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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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他在满洲和中国内地当过大商务机构的代表，他把这种工作同那种旨在改变日本政治体制的残暴血腥阴谋结合在一起。大川既是一个厌世绝欲的人，又是个奢侈享乐之徒；他既是一个有才能的狂人，又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和东条英机、木户幸一都陶醉于成功、沽名钓誉的行动计划，都喜欢被人奉承为‘大日本’的缔造者。”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精神变得恍恍惚惚。在5月3日上午开庭前，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认为他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于接受审判，请求做精神鉴定。但这个申请被法庭驳回了。
其实，大川周明刚被押入法庭时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的个头在日本人中间属于高个子，他长得瘦削，却又穿了件宽大的破西服，这使他显得更高更瘦。令人可笑的是，他身着西服，脚上却蹬了一双日本式木屐，走起路来“吱嘎吱嘎”不停地响，使全场人都对此格外注目。
法庭宪兵见此情状，上前命令大川周明脱掉木屐，大川周明顺从地脱去了木屐，可是他的动作没有停顿，竟又把身上的西服也脱下来，上身只剩下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衣。他将衣领敞开，露出了细长的脖颈，他的喉结上下不停地鼓动着。他这副模样使熟识他的人忍俊不禁。因为过去的大川周明可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人。
大川周明在法庭上茫然四顾，似乎不知道干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大川周明的身子在座椅上开始扭动。他解开上衣所有的扣子，用手不停地搔挠他那凹陷的胸脯，像在抓捉身上的虱子。
法庭庭长卫勃发现大川周明这番举动后，命令看守人员给大川穿好衬衣。站在大川身后的美国宪兵立即执行命令，将衬衣重新套在大川的身上。
但是不一会儿，大川周明又将身上的衬衣脱了，并且又开始了搔挠的动作……
美军宪兵便再度给大川穿上衣服……
大川再次脱下衬衣，美军宪兵再次将衣服给其套上……
这样反复了多次。整个大厅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大川周明和美国宪兵的身上，有人甚至发出了笑声，法庭庄重严肃的气氛被破坏了。
法官们被气坏了，严令美军宪兵制止大川的举动。那位宪兵便把手按在大川的肩上，用力地按住他。大川挣扎了一会儿，不知是累了，还是厌烦了同样的游戏，他回过头来对美军宪兵笑了笑，表情似乎在说：没事了，一切恢复正常。
大川周明不动弹了，法庭内又恢复了安静，但就在季南刚开始宣读起诉书不久，就发生了大川打东条的事情。庭长卫勃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
一个敏感的日本记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看吧，有好戏，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负责维持法庭秩序的宪兵将又高又瘦、疵牙嬉笑的大川周明带到了被告休息室。一大群记者立即围上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东条是个傻瓜，必须杀死他。”大川周明用英语慢悠悠地答道，“给我一支烟，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因为我只从空气中汲取营养。”看守他的卫兵证实，这个靠“从空气中汲取营养”的法西斯理论家已经连续72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们想看看我是怎么拍东条的秃脑袋的吗？”他开始拍一位日本记者的脑袋。伴随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成一片，他拍得也越来越响。
在梅汝璈的日记中，记录了法官们回到法庭旁边的会议室里的情景：我们退出后便到了会议室，一面喝咖啡，一面讨论大川的问题。结果是以多数通过了（大川周明律师的）申请。允许把他押回巢鸭监狱，由法院指定两个医生检验他的神经和身体状态，看他是否适于到庭受审。
第二天，卫勃庭长一开庭就宣布了法官们的意见，准许被告大川周明退庭去作精神鉴定。几天后，法医的精神病学病理鉴定被呈送到法庭。医学专家所做检查认定他患有精神病。报告显示：大川周明，1886年生，因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梅毒已潜伏30年。患者表现为高度兴奋、夸大妄想、视幻觉、不能进行逻辑思维、遗尿、记忆力和自我直观能力差。最后，法医断定：该患者无区分是非的能力。难以想像，这样一个人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父”。
法庭决定暂时终止对大川周明的审讯，保留对他康复后的审讯权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当时我是装的。”他说：“我怎么能让美国人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才骗过了美国军医。”
但是，梅汝璈却以深邃的目光始终保持了一份清醒，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大川周明时是这样说的：“在东条后面坐的是大川周明，他装有神经病，时时作想骚扰的样子。他是26名被告中表演得最滑稽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
在梅汝璈1962年开始写作的回忆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他对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表演曾经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大幕拉开：初次较量
大川周明的闹剧过去了，检察方面继续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共42页，用了两个庭审日才读完。
1946年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由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向法庭一一介绍了被告辩护团的律师们。为战犯们辩护的日本律师达百人，堪称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辩护团，另外，法庭还选派了25名“具有充分经验和资格”的美籍辩护律师加入被告辩护团。被告辩护组织庞大和辩护律师众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大特点，这也直接导致了审判时间被拖得很长，而且从事后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是日本辩护团在开始进行辩护时的既定方针：拖延战略。
按照既定程序，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
但就在这时，穿着日本军靴的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站起来给了庭长卫勃当头一棒。
他要求庭长卫勃回避。法庭气氛一下子变得骤然紧张起来。清濑一郎大声说：“我首先谈庭长卫勃阁下的回避理由。”卫勃问：“什么理由？”
清濑一郎说：“我们知道，卫勃先生曾经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因此，你已经丧失了公正客观的立场。”
卫勃马上说：“我认为我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作的调查和我作为审判长坐在这里，没有关系。本法庭宣布休庭。”
话音未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夺过清濑一郎的话筒说：“要是对法庭有反对意见，应该用书面形式提出。”但清濑一郎坚持讲话，要求卫勃回避。
卫勃打断了清濑一郎的发言，不让他再讲下去：“我不和你讲条件，现在休庭，要是其他法官想听这种议论，休息之后再来，我不来。”说完，卫勃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
清濑一郎说得没错，卫勃在来东京之前，的确曾经主持调查了新几内亚日军犯罪事实，而且对日本人在那个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了解很多。
梅汝璈在日记里记述了法官们在退庭之后发生的事情———老卫声明这件事关系到他个人，他愿意听候法官同事们的开会裁决。开会的时候他将回避。我们退到会议室，大家的神经都很紧张，尤其是清濑一郎似乎说过他对每个法官都有异议。
讨论时，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很是热烈，但我不能宣布或泄露会议上任何法官（我自己除外）的意见，因为我们开庭前都郑重保证：我们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必定依法秉公行使司法权力，绝无恐惧、偏袒、私爱，并且依照我们的良心，及最善之悟解行之。我们绝不泄露或透露我们法庭任何人对于判决或定罪之意见及投票，而要保持每个人之见解不可侵犯之秘密。这个誓约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
我们在紧张的空气中讨论的结果是：根据法庭宪章第二条，法官们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的推荐而任命的。既然如此，法官们自然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我们任何人的任免或是回避。这件事决定以后，我们请老卫来出席，把结果通知他。
法庭重新开庭，法官代表把会议的结果通知了在场的人，于是卫勃回到庭长座位，继续主持审判。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
法庭对被告继续作“认罪传讯”。
东京审判的是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因为其中3人或病死或发疯，所以实际只对25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第一个站起来回答的是荒木贞夫。荒木贞夫，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陆军大臣。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卫勃：“被告荒木贞夫，你认为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贞夫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聆听了起诉书，知道我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70年的生涯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璈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像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即小声提醒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
荒木贞夫：“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最后一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全部指控，我，认为，无罪。”
尽管站在法庭上的25名战犯都罪恶滔天，但他们并不甘心认罪。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然而，被告辩护团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认罪传讯结束后立刻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对此，首席检察官季南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反击。他提醒人们：“同盟国是用武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缔约国，在那个国际条约中，明白无误地规定了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有资格对日本战犯进行指控并进行审判。至于个人，在处罚所有战争犯罪行径中，包括审判战争的发动者，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检察官还指出：这批战犯所指挥的军队，对世界各国的无数生灵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迫害，世界的和谐在这批战犯手中破灭。对如此天理不容的战犯，绝对不能够纵容。审判的目的是主持正义，而这个审判也不同于一般的审判，因为我们要从毁灭中挽救全世界。我们为了文明而开始战斗！检察官铿锵有力地结束了发言。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异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国际检察局“打出”第一张牌
铁？摇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一开始就充满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火药味十足。英美法系宽松的审判方式渐渐让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团有了信心和斗志，法庭上的证据成了左右这场较量的重要砝码。究竟谁输谁赢，还要看谁在法庭上能提出更有分量的证据。因为，有没有证据，证据是否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惟一标准。
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就一直为错综复杂的法庭斗争感到担忧。
在美国人占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对美国发动袭击的那些日本战犯，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对他们的证据搜集得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审判中，美国政府极力操纵法庭，提出了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罪责。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的罪行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还是维持着千百年来形成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老理，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审判一开始，中方代表就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在战争中，中国受日本侵略危害最重，大半河山被日军践踏，千百万同胞惨遭杀害，亿万财富被劫掠焚毁。而今，在国际法庭的审判席上，中国却拿不出证据审判那些曾横行中国的战犯。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深感若不能严惩战犯，真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于是，向哲浚的秘书裘劭恒频繁地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到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
