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父母怎么样管孩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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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曼先生声称他的方法对脑部受损、有严重残疾的婴儿有效，但美国儿童医学协会一再声明他的研究未经证实，对正常婴儿来说，模式训练能促进智力的理论更是无稽之谈。
人们不大清楚这些婴儿“改造”计划为什么这么流行，更不知道起初的研究经过了怎样的篡改。那些儿童成长研究的实用部分被大众媒体巧妙利用，借以兜售各种杂志、器具或书籍，大多数父母通常不知道那些理论最初来自于何处。举例来说，研究婴儿大脑受刺激后有何反应通常针对的是那些非正常婴儿。很显然，如果长时间不理睬他们，婴儿的脑反应就会迟钝，大脑发育可能延缓，从这个意义上讲，合适的听觉或视觉刺激可以促进婴儿大脑的发育。但这些道理传到准妈妈那里，即意味着要应用在仅在肚子里呆了两个月的胚胎身上。这不是很滑稽吗？事实上，对发育正常的健康宝宝来说，家里的电话声、面包机的跳动声、电视的开启声、保姆的喃喃细语都是最好的大脑刺激源。
今天，许多儿童教育理论都被奉为真理，广为传播。有时，这种基于某种理念的教育方式让人感觉很滑稽，比如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之说。
布伦·怀特的书《生命的头三年》让公众第一次知道了“关键时期”理论。书里描述了婴儿成长的几个“关键时期”，一旦错过了这些“关键时期”，损失将无法弥补。
建立“联系”是“关键时期”理论阐述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母亲坚信在婴儿刚出生的几小时内一定要和他们保持皮肤接触，这种接触能够保证母子建立成功的感情“联系”，并且为孩子以后诸多方面的良好发展打下基础。事实上“建立联系”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大部分母亲在生孩子时都要经历这种相互接触、认知的过程。科学家研究了动物幼兽，如小鸭、小鹅的情况后，就将其夸张地用在了人类身上。另外，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也仅仅研究了28名未婚妈妈的案例便做出了这个大胆的断言。尽管“建立联系”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很薄弱，但大多数母亲依然相信它的真实性。如果因为母子的健康，或传递婴儿时的困难，抑或是因为收养，使母亲在生产时错过了和孩子“建立联系”的宝贵时光，过后她们会非常沮丧。
1997年《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使那些一心要使孩子成功的家长们更为急躁。文章说，每次父母和婴儿对视时，孩子的脑神经腱就会增加。文中引用一位儿童心理专家的话：“儿童头一年的经历对未来大脑的智力发展至关重要，他的创造力、想像力、适应能力都在这一年打下基础。”这种夸大其词的论调使母亲们培养婴孩的热情高涨，在超市，你随处可见年轻妈妈不停地给她们熟睡的宝宝讲解各种东西，从麦片盒上的字母到一盒牛奶的产地。
当然父母应该跟婴儿交谈，我们应该抱着他们，抚摸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给他们买合适的玩具，看他们玩耍、探索这个陌生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为有个更聪明、更成功的孩子才这样做；也不能因为担心孩子会变得愚笨、不成功而不得不这样做。
大卫·艾尔金是那本非常有名的《被驱赶的孩子》的作者，他指出，在孩子对某种技能发生兴趣、甚至掌握了初步的技巧时，如果你试图完全教会他，只会让他感到有压力。这种教育方式极为错误，它以技能为诱饵，让年幼的孩子受到误导，走向未来可能是条死胡同的路。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一点错误的诱导可以抹杀很多其他可能的才能，我曾经听到一些儿童培训专家将之称为“傻孩子的游戏”。
克服“管”孩子的冲动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2）
大量研究表明，孩子早期受到太多刺激后会成为压力的牺牲品，他们多患有头痛、消化不良、睡眠不足的毛病，另外他们往往心理脆弱、缺乏自信。很多研究发现，过早地开始阅读的孩子到了9岁往往会变得焦虑不安、消沉沮丧。在家长的刺激下，他们即使很早就取得一些成绩，但以后却难以继续保持。家长们对这些研究结果一无所知，而大众媒体也不会将此昭告天下。
可以推断，很多子女教育方法都是断章取义、任意夸大的结果，以致最初的研究者也无法辨认。拿“激情”这个词来说，似乎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有“激情”。如果孩子有一天对天上的星星或动物园的恐龙造型发生了兴趣，过去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让孩子“走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要求他，是孩子自己有“激情”，这就为逼孩子去学天文或古生物学找到了更“科学”的理由。10年前出版过一本《超级儿童综合症》，第一次指出了打造“天才”的危害。作者引用芝加哥医疗中心主任安妮·金博格女士的话，讲解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学习。她说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饭桌边的谈话、书本、杂志。”然后她转而批评由被逼迫的孩子和发狂的父母共同制造的紧张局面：“如果你的孩子对知更鸟或路边的花朵产生兴趣，你可以做点什么，如给他看鸟类的图片，或去参观植物园——但一定要让孩子来引导你。”确实，满足孩子对自然的好奇心令人激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孩子不过是想让父母分享他的快乐，而不是想去学习研究什么。
别人可以办到，当然我也可以办到！
为什么父母们有强烈的冲动要管理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因为他们自认为受过教导，擅长此道。
你知道试刹车的情形：车高速行驶着，司机突然紧踩刹车，车停下前还得滑动三或五英尺。新妈妈也在经历这样一个测试，在新生儿到来前，母亲高速运转、全力以赴地为孩子做准备：布置儿童房，购买尿片，约见医生，几个月内她们一刻不得闲。突然，孩子的啼哭声宣告了这一切的结束，刚刚还忙碌着的新妈妈不得不停下来，拿着尿片，不知所措。而让她们完全停下还需多久呢？3天，10周还是18年？
人很难放弃花费很长时间学会的技能。从一个需要激情、组织观念强的职业跳到一个需要耐心和自由创造精神的职业可以说是极大挑战，很多人意识不到这需要一个转变。父母们，尤其那些有工作的父母，认为轻松地养育子女是不可能的。从工作中他们获取的经验是：付出努力、勤奋工作、然后才能获取成功。他们的信条是“专业精神”。这些人可能是称职的医生、律师或售货员，但很难说是好“父母”。
他们不允许自己处于被动境地，在子女教育上也要先下手为强。他们积极地调查医院、儿童专家，仔细评估幼儿园，花钱上“妈妈和我”课程。孩子渐渐长大，任务也日益艰巨，因此不能走错一步。他们把工作中训练出的技巧——果断、追求最优化、毫不妥协——用到了孩子的养育上。他们工作优秀，教育子女当然也不能例外。
一次我和一位女士谈话，她沮丧地发现自己不是个好妈妈，因为她错过了儿童曲棍球队的报名日期。现在她很矛盾，要么用点儿办法让孩子报上名，要么等明年再说。孩子才7岁，没觉得这有什么，可母亲认为一年后再报名就迟了，孩子肯定会落后，最后甚至得放弃打球。她觉得一切都是她的错，当然她也明白为了小小的曲棍球着急上火有点过分，但正如她所说：“其他人都知道该给孩子一个怎样的未来，只有你得过且过，任其自然，将来他就会败给别的小孩。”
我理解这位母亲的焦虑。我们成长在一个“消费社会”，从口红到微波炉，任何东西我们都要选最好的。我们习惯为了更好的座位同航空公司反复谈判，我们花大量时间选择最合算的银行或车行。难道生个孩子，我们就得让步吗？另外，给孩子更好的东西有什么错呢？
比起一些控制欲极强的母亲，担心孩子进不了曲棍球队算不了什么。哈佛大学录取官马琳在《谈话》杂志中提到一个申请者的母亲，“她说，‘我想让孩子进哈佛。我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床垫，别的事也一样。’”麦克拉斯女士认为这种自以为是的母亲“习惯了控制人”。她又指出，在这样的家教下，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路易斯从事学生录取工作已有13年，她这样评价最近的一些申请入学的学生：“一半的孩子都是从培养皿中出来的。”康涅狄格州一个中学的校长对那些妈妈们颐指气使的态度深感厌恶，“她们都一个口气，‘让我的孩子做吧。’”
当然大部分妈妈不会做过头，她们会温和地问，在孩子问题上，多少干涉是合适的，多少是必须的，但让她们什么都不做却决不可能。除了从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和天生的欲望外，人类自然的恐惧感也让我们很难摆脱强势家长的形象。
记得《险境还生手册》一书吗？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就是告诉你不论身处多么恐怖的境地，只要用几个轻松的计策就可以顺利过关。鲨鱼来了？别着急，瞄准它最脆弱的部位——眼睛狠狠打几拳，它就会落荒而逃。碰到狗熊，赶紧保持不动，千万别去爬树；如果它攻击你，就打它的眼睛或鼻子。如果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家长们渴望有这么一本书，教他们如何处理教养子女时遇到的严重问题。当孩子长大成人后，我们才能放下家长的重担，期间的艰难险阻怎么克服？要是知道如何处理每个紧急事件、每个危机，我们就不会再害怕，而且还会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
但这样仍然不够。和工作不同，养育子女的困难之一就是不知道如何衡量成功。事情结束之前，你完全不知道究竟会怎样，这种没有把握的感觉让我们不知所措，只好相信只要做点什么，一切就会好的。也许把孩子送入最好的学校、球队，帮他们选择合适的朋友就没问题了。这样确实会让我们感觉好受些，总比什么也不做强。
安全也是现代父母担心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个危险的世界，必须替孩子遮风挡雨。的确，危险似乎无处不在，比如食品里的毒素、交通事故等等。《天堂里的波波族》一书的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在最近一期《亚特兰大通讯》中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很快会有一种新法律——带孩子安全法。人们关于什么该允许什么该禁止的谈判是场复杂的法律仲裁，家长们对白糖生产都投了反对票，而对教育光碟的制造则比较宽容。布鲁克斯先生特别提到，“关于安全的讨论最为热烈。父母或保姆开车带小孩时是不是打了手机？儿童座椅是不是经过专业的座椅安全检查？家中的电插销是不是安装了防止孩子触电的盖子？在大理石壁炉角是不是安有泡沫塑料，以防孩子碰头？马桶是不是盖了盖子，以防孩子失足掉进去淹死？院子够不够平整，孩子会不会摔倒？”
我们不想冒任何风险，尤其牵扯到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当然，我不是劝父母对此放任不管，毕竟我每天都要和那些在各种意外中受伤的儿童打交道。但当父母因为这些危险而过分干涉孩子的生活，孩子只会更受罪。
而且在我看来，父母只乐意为孩子做那些小事：给他们戴上头盔；坚持在孩子座椅旁放上安全气囊；敦促小学校门上锁。但有时我们过于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忽视了一些对孩子更有影响的大事。比如说离婚、电视里的暴力镜头，这些事情的影响也许不像皮肉之伤那么明显，但孩子心灵的伤害却更难恢复。然而，大事难为。正如丹尼尔·阿克斯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中所写的：“父母的陷阱：小事操心，大事忽视。”父母只盯着眼前能做的，那些更重要的事则因为太难而被忽略了。同时他还指出，媒体夸大了儿童面临的危险，例如，2000年1～4岁婴孩意外死亡的比例比往年降低了68％。因为我们的孩子少了，所以担心就多了，单亲母亲的增多更加剧了这种焦虑。而结果正如阿克斯先生所说：“我想父母对那些小危险过分担心的原因是，他们对真正的危险无能为力。比如说，把孩子关在家比和他父亲维系婚姻要容易得多，尽管离婚总与贫穷、孩子的放纵、学业下降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是由生活阅历、强大的欲望和对未知的恐惧共同造成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试图控制子女。我们每一分恐惧和欲望都让家教行业有更多的理由繁荣下去，社会上无穷无尽的工具和服务也让我们“逼迫”子女时更为方便。尽管这使我们更加焦虑，但也更愿意花钱去买孩子的“成功”和“幸福”。这同消费主义的含义一样，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就应当做。我们应该买那个设计精良的婴儿车，或者至少要考虑一下那个超级安全的奶嘴。结果，父母的要求使两种行业颇为流行：“高科技纽带”和“子女教育的外包”。
克服“管”孩子的冲动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3）
高科技纽带
这一切都从护理监控器开始。你刚刚带孩子看完医生，感到身心疲惫，但幸好没有什么事，你放心地把他放进摇篮，准备与丈夫喝点儿红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你刚一坐下，监控器的喇叭就尖利地响起来，告诉你婴儿在咳嗽。你冲到他身边，他睡着，没什么动静，你放下心来，但还得坐下来给医生写个条子，告诉他发生的事。护理监控器是个有用的发明，孩子生病或我们离他有两层楼远时，监控器既可以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