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0-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布老虎十周年纪念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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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文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说什么都对,话到了她嘴里,怎么说都行。她天生喜欢唱高调,喜欢强词夺理,喜欢说那些能把你绕糊涂的话。我总是跟不上她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谢静文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实在太多,你常常弄不明白她究竟想干什么。说老实话,和她在一起,最大的好处是你觉得从来不欠她的情。如果说我们之间玩的并不是什么真的感情游戏,但是我可以肯定,绝对也没有掺杂着什么假的东西,我们之间没有那种虚情假意。谢静文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女人,你和她往来,并不觉得欠她什么,她从来不会死皮赖脸地缠着你,她根本不需要的你的同情,甚至也不需要你的爱。
多少年以后,谢静文和一个金发蓝眼的外国人搂在一起,突然出现在我开的那家小餐馆里。这绝对是一次无意的偶然遭遇,和她一起走进来的外国男人,看上去要比她小好多岁。刚进门的时候,我们相互一怔,很快认出了对方是谁。但是并没有打招呼,我们都有些心照不宣,都假装不认识。一时间,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认错了人,毕竟一晃已经快二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就好像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我们又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小站上遇到了。这次遭遇的时间其实很短,谢静文和那个外国人坐了下来,大大咧咧点菜,在大家的注视下,叽哩咕噜地和他说着什么。那个外国人很平静地仰着脖子听她说话,一边听,一边点头。谢静文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才向我走过来,说你不是老四吗。她好像刚认出我一样,春风满面地说,老四,我没认错人吧。她用英语向旁边的男人介绍,一口气说了半天。谢静文告诉我那外国人是她现在的老公,说她已经是美国一家大学的副教授,然后一阵风一样又突然消失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当初调回南京时的感受。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在我最自暴自弃的时候,回城的调令突然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满手都是油污,农机厂的一个副厂长跑来找我,笑着报告这个好消息。说老实话,我当时那心情,当然是高兴,但是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高兴。大批的知青纷纷回城了,当年一同下乡插队落户的人中,我差不多已属于最后一批。这一天实在是盼得太久了,前前后后,我已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这八年下来,我对重新再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信
心,我早就心灰意懒。那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前夕,我的五肝六脏已经麻木了,心灵上已经起老茧。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一部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三章(3)
我和阿妍几乎立刻结婚了,大家都赶来为我们祝贺,都说老四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在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因为回城先后的不同,许多对恋人都分道扬镳。大家对阿妍的不变心称赞不已,都说像我们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实在太不容易。接二连三地有人过来向我敬酒,我酒量一向不行,别人怎么劝,我也不肯多喝。结果那天喝得大醉的是冯瑞,他小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市商业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烟买酒甚至买酱油都要凭票,因此差不多所有认识冯瑞的人,都讨好巴结他,都拍他的马屁。
冯瑞脚步不稳地走到我们面前,口齿已经不清楚:
“老四,你一定要跟我喝,咱哥俩一定得喝――”
谢静文也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先我一步回了南京,当时是拿到调令就走人,甚至连招呼也没和我打一个。这是回城以后,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次,她拦住了冯瑞,带着些酒意,面红耳赤地说:
“你小子别仗着自己能喝,来,我陪你喝。”
冯瑞说:“又又不是我们俩结婚,我跟你喝喝什么酒?”
谢静文立刻板脸,说:“别撒酒疯,要喝就喝,不喝滚走!”
“喝,喝,今天谁跟我喝,我都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和谢静文的关系,反正阿妍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在婚礼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分了手,后来又和好结婚。一起下乡的那批知青中,我和阿妍结婚绝对是属于晚婚,早结婚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吃完了是闹新房,人多房间小,只能一批批轮着进去参观,像肉包子塞馅一样,把新房都快挤爆炸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本来就不好,就一间房间,这次为了让我结婚,勉强从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来。那时候流行用刨花板作隔墙,薄薄的一层墙,隔着它,外面咳嗽和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干活的木工也是一个知青,做隔墙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过:
“以后千万要悠着一点,这刨花板太薄了。”
我不想说我们结婚后的日子幸福的不得了。幸福就是这样,你盼呀盼呀,真到手了,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是预料不到的,很多事并不是原来想象得那样美好。阿妍曾让我是那样入迷,曾让我是那样的如痴如醉。我曾经无数遍地幻想过我们的初夜,但是梦想成真,真到新婚之夜,我却有些不知所措。隔着一层薄薄的刨花板墙壁,外面的鼾声清晰可闻。事情就是这么巧,阿妍身上恰好来了女人的那玩意,她为此也觉得十分歉意。闹新房的人很快就走了,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耽误新婚夫妇的大好时光,临走还在说那些带着暗示的玩笑话。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那时候的新婚常常是真正意义的新婚之夜,大家绝对相信我们可能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们绝对相信我们还都是生手。
我和阿妍都知道在这日子里不能做那种事。在新婚须知的小手册上,明确无误地写着这么一条。现在,如何度过我们的新婚之夜,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阿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简直就是恶作剧,是老天爷故意在与老四开玩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知所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我们除了互相抚摸之外,干不了别的什么,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只能让她握着我的那位小兄弟。阿妍在这方面当然是很无知的,我躺在那胡思乱想,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时候,想不胡思乱想也不行,想不走火入魔也会走火入魔。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忠,想到了与谢静文在烈士陵园供桌上干的那些疯狂事,心里一阵阵内疚和歉意。
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很多事都不懂,阿妍有些害羞,更有些好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小兄弟不肯丢。我们静静地躺在那,根本就无法入睡。我们无能为力,有力气也没地方用,我感到很绝望,很可笑。由于新房与外面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夜深人静,我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只能静静地听着外面父亲放肆的呼噜,听着我妹妹或者是我母亲在床上翻身的声音。夜深人静,外面有一点点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那小兄弟像不屈服的战士,无数次地站起来,刚刚要倒下去,又在阿妍的扶持下,突然昂起精神,像纪念碑一样竖起来。
阿妍为我的小兄弟起了个绰号叫“铲刀把”。这是新婚之夜她最精彩的一个发现,她为此很得意自己的想象力。现在已经见不到这老式的铲刀,也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那种老式的木把铲刀已被完全淘汰了。在过去,家家户户炒菜都用这种铲刀,前面的那一块是金属的,后面是一个长长的圆木把子。阿妍把我的小兄弟和圆的木把子联系在了起来。我开玩笑地对阿妍说,“铲刀把”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小兄弟没有那么长,却比那玩意要粗许多。
阿妍就笑,说长也好,粗也好,都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感觉,是情不自禁产生的那种联想。她指的是男人勃起时的模样,她说她一想到这个比喻,有时候正在做菜,手上握着铲刀把,忍不住就会笑出声来。这一晚上,我很难受,毕竟是毫无作为地挺了一夜。这种感觉并不是很舒服,简直称得上是遭罪。第二天,我感到非常累,非常狼狈,比和谢静文在一起度过的疯狂初夜更疲倦。这显然是一种惩罚,我是罪有应得,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个报应。
我和阿妍的上班时间总是冲突,她下班回来,差不多便是我该去上班的时候。而且休息日也不是同一天,我们都在服务行业工作,是轮休制。我被分配在一家很有名的馆子里学厨师,虽然已经三十岁了,刚开始拜师学徒。那时候,最不称心的一件事,是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尽兴。我说的是夫妻之间的那件事,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却永远是偷偷摸摸,因为居住的环境实在太差了,实在是太恶劣。
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很不好,房子小就更不好。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五口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大约三十多平方的一间房子里,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自我懂事起,我母亲,还有我姐姐我妹妹,都当着我的面上马桶。后来我大了,她们就在拐角那里挡一块布,但是常常忘了拉上。在我们家里,永远是阴盛阳衰,永远是女人的气势盛,母亲永远是在埋怨父亲,父亲永远是不吭声。她们大大咧咧地上马桶,坐在马桶上聊天,以此来显示她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母亲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是女中学生,外公是做绸布生意的,在城南开了一个店铺。那时候的女孩子能读完中学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小美人,她看着自己当时的照片,就忍不住要感叹,忍不住要抱怨,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会那么不称心。母亲结婚的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一段时候,当时,他作为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穿着一身正经八百的军官服,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可惜这好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国民党丢了天下,父亲成了四类分子,成了历史反革命,一切就都改变了。
自小我就与父亲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家很长时间里,都是两张床,我与父亲一张床,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个挤一张床。和阿妍结婚以后,我一直在琢磨父亲和母亲的这一辈子。事实上,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太好,父亲的心思都用在打拳上,母亲一辈子都过得比较压抑。他们不和谐的婚姻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下了深深阴影。他们是夫妻,又不是夫妻,行同路人,因为虽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做了五十年夫妻,可他们永远都是分床睡觉。母亲这一生中,与父亲的关系始终若有若无,别人谈到夫妻分居的苦处时,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她一生中并没有和父亲的分居过,过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分居生活。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一部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三章(4)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那种事,三个孩子不可能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说的是他们婚姻绝对有很严重的问题,两人的感情异常冷淡,作为子女,我们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说笑。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对父亲有最起码的尊重,我们从来不当面喊他“爸爸”,我们都懒得喊他,他也无所谓。我们甚至都不觉得父亲这辈子有什么冤枉,他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帽子终于不复存在,得到了什么平反,他的价值好像又被重新发现了,被一所大学聘去当了武术教练,还评上一个副教授头衔,但是我们全家受母亲的影响,加上
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仍然还是不把他当回事。父亲潦倒时,母亲看不起他,不潦倒了,母亲为了表示自己过去的观点不错,仍然看不起他。
其实,不只是对父亲这样,在我们这个家里,谁对谁都谈不上有起码的尊重。阿妍与我结婚的时候,我姐姐早已出嫁,妹妹结过一次婚,不久就离了,又住回家来。我这个妹妹脾气特别坏,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阿妍,就喜欢挑衅。每次我急猴猴地想做那件事的时候,阿妍总是低声地在我耳边叮嘱,让我轻一些,不要弄出响声来,以免让外面的我妹妹听见。有一天晚上,我的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一些,第二天一早,我妹妹板着脸,问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打架了,声音为什么会那么大。阿妍的脸顿时红了,我装着没听见,这丫头竟然咄咄逼人地又来了一句:
“老四,我问你话?”
“什么事?”
“好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找到做爱的乐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原来一直觉得,与阿妍结婚以后,日子会过得非常甜蜜,可是真结婚了,两个人真在一起了,一切都是与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生活永远也不会像想象得那么好。阿妍好像只是把那件事看作妻子应尽的义务,她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满足完事就行了,因此,我常常是白花力气,怎么使劲都没反应,怎么忙都是白忙。我们根本找不到什么感觉,阿妍每次只是希望那件事尽快结束,她像个局外人似的躺在那一动不动,只要有一点点异常的声响,就会轻轻地拍我的背,就会捏我的屁股,警告我不要太放肆。
在做那事的时候,阿妍对我的耳语,不是“轻一点”,就是“快一点”。我们之间的不和谐,当然还不仅仅是指这件事。在经济方面,也经常要闹些小不愉快,这当然不是与我,主要是与我母亲。结婚以后,娘家规定阿妍每月必须要拿出二分之一的钱来贴补家用。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拿的仍然是学徒工资,不得厚着脸皮占父母的光。我们吃住在这边家里,不贴饭钱,我母亲因此觉得太吃亏了,她主要是觉得阿妍吃里扒外,这边一分钱不出,却还要贴补娘家。母亲和我妹妹一样,都是不肯省事的女人,肚子里有些什么小疙瘩,非要说出来才痛快,非要吵一架才过瘾。
说老实话,这些矛盾害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