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甲申年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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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特别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战争和被侵略的痛苦，更加深感和平的珍贵。今天的中国已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并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华文化孕育了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中华民族自古就讲是非、善恶、荣辱，把个人“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中华文化这个精神宝库中，有“舍生取义”的气节操守；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凛然正气；有“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有“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有“言必行，行必果”的处世准则。千百年来，中华大地涌现出无数重名节、讲正气的道德楷模，他们为追求真善美，弘扬社会正气，不惜披肝沥胆，殚精竭虑，其高尚人格和优良品德，体现了中华优秀儿女情感之真诚、襟怀之博大、气节之刚烈。这些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持自立自尊的精神源泉，也使得中国能够始终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扬名于世。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文化孕育了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自强精神。古代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不竭动力，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变革创新，不息奋斗。从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到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到汉使苏武饮雪吞毡；从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到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修史，留下千古巨著，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的民族品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次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近代以来更是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无数志士仁人勇于救亡图存，学习他人之长，而后奋起直追，救国家于危亡，挽狂澜于既倒。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意气风发地建设自己的国家，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21世纪是世界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作为中华儿女，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共同的身份，是抹不去的生命“痕迹”。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有义务、有责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烛照中华数千年的人文之光薪火相传、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此，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努力。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
金开诚
金开诚：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副主席。
（编者注：本文稿已经作者本人审校。）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累了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这个传统文化？这在理论上是早已有坚定共识的，那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根据这一共识，或者叫方针，五、六十年来，专家学者只做了两件工作：一是评估，二是考证。在众多的人（包括我自己）看来，这两项工作必须要做：你不评估，怎么知道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你不考证，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大家认为，评估与考证具有前提性，必须先解决了前提的问题，才能谈到古为今用。
那么，评估、考证了五、六十年，前提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解决。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得不出统一的结论。有时候好像有结论了，但“运动”一来又什么都变了。
比如《水浒传》，本来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歌颂农民起义英雄人物的，好得很；可是在“文革”中，它却变成了一部宣扬投降的书，以致于掀起了一个“批水浒”的运动。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关于其生平，目前有争论。但施氏生于元末明初，曾经活动于杭州等地，已达成共识。《水浒传》是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由施耐庵等在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等著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该书描写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的情景。
又比如杜甫，本来被评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人还称他为“诗中圣哲”，可是后来这个人又写了一本书，把杜甫描写成一个顽固而反动的老地主。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唐代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有许多优秀作品 ，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
反之，本来被批判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李贺、李商隐，却被说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思想到艺术又都好得不得了。法家与儒家，本来似乎人们看好儒家，而认为法家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而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法家”却成了历史上一切进步人物的代名词，而儒家则反动透顶。到了现在，情况又变了，儒家的“行情”日益看涨，而法家则成了“垃圾股”，几乎没有人提了。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1）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称他为李昌谷。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但其家已没落。一生体弱多病，27岁逝世。《李贺诗集》收诗 223首。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七律成就最高，继承面较广。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人们又怎么能把评估、考证当作前提来解决呢？解决了五、六十年，“前提”问题没解决。这还算小事，更严重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整体离广大群众越来越远了，如果再搞五、六十年，大概很多人就简直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东西了。
“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搞评估、考证了？”这倒不是。专家、学者还是要继续搞评估、考证，继续搞“百家争鸣”，争论不休。学术研究嘛，应该如此。一个国家总要有人做学问，只要不是搞运动，不是随风转，而是严谨的评估考证，就一定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重编。如果没有人继续研究了，那么几十年后，连古书的注释、翻译都没人能做了，古书变成天书，也没人能搞传统文化的交流了。所以阅读古书，评估考证等工作，今后必须继续有人做，最好是还要多一点人来做。
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工作，对广大群众来说，要尽可能在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上下功夫。只要你觉得有用，拿来就用。比如你看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就应该照办，因为不论什么时代都该如此，尤其现在强调“求真务实”，更应该如此。
但是，传统文化中的确有糟粕，如果拿来就用，用错了怎么办？我认为不必害怕，因为在用的过程中还要根据其社会效果来区别好坏。这是最过硬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群众性的古为今用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唯一有效方法。专家学者总以为他自己的论文对广大群众的读书活动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其实情况并非如此。除了某些特殊原因之外，大多数人读书是根据有用没用、有兴趣没兴趣来读的。所谓有用，就是读了书之后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工作以及对个人修养有好处。在这些方面，只要在某一点上读了书“尝到甜头”，那么这读书就可以持续发展了；假如由此而产生兴趣、增长学问，那读书的劲头就更大了。所以说“用”是读书的原动力。有句古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从古至今都有人强调 “学以致用”（《论语•；学而》），这是很正确的，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我们现在说学习传统文化，也是这个道理，在现实中使用了，才能成为力量，才能够传承与弘扬。再进一步说，假如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就连专家学者的队伍也会因后继无人而最终消失的。
我如此强调古为今用，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前提，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确在今天有用，用了是真有好处，通得过实践的检验。否则，我强调古为今用岂不太坑人了？所以，我现在就要来证明它是真的有用，这证明还要从洋人的事例说起。
大家都知道，海外曾有过几次“中国文化热”，其实热的只是某一部书，如《三国演义》热，《孙子兵法》热，《菜根谭》热，等等。洋人把这些书用于“商战”，用于“公关”之类，觉得大有好处，于是就热起来了。这种用法是中国的评论家、考据家、学问家万万想不到的，甚至会认为是荒谬的。然而你怎么看没什么关系，反正他用了，而且热了。
《三国演义》：作者罗本，字贯中，别号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太原，生卒年待考（1330？——1400？）。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今称《三国演义》。此书是根据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进行剪裁、创作及全面艺术加工而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是章回小说的开山祖。小说描述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大封建统治集团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或公开、或隐蔽的复杂斗争。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公元前515年因避齐乱奔吴，至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经其好友伍子胥推荐，将其所著《孙子兵法》二三篇献给吴王，并在吴宫教战，实践了兵法之妙，被拜为将军，辅佐吴王，经军治国。联合唐、蔡二国于公元前506年，与伍子胥等率兵三万，经过五次大战，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城，消灭楚军20余万。首创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史称“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伏越人，名显诸侯。”他所著的13篇兵法，便是不朽的《孙子兵法》。
《菜根谭》： 作者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生卒年月、籍贯生平现已无从考证。据推测，他很可能是余杭县人，为一位退出官场后久居山林的隐士。《菜根谭》是一部论述修身、处事、待人、接物的格言集。书中的每则格言从数十字到近百字不等，共有360则。融儒、道、佛三家思想为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既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还体现了佛家的出世思想。成为一种涉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体系。他流传至今的著作除《菜根谭》外，还有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仙佛奇踪》四卷。
毛泽东评价《菜根谭》：“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读懂一部菜根谭，体会人生百种滋味，就能做到：风急雨斜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着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
“儒学热”（即儒家文化热）是一些海外华人搞起来的，目前还不能说有多大气候。但日本和东南亚的确有些企业想吸收儒家思想来营造企业文化，中国也有人想当“儒商”。
最不可思议的是美国有个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曾有过大量独创性的科技成果，却把“无为而治”四个大字当作“治室之道”。这四个字虽然不是《老子》的原话，但的确是老子的思想，而且在中国已成为一句成语，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人却没有想到“无为而治”竟可以用来管理科技研究。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道德经》，也叫《老子》。 《老子》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 。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2）
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如此这般的运用，可以说与传统的所谓“学问”大不相同，但他们通过古为今用，的确发掘出了蕴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的智慧，起到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用得很活。
下面，我再说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三个范例。
第一例，是邓小平从中华传统文化中选用了“韬光养晦”四个字，用来指导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的心态和姿态，这不但使国家深受其利，也使广大人民深受其福。现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与我们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都表示要和我们做朋友。这就因为我们是韬光养晦的，我们从未凭借日益提高的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相反，我们总是呼吁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力求公允。对比那些一心想要独霸世界而终于一再陷入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