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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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就清楚了：靠使用恐怖手段，既不能提高粮食收购量，也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而只会加剧农业危机。所以早在夏季时斯大林就已经放弃原来的作法了；因为使用行政压力、“违反革命法制”和进行镇压——这些都被宣布为不能容许的和有害的措施。总书记由于预见到丰收在望，便答应农民为他们运来工业品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就是用这种精神支持的。①这是一次新的曲折。因此人们不能立即了解：总书记是在以什么身份出现的。是呀，要知道这已经是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统治者指导下发生的事情。于是这种情况被叫做“大棒加胡罗卜政策”。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9页、181—182页。——译者注
新的一个冬季到来了。当经过计算，了解到收入为数不多时，便又……实行起大棒政策来。接着就发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指示。这时，很多富裕农民把自己的财产都卖光了，其余的富裕农民缩减了播种面积，但是第二轮的剥夺所得到的粮食依然很少。因此，1929年春天的情况便陷于停滞不前状态。没有粮食和食品。在城市里实行了凭证配给制，这是饥饿的预兆①。种种失败未能使斯大林清醒过来。他在寻找出路，他觉得他在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找到了出路。
①Г．博尔久科夫和Ｂ．科兹洛夫合写的前述著作，第101页。
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是：逐步发展一切形式的合作制，而不只是发展集体农庄。还制定了由国家来援助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的计划。后来（直到1929年春天为止）党所作出的一切决议都重申了这条路线。总书记在这方面也发表了十分明确的意见。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前一天，即在1927年11月5日，斯大林要外国工人代表团确信，农业集体化将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加以实行。①可是到后来，却把鞭子拿在手中，抽打起执拗而任性的马来！领袖在向头脑简单的人发表的许下很多诺言的讲话中，宣布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和严格遵守党的路线，而在那些不是为了刊登出去而发表的讲话中，他却命令地方工作人员要使用凶狠而快速的手段来改造农村。②农业集体化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谨慎的，因而是能够实现的）如同一张废纸一样被扔掉了。连后看一下都不后看，就向着全盘集体化前进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90页。——译者注
②见O．拉齐斯的前引书。
……副财政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后，报告说，全盘集体化和用强制手段没收粮食的政策导致了播种面积的减少。实行这项政策对我们不利，其结果将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列宁打算要实行很长一个时期。斯大林猛烈地抨击了弗鲁姆金，并决定：把这个爱抱怨诉苦的人撤职！
总书记继续弄弯自己的路线。他把愿望当作现实，把发生危机的1929年宣布为“大转变的一年”。他的一篇发表在1929年11月7日《真理报》上的文章就是以此为标题的。如果把这种响亮的话语同微小的数字加以对比——实行集体化的农庄占全部农庄的7．6％①，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6％——那么，从“大转变”中所剩下的，除了雄壮的号角声而外，就什么也没有。集体农庄的竞赛开始了。如果一个地区保证要在1930年秋季到来时完成集体化的话，那么，邻近的地区就向中央委员会发誓要在夏季就实现斯大林的指示。很多地区的领导人、甚至很多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春季时就到达了终点，并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同志。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1册第607页。
已故作家、《黑与白》小说的作者鲍里斯·诺里尔斯基证据确凿地、有根有据地、简简单单地描写了普遍集体化的作法。一个地方上的格伯乌头目米亚基舍夫教训特派员米哈伊尔·谢多伊说：“你实行你的集体化，我搞我的登记造册。我同别利亚耶夫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列入你的名册的人，就一定列入我的名册，让身份证见鬼去吧。因此你也别那么紧张，只要你轻轻说一声，就可以列入我的名册了。这样，你那里是百分之一百，我这里也是百分之一百。一百加一百是二百。你明白了吗？”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冒险行为，因为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专家、没有最必需的一切而要组织起几千个集体农庄，这只能是纸上谈兵。可是，在不可能实现的时期内所实行的普遍集体化却被宣布为党在农业方面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标志是产生了一种摆样子的作风，暴露出斯大林时代必然的本质属性。这种摆样子的作风原来是不可遏止的，经久不衰的，因为它已渗入了经济领域，接着又深入到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领域中去了。
大肆吹嘘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对农民来说，变成了一场极大的灾难——干百万人沦为乞丐，备受凌辱，纷纷死去。当时最急剧的政治变革之一就是：到处都下命令不仅要培植集体农庄，而且要培植国营农场，甚至要培植公社。斯大林在1929年12月所号召的正是这种培植。①农民们开始把粮食藏起来，把牲畜和家禽杀掉。哀怨之声遍及各个村庄。于是对暴力的反抗事件发生了。被总书记所挑起的这次战争日益扩大。仅在1930年初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就发生了2000多次农民的武装暴动。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第132页。——译者
②《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而国内的粮食越来越少。斯大林不得不再一次实行退却。新的（按次序来说，已经是第几次了？）曲折被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总书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30年3月2日的《真理报》上。原来是某些同志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毫无道理地加快集体化的速度，忘记了自愿的原则。斯大林的表演只不过是一种做作出来的姿态。他本人没有感到有任何可懊悔的。许多地方领导人被宣布为犯了“冒进”的罪过。总书记没有打算对自己的政策作任何改变。10年之后。同样的灾难也突然降临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农民身上。而那些不满的人则被送到扎波利亚里耶的集中营去。
当时，即在1930年，斯大林为了使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具有分量，具有指示一样的效力，竟下令对许多地方干部由于其“左倾冒进”而进行审判。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经以顽童般的兴奋心情参加过消灭“富农”的活动，在参加这种活动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得到了马裤、皮夹克和梦寐以求的纳甘式转轮手枪。而纳甘式转轮手枪代表着支配人的权力。斯大林在组织对农村的大洗劫时，他所依靠的是基层干部中那些贪权的人和向上爬的人所组成的一支大军。“粮食是用脊背背来的，也是死乞百赖地搞来的。”当年在农村里产生的这句谚语，注定要流传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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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件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的一个郊区。“区委书记佩图霍夫打电话给州党委会说：‘我这里发生了暴动！请派军队来。’州委书记米亚索耶德回答说：党不允许任何人张惶失措，接着他下命令说：‘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着，我马上就到。’
米亚索耶德同志来到后，建议区委书记同自己一起前往暴动发生地点。佩图霍夫拿起了纳甘式转轮手枪，把手枪皮套套在皮带上，作好了准备。
‘不要带任何武器！’领头的表示反对。但是如果不带武器，佩图霍夫坚决拒绝到村子里去。
两人争论了很久，最后达成协议：佩图霍夫把手枪藏进口袋里，无论如何不许使用武器。他们二人来到村子后，把集体农庄庄员们集合了起来。他们有100来个人，聚集在一个狭窄的木房子里。《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指《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本书作者注）他们都知道了，因此他们一致要求：
——‘解散集体农庄！’
——‘为什么要全部解散呢？’州委书记问。——‘让每个自愿退出集体农庄的人交出一份自愿退出集体农庄的声明书。’
——‘不行，’——人群中有人回答。——‘你先把集体农庄解散，然后谁愿意成立新的，就让他去成立……’
他们就这样一直叫喊到第二天早晨4点钟。在马哈烟烟雾弥漫的情况下，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一帮人把两位书记逼到了墙边，眼看就要掐死他们，撕碎他们，说：
——‘只要不解散集体农庄，我们就不放你们！’
这时佩图霍夫抓住了纳曾式转轮手枪，而领头的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便只好让步。当他们刚一宣布解散集体农庄，农民们就要求退还种籽。
——‘这事我们无权决定，’米亚索耶德立即想出了办法来对付。——‘种籽问题，由区执行委员会决定。’
而农民们坚持己见，他们说：
——‘只要我们拿不到种籽，我们就决不放你们。’
有几个人自愿地急忙去找仓库保管员，但是仓库保管员已经溜掉了。到了早晨，大家都累啦，连那些喊叫得最凶的人也累啦。这时，宣布了成立新公社的登记。进行登记的只有7个人，都是‘贫农’。最后把两位书记释放了。至于种籽，区执行委员会自然没有退给他们。既然当局已经把所有的地界都开垦了，又没有马匹，那又怎么耕地、怎么播种呢？农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而佩图霍夫却向莫斯科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指责米亚索耶德解散了集体农庄。但是，区委书记就在那个月里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了，而州委书记却因此而得了救。”①此事的结局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①根据Д．Ю．佐里娜（1917年入党的党员）的《回忆录》。
还有一个曲折——这就是中央“关于同集体农庄运动中党的路线发生的偏差作斗争”的决议。一个伟大的幽默家想出了这样一句话：怎么能够弄弯从来就是弯曲的路线呢？一个伟大的门外汉①拿定主意要在正是开始播种的春季来解散用强制手段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谁能计算出又要遭受多少损失呢？谁能说得出除了钉得严实的木房而外，由于以往实行集体化而把一切都搞个净光的地区有多少呢？这真是名副其实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上大规模的障碍回转。②
①“一个伟大的门外汉”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②障碍回转——乘皮艇或划艇沿有天然障碍或设有人工障碍的激流河道或特定小道内进行的一种运动。这里用来讽刺斯大林强制执行的、遭受到巨大损失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译者注
在有些地方，一些嗅觉相当灵敏的党的官员把领袖发表的意见看作是一种宣传手腕，因此他们不准许各邮局把刊载有斯大林的文章的那一期《真理报》寄出去。只是在把所有的地界都加以开垦，使得被强迫赶人集体农庄的农民无法再恢复自己原来份地的地界时，地方当局才准许居民了解《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内容。在北高加索的捷列克区，他们就是这么作的。有一个当时区的领导干部后来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被关了17年，但是他在临死时还炫耀自己在1929年时是如何英勇地欺骗农民的。①真是不可思议的时代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产儿！
①И．Л．斯塔罗帕诺夫的《回忆录》。
但是，无论在区委会里，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都有一些干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他们削弱了对农村的压力。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倒霉了！他们由于赞成“妥协政策”、赞成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而被开除出党．实际上则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地体会到领袖在当前玩弄的天才手腕。几年之后，他们戴着“右倾分子”的帽子去了毁灭性的集中营。
但是，即使年当时那种骇人听闻的条件下，也还是能够挽救一些东西的。1930年9年3月，很多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作为观察员和新的纠偏路线的传达者纷纷前往外省。4月初，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来到了乌克兰。他访问了季诺维也夫斯克民族区。①陪同他的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在这个民族区里，“鹰犬们”行凶作恶的情况比较轻，剥夺行为和强制合作化的情况没有触及到基本农民群众。而挑选出来的党的领导干部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叫喊得恰如其分，也不过于残酷。总之，这里的农民们算走了运。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地区的集体农庄在3月份宣布大赦之后，没有立即垮台。这时刚刚结束了春播。这使奥尔忠尼启则极为惊讶。
①季诺维也夫克是从前的伊丽莎白格勒。基洛夫被害后，叫基洛沃，从1939年起，叫基洛夫格勒。
“你们是怎样既没有上面的指示，也没有问任何人，就开始了春播？”他问一个地方干部，“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谢尔戈预先表明了态度。“我不能有别的作法。你们莫斯科在3月25日这天是什么天气？是严寒吧？而在我们这里的草原上，地蒸汽在不断上升。就是说，得赶快播种。”“自觉自愿的情况怎样？”谢尔戈接着又问，“你们这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退出集体农庄吗？”“很多人想退出，交的申请书一共有1500份。全区有20万个农户。我们决定凡是愿意退出的都准许退出，但是得供给他们种籽，分给他们土地。围绕这一点又开始了纠纷，冲突激烈得眼看就要达到杀人的程度。而播种是不能等待的。我们把所有区委书记都召集起来，进行商量，决定在春播前所有集体农庄都要召开大会。到处都建立起委员会来检查加入集体农庄时自愿原则遵守的情况，检查越冬作物情况和给马钉马掌的情况——这样的委员会一共有16个。州委书记出席了一个集体农庄的大会，会上，在集体农庄庄员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全州的工作细则。”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