村，寻访计成故居或遗迹。原因是明末清初的计东（1625—1676　年）是
位颇有名望的诗人，曾以《筹南五论》谒史可法，史可法目为奇才。计东就
是吴江盛泽镇茅塔村人，且当地有地名计家坝。计成与计东时代相近，很可
能是他的族人。吴江县文管会当即前去采访，虽当地尚有计姓三户，但对计
成情况，一无所知，因此毫无结果。
吴同志又介绍称：据说陈从周教授曾在吴江同里镇上遇到一户开照相馆
的计姓人家，自称为计成后裔，并持有计姓家谱一份。以后，我们曾多次去
同里镇查访。镇上虽然明、清故宅甚多，但尚未发现有计成故居的确证。仅
在同里镇总体规划中有记载说：同济陈从周教授曾建议在计成后代计氏旧居
（并非计成当年的故居）5　进、35　间、7000　平方米的基础上，拟建古典园林
式的计成纪念园，以示纪念。
返程中，我们又到吴江图书馆去查阅了《吴江县志》和《续志》，除计
东有传记外，仅发现有计瑸和计接两人，都是吴江盛泽人，但与计成的生活
时代不同，也未发现与计成有何关系。
经过以上调查，笔者认为：计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他在中岁以前，　
“游燕及楚”而历尽风尘后，仅以一技之长而游士大夫间，为人作幕，远离
故乡。而且，明末清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计姓在吴江也并非世家大族，　
因此关于计成的传闻和记载极少。至于他的故居和遗迹，也必然更加迷惘难
找，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了。
（孙鹄）

六民俗传说
风情篇
灶神究竟是谁？　
过去，每当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我国绝大多数人家都要祭灶神—　
—“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