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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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万尼亚恩有机会看到了斯大林的信，这封信是反对这位诚实党员的唯一“罪证”和对这位党员进行难以置信的迫害行为的唯一原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的侦查员菲什金让他看了这封信的原文。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下斯大林写给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委员米尔扎别基亚恩的信：

“我向您告知，根据我的请求（原文中就是这么写一的。——本书作者注），关于您所需要的、与伊万尼亚恩同志有关的一些事实。

1）1911年我以秘密身份住在沃洛格达时，曾应伊万尼亚恩的邀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夜或三夜。

2）他（伊万尼亚恩）当时同塔塔里诺夫及其妻子同住在一个住宅里，我也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3）他（伊万尼亚恩）曾把我安排在（在他那里住了两夜之后）流放犯多列尔那里，在那里我住了两个星期或者两个多星期。

4）中央按照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给我寄来了70个卢布，作为我逃跑之用，但是这些钱伊万尼亚恩同志没有交给我，而只是把关于寄给我上述数目的钱的电报（电报里去掉了几个字）交给了我，而且伊万尼亚恩同志无论是对于钱的“丢失”，或者是对于电报中去掉了几个字这一事实，都未能作出解释。

后来我到国外来到中央后，得到了全部证明文件，这些文件说明，当时确实是根据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经沃洛格达给我寄去了70个卢布，这些钱并没有丢失，而是由收件人在沃洛格达收下了。”

这封信像是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写的似的，写得很详细，但是缺少起码的逻辑。信的原文本身就包含着对这种谮言中伤的驳斥。这个预谋犯把钱据为己有之后，又把“丢掉了”几字字的电报出示给受害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预谋犯呢？而这在斯大林的诬告中还并不是唯一的荒唐行为。这件事与一些特殊情况有关，对这些特殊情况需要着重地研究一下。

斯大林流放在一个遥远的村庄，当他服满了流放期时，他作了逃跑的打算，接着他便秘密地来到沃洛格达。当他出现在伊万尼亚恩的住宅时，他应当想象到给予他以殷勤的招待这一点将会给主人（而且不只是主人）带来各种可能的后果。一旦事情败露，所有在沃洛格达登记了户口的同志都必然要遭殃，对流放犯规定的制度必将更加严格。伊万尼亚恩可能受到怀疑，怀疑是他帮助斯大林得以逃跑的，那样的话，他就会陷于无处存身的境地，政治流放犯们就会失去物质上的支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看看斯大林的这封信。由于这封信，伊万尼亚恩被开除了党，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驳回了他的上诉。

让我们从伊万尼亚恩于1927年4月2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所作的声明中摘引一部分来：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斯大林同志的信，没有其他任何指控材料。因此，这里要对起诉书同指控材料之间极其严重的不一致情况加以彻底考察，是并不困难的。这里，出于我所不能理解的打算，竟然进行了令人不能容许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至今无人加以揭露，也没有得到纠正。

在梯弗利斯审查我的案件时，没有把斯大林同志的这封信出示给我看，因此我没有可能及时了解信的内容，并对向我进行控告所提出的说法作出反应。在今年4月1日举行的党委会全体会议上，我已在口头上对这一点提出了抗议。现在，在把这一点告知您时，我请求您命令对我指出的事实进行调查。”

自然没有人去听取伊万尼亚恩的论据，而对他的案件所作出的一切毫无法律根据的决定依然有效。因为这时候总书记已把党的监察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外高加索驻莫斯科代表机关的代表捷尔一加布里耶良却收到了如下一封信：

“我们这一批人，从前曾经流放在沃洛格达，现在有些人住在莫斯科，有些人则是坐火车从外地来到这里的，我们要报告如下一些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1910—1913年间同我们一起流放的我们的伊万尼亚恩同志受到了控告，说他在这个期间曾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根据这一控告，伊万尼亚恩同志已被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指出以下情况是我们在道义上的责任。

首先，我们这些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同伊万尼亚恩同志非常接近，非常友好。经常的见面和共同的生活使我们有可能近距离地对他进行观察，并确认他具有一个爱交际的、有文化修养的、关心人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所具有的那些品质，是这些品质在整个流放期间把我们吸引到了他的身边，他的这些品质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虽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中一些人后来未能和他相见，但是他在流放地的生活情况我们却是知道得相当详细的。

他作为一个数学教员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他很容易地从各方面得到了教课的机会，教课使他得到了一大笔收入。他把整天的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教课上，从而使他得到很可观的收入，但他绝毫也没有脱离流放生活。

我们知道，他对政治性的红十字会进行了广泛的帮助，这种帮助并不属于交纳会费的范围。我们知道，他曾以如下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同志，这就是为他们找到教课的机会，或者是把自己教的课转让给他们。有些流放犯（如塔塔里诺夫、阿纳尼耶夫、季霍米罗夫）从他那里直接得到了帮助。他的生活方式和所有其他流放犯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也是极其简朴的。他是流放犯中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据我们所知，流放犯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是一种亲近的、同志式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是绝对不可能于出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的事的。我们认为，这无论从道德方面来看，或者从物质方面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就道德方面来看，由于他具有公益心以及他对流放犯们所采取的高尚态度；就物质方面来看，由于这笔款额微不足道，按他每月收支的情况来看，这么一点钱是不能够引起他的兴趣的。

我们确信，伊万尼亚恩同志与这一舞弊行为或者说与由70个卢布所产生的误会，是毫不相干的。”

在信上签名的有：H．塔塔里诺夫、B．文格罗夫、A．阿纳尼耶夫、帕拉莫诺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902年入党的党员）、洛巴诺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907年入党的党员）、巴尔斯基·鲍里斯·叶夫根耶维奇（1918年入党的党员）、H．H．阿斯塔菲耶夫、M．H．南措夫。

这些老党员们集体写的这封信没有能够帮助伊万尼亚恩恢复公道，这正如亚美尼亚党中央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侦查员菲什金提出的询问所作的下述官方答复一样：

“伊万尼亚恩同志在整个工作期间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卓越的组织才能使他脐身于亚美尼亚最积极的经济工作者之列。领导同志们对他的态度是很好的

他在亚美尼亚期间没有受过任何党的处分……他在亚美尼亚工作两年之后，被提升去担任外高加索范围的工作，即被任命为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我们无论在亚美尼亚或者在梯弗利斯关于他所听到的，尤其是从米亚斯尼科夫那里关于他所听到的，全是好的评论。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阿米尔汗诺夫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尔季克亚恩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波戈相

亚美尼亚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巴良

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约安尼相”

最后，我们再引用一个证明文件。1936年7月7日，伊万尼亚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自己在流放地的社会活动并列举了同志们提供的许多证据。他不记得在沃洛格达同斯大林见过面，但是，既然塔塔里诺夫夫妇记得他们见过面，那他也不怀疑有过这种事。信中写道：

“虽然令人痛苦的、折磨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是我和过去一样，仍然坚决地断言：汇给您的那70个卢布我没有见到过，没有收到过，更没有据为己有。

也许我当时同您还不很熟，但是汇的那笔钱我毕竟没有收到过。如果有人把我的声明理解为玩弄手腕的话，那么我发表如下一个声明岂不是一个更好的手腕了，我的声明是：‘是的，我的确认识斯大林同志，曾经帮助他在自己那里和一个同志那里躲藏过，但是任何寄在我名下的汇给斯大林的钱，我并没有收到过。我既没有收到过钱，更没有把钱据为己有。’

……我很快就到50岁了，而一个令人痛苦的控告却笼罩在我的头上……

请您收回您对我的控告，不要说我把汇给您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并请您帮助我恢复党籍。

　无限忠于您的阿·伊万尼亚恩。”

伊万尼亚恩由于指望总书记能发慈悲，便把这封信寄到了莫斯科。但是在1936年11月17日对他下了逮捕令。当时去到他住宅里逮捕他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个特务，他们在伊万尼亚恩的家里只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17岁的尤里和12岁的柳采塔。一个特务便到伊万尼亚恩的工作单位执行委员会去找他。几张铁床、一张普通桌子、几把椅子和角落里放的一个木箱子——这就是他家的全部家俱。还有许多书——这是他家的唯一财富。特务们看到伊万尼亚恩的妻子时，她正在熨平洗净的衣服。当留在家里的另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走进厨房时，看到尤里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放有父亲的私人文件和许多照片的文件夹，接着把这个珍藏的文件夹放到凳子上一摞衣服的下边。这时父亲被带来了。两个特务当着他的面对住宅进行搜查。阿拉姆·伊萨科维奇①被准许同艾卡努什·拉扎列夫娜②和两个儿女互道再见——这在那个难以形容的时代里是偶然表现出来的一种人道——接着就被押走了。

①阿拉姆·伊萨科维奇是伊万尼亚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文卡努什·拉扎列夫娜是伊万尼亚恩的妻子。——译者注

领袖的食指一天也没有离开伊万尼亚恩。很快就对他作出了判决：剥夺自由5年，把这个“人民的敌人”送到难忘的沃洛格达——正是那里——的集中营……在1937年底，他被紧急地押回了梯弗利斯。因为在集中营里死去要等很久所以才将他押回。文卡努什·拉扎列夫娜立即带上犯人的用品去到了监狱……这一天是12月19日，她毕生难忘。狱方回答她说，伊万尼亚恩不在他们那里。也许是这位不幸的妇女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对进行镇压的罪魁祸首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她便于12月21日被捕了，这一天是总书记的诞辰。一个星期之后，阿拉姆·伊万尼亚恩被处以死刑。他的遗孀在经过了集中营的监禁之后，回到了梯弗利斯。给她的监禁期限不长——8年，但她不得不服满10年的刑期。

死者的女儿柳采塔在1956年时去找季娜伊达·加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①，后者给米高扬打了电话，但米高扬借口忙拒绝帮助。于是谢尔戈②的遗孀给总检察长鲁登科互通了电话，并同柳采塔一起去见他。鲁登科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查问了伊万尼亚恩的案件，让两位来访者看了各种证明材料。③原来，伊万尼亚恩并无任何罪过。

①季纳伊达·加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译者注

②谢尔戈就是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译者注

③这些证明材料现在保存在伊万尼亚恩的女儿柳采塔和儿子尤里的私人档案里。

……就全国的镇压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不幸事件，但是一个奸细的真正本性却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遗。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一个宗教学校的同学说，1889年秋，当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宗教学校开除时，他向校长出卖了一个秘密小组的全体成员。他们继告密者①之后也都被学校开除了。有人倾向于用一个20岁青年的急躁解释这一行为。但是我认为这是这个暗探一奸细②十分自觉的告密。就其本性来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进行地下斗争的年代，他就是这么做的。早在1908年他蹲在巴伊洛夫监狱里时，他就在挑拨斗殴和制造冲突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而在他这样做时每一次他都能够巧妙地使自己躲藏起来。③

①告密者即斯大林。——译者注

②暗探—奸细指的自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③C·韦列夏克《斯大林在狱中》1928年巴黎俄文版第22—24页。

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纷纷被捕，警察对秘密会议的不断围剿，秘密接头的住宅屡遭破坏——在这类事件的幕后，能够看得到科巴一斯大林这个追求功名利禄的冒险分子和奸细在起作用。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他都是这样一个人。1902年时他在波兰战线上的背叛行为就是那一类行为中的一次。

他在夺权斗争中以及后来在其实行专制的年代所经常进行的那些反党奸细行为，都和科巴在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因此，可以把约瑟夫·斯大林的一部传记加上这样一个标题：《一个政治奸细的言行录》。而这样做将是正确的。

关于斯大林在性欲方面的淫乱行为，那是人们都相当清楚的了。我曾经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约瑟夫·斯大林的剧院》的特写，他在这篇特写里，既是作为一个丑角演员出现，又是作为一个科学和艺术的保护人出现。①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

科巴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曾经强奸了房东的一个13岁的女儿。宪兵根据女孩父亲的控告，对科巴的行为按刑事案件来处理。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得不作出保证同受害的女孩举行婚礼。第一个婴儿生下来时是死胎，后来出世的是个男孩。①稍后，他在莫斯科受教育和工作。

①И．谢洛夫于1962年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有关这个案件的许多证明材料（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还见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