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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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独立于“上层”存在，能够自主解决内部事务，并对权力活动实施必要监督。在苏联时代没有公民社会，有的只是“螺丝钉”和其他零件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统一管理之间的复杂组合。公民社会是复杂得多的组织，这里有公民做主的若干中心，权力得到现实的划分。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不是“传动带”，不应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奉若圭臬，从而殊途同归地将社会成员引向同一个“伟大”目标，而是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目标的存在。
不过，公民社会在新俄罗斯尚处于起步阶段。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专家》杂志法捷耶夫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暂时还很原始，缺少发展动力。无产主义者不时以罢工矿工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农民——甚至包括曾在80年代末期遍布各地的农场主——就像根本不存在。工会早已被驯化，谁也记不住其领导人的名字。知识分子就更不用提了，在最近十年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什么也没学会。大型企业倒还可圈可点，但又缺乏团结协作，代表的利益不明确。政府官员部分通过权力政党的形式团结起来了，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官员代表的是局部的、战术的利益，只求维持现状，不求发展。中产阶级目前在经济领域里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推动力，但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这幅图画并不十分令人欢欣鼓舞，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事实的。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远没有20世纪初前十年的独立性强。70年的一党专政使社会变得消极被动。俄罗斯必须扭转这种局面，尽管非常艰难。当然了，应当巩固国家，因为轻视国家机构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轻视公民社会的健康同样危险。这一情况需要得到珍视俄罗斯的每一个人的关注。叶夫根耶夫认为，“只要总统想为了社会的利益改变什么的话，国家事务就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引起了来自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管理层的 ．马尔加尔的合理质疑：“但为什么只是总统呢？难道我们俄罗斯公民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迫使掌权者接受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从而影响我们的共同命运呢？俄罗斯人民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只有人民自己才是福利和繁荣的源泉，或是造成自己不幸的原因。俄罗斯人都需要明白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知识分子。”
上述两位作者的看法均有道理。当前的情况是，如果总统希望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快速进步，而不是只关心个人权力的稳固，人民就应当支持总统，而总统则应当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当然，公民社会不可能“从上往下”建设，而要自然成长。这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聪明的政权能够、也应当为发展公民社会创造条件，之后再以其为依托。
公民社会的发展以文化、职业、慈善、老战士、青年、妇女、体育等众多组织的活动为前提，然而它的核心和主体则是目前在俄罗斯尚不存在的成熟的政党。正是政党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需求，但这个意识形态不是统一的、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思想”，而是世界上相当闻名的一些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具体体现。
政党的产生有各种模式：政党可以由工会建立，以便实现更加可靠的政治代表性；可以根据受欢迎的著名领袖的倡议组建政党；议会党团、宗教运动、革命团体、自然保护组织也可以建立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政党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依托，有时也有不符合这一规则的特殊情况。
议会活动和各个层面的选举斗争是产生和形成政党的最佳土壤。
不过，政党的产生也可以不通过议会，甚至索性在地下活动。政党可以不登记成员的个人情况，可以没有我们通过苏联共产党所熟知的许多其他表征，例如特殊的仪式和对待党证的虔诚态度。但是政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在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在90年代的俄罗斯出现了许多千差万别的政党，这正是俄罗斯社会政治不够成熟的表现之一。在1991～1993年的时候，可以在专门的手册里找到100多个俄罗斯政党的信息，而在1992年12月出版的《俄罗斯的新政党和组织辞典》里，则列有400多个词条！这本辞典的作者普里贝洛夫斯基同时收入了一些宗教党派 。当时，政党像雨后春笋般产生，不过又同样迅速地解散和消失了。即使如此，还是有100多个政党参加了1999年的议会选举，组成了30个左右的竞选联盟。其中的大部分政党没能承受住选举中的失利，然后又被新的党派取而代之。
俄罗斯尚处于形成政治民主的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家政治生活涣散的情形应在未来予以克服。如果有10个、甚至20个政党同时以一个社会团体的名义去面对人民和政权，那么保护和代表某个社会团体的利益就根本无从谈起！
早在2000年2月底，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在出席“统一党”成立大会时发表的致与会代表欢迎词中讲到，对俄罗斯来说，三四个政党构成的体系是比较“正常的”。换言之，应该是
三四个建设性的政党取代2000年初之前注册的150个党派和团体。国家的竞选体系和国家对大党的财政支持应刺激这三四个政党的产生。有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两三个大党的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最佳选择。（我本人认为，在俄罗斯具有形成五六个政党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和需求。）
2001年6月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政党法。根据这一法律，司法部只能把那些成员不少于1万人的政治团体注册为政党，而其他所有党派只能作为社会团体、政治俱乐部或者利益俱乐部保留下来。它们仅能保留参加地方自治部门选举的权利，而不参加联邦选举，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政治进程的主体。法律还规定，政党应在20个以上的地区设有基层组织，每个地区组织的成员不少于100人。国家对政党的资助应与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票数成正比。
这部法律的发起人希望到2003年末的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在俄罗斯仅保留10个以下相对正规的政党。然而，预期没能成为现实：到2003年5月底之前，在俄罗斯注册的政党有30多个。甚至国家杜马主席和联邦议会议长也各自组建了一个政党：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组织并注册了俄罗斯复兴党；谢尔盖·米罗诺夫成立了名称独特的生活党。此外还出现了几个新的人民爱国党和强国党以及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党派。
对这一过程的某些细节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俄罗斯的政党建设问题。右翼阵营
在右翼阵营中，“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活动最为积极。它成立于2001年5月，是由1990～1999年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十多个较小的右翼自由主义运动、党派和集团逐渐联合而成的。目前“右翼力量联盟”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当权党，他的大部分领袖，包括丘拜斯、哈卡玛达、基里延科和盖达尔，在2000～2003年间对普京和卡西亚诺夫的倡议和政策表示支持。对总统和政府批评最多的是“右翼力量联盟”的杜马党团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一些不太出名的右翼政治家“有条件地”支持政权。在另一方面，“右翼力量联盟”的不少成员继续在政府机构中工作。
“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资本并不丰厚，尽管其许多成员曾就职于总统办公厅，还有不少在90年代担任过副总理、部长甚至总理等职务。但是这一点并不值得炫耀，因为他们的过失远远超过了取得的成就。在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力量联盟”取得了7％的支持率。然而在此后的三年中，这个党没有任何突出的业绩，在2002年底只有4％～5％的选民打算投它的票。“右翼力量联盟”不得不为政治存亡而斗争，因为到2003年12月，它很有可能达不到5％的“基准线”。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也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这个党在成立之初就定了一种不协作和不妥协的基调，作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党积极活动。从1999年秋到2003年春，该党成员与亲近“亚博卢”集团的报纸、杂志相当强硬地批评叶利钦和普京以及1993～2003年间的所有政府。
许多观察家一向把“亚博卢”集团称作是自由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永远的反对派”组成的政党，认为它的薄弱环节在于它不参与政权。因为拒绝参加竞选联盟，这个党的成员甚至在州长的选举中都只能甘败下风。只有在小城市的市政府和个别市政机构中，“亚博卢”集团的成员及其候选人才能胜利。从意识形态看，“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是有亲缘关系的政党。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政党纲领的发言中讲道：“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是相互正视还是各顾一方，我们都具有同一种血型。我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在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客观上我们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我敢断言，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的基本要素也是俄罗斯所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家的世界观的基本要素，这远比他们的选民、群众性的民主选举人更加重要。我们与其他民主派之间尽管有分歧，但依然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讲话，无需把话讲完，就能互相理解。而我们和执政当局无论如何不属于一个种群。”
2002年和2003年春进行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有6％或7％的选举人准备投“亚博卢”集团的票。这一数据已经保持了十年，在四次选举中年年如此，这既证明了“亚博卢”集团的稳定性，也证明了它的局限性。
目前总共有15％的选民计划投右翼政党的票。右翼人士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中等实力的企业家、主要采取西方经营模式的大资本、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精英组织和团体以及一些人权团体。关于右翼政党联合的谈判尽管持续了多年，但还是无果而终。近几年，在这一政治阵营里又成立了几个新的党派：以诺夫哥罗德州州长米哈伊尔·普鲁萨克为首的新的俄罗斯民主党和两个自由党，其中一个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视为领袖，并接受他的资助。正是在右翼政治领域里，非常奇怪地连续发生令人震惊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事件，被害人是嘉莉娜·斯塔罗沃伊托娃、B．格罗夫列夫、谢尔盖·尤申科夫。2001年12月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党也自动进入右翼阵营，其中包括了几个规模不大的、不太有名的民主党派和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